第五章 共御强敌4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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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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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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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394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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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未来那股在佛朗哥获胜不数年间即将击败法西斯势力的力量,却因西班牙内战而略具雏型。从中我们也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组合:各国联合战线,从爱国保守人士开始,一直到社会革命分子,共同作战,以求击退国家的共同敌人,同时也促成社会的再生。对二战胜利的一方来说——甚至包括英美两国在内——此战不仅只求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也为了替人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众人急欲返回1913年的世界;可是二战中人却没有一人梦想回返1939年——甚或1928、1918的年代。大战中在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政府,虽然处于紧急的战局,同时也全力推动社会福利及全面就业的政策。主张这项政策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repor,编注:即《社会保险及联合服务报告》,是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安全制度)问世于英国仍处于大战黑暗时期的1942年,却也并非偶然。在美国对战后草拟的政策里,对于如何防止希特勒式的人物的再起,也只是附带提上一笔。致力于战后计划的美方人员,他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投注于如何从大萧条及30年代中取得教训,使这类悲剧不再重演。至于被轴心国占领的国家,在地下抵抗运动人士中,解放与社会革命更是密不可分,至少也该有重大变革。更有甚者,从东到西,战时被德国占领的所有欧洲国家,胜利后新起的政府都属于同一性质:它们不带任何特殊意识倾向,却属于集合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国民结合。有史以来,欧洲政坛之上头一次出现了共产党员与保守人士、自由分子、社会民主人士,并肩共同组阁执政的情况。但是这种状况,自然难以持久。


罗斯福与斯大林,丘吉尔与英国社会主义者,戴高乐与法国共产党,这些人当然是因面对共同威胁方才携手。但是十月革命的支持者与其死敌之间,彼此的敌意及疑心若未减低,势必无法达到这种难能可贵的共事程度。西班牙的内战,即为日后的合作预先铺了路。在自由派总统及总理领导之下的西班牙政府,面对将领叛变,不得不向外求援,但是在宪法上及道德上,它毕竟是西班牙合法的政府。此事甚至连反革命的政府也不能否认;而连那些为保全自己而背叛西班牙政府的民主人士,也不免有愧于心。西班牙政府坚称——甚至连对其影响力日深的共产党也如此表示——社会革命其实非其目的。而共和政府在其能力范围以内,的确也会尽力控制并扭转革命造成的结果——此事实在大出革命狂热分子所料。共和政府与共产党都坚称,内战的症结问题不在革命,而是如何维护民生。


有趣的是,这种立场并非仅仅出于机会主义,也不是如极左派所指控的那样是一种对革命的背叛。它反映了一种微妙转变的心态,由起事作乱,过渡为渐进主义;由对立冲突,过渡为谈判调停;甚至经由国会选举,达到掌权之路。看看西班牙人民对政变的反应——显然多是倾向革命——共产党发现了一项新的防卫策略。这项策略,本来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后,因对付共产党运动而采取的应急措施,现在却因此为革命大业创造了新办法。即在战时政治及经济的特殊情况之下,反而促成一种“新型民主”的产生。支持叛军的地主和资本家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他们的产业,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却是因为他们叛国。经济结构既然发生变化,政府便得进行规划,必要时加以接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缘故,却是由于战时经济的必要。照此发展下去,最后若获胜利,如此这般的“新型民主,势必成为保守精神的死对头……为西班牙工人群众在未来的政治经济夺权上提供莫大的保证。”(ibid,p176)


因此在1936年10月间共产国际颁发的小册子中,对于1939-1945年间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政治面貌有相当正确的描述。这将是一场欧洲大战,由各界“人民”、“国家阵线”政府、地下抗敌联盟共同发起,并将在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之下进行。战争结束之际,由于资本家的产业均被征用——被征用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作为资本家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们是德国人或通敌的缘故——被占领区的群众力量势将获得极大进展。事实发展,果不其然。在中欧和东欧的好几个国家里面,战争之路果然由反法西斯直通“新型民主”的大道,共产党更在新型民主里当家作主。不过在事实上,一直到冷战爆发之际,这些战后新政权并没有立即脱胎换骨向社会主义制度大转弯,或以全面消灭政治多元及私有制为目标。至于在西方国家里,多年的战争及最后的胜利虽然也为社会及经济带来类似的冲击,但是政治气候则截然不同。西方国家于二战后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并非出于民众的压力(这一点与上一次战后不同),而是因为政府本身在原则上认为应该进行改革——这些政府,部分是由原来的改革派人士当家,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部分则是由各派反法西斯地下抗敌运动发展而成的改革派,及国家复兴党派组成。简言之,对抗法西斯之战,最终都归向左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