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5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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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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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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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82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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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革命的动力,主要在其共产党形式的组织,也就是列宁所谓的“新一类党派”。列宁这项创举,可说是20世纪社会工程的伟大发明,可以与中古时代基督教会的僧侣制度及各式神职组织相媲美。组织虽小,效率却出奇地高,因为党可以向成员要求完全的牺牲奉献。纪律之严,胜过军队。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任何代价,执行党的意志决策。高度服从奉献的精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然而,这种“革命先锋党”的模式,与他致力推动的革命(他所推动的革命,偶尔也有成功的例子)之间的关系却不甚清楚。唯一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此模式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以及战时),方才确立。因为列宁党派本身,其实是以少数精英领袖(先锋)的形式起家(当然在革命胜利之前,他们号称的是“反精英”),可是革命,正如1917年的例子,乃是群众所为。革命一旦爆发,燎原之势,不论精英还是反精英,都无法控制全局。事实上,列宁模式吸引的对象,往往是社会上原有精英阶级的年轻一辈。这种现象,以第三世界为明显:优秀青年大量加入组织,壮烈进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间或也有成功的例子。30年代,巴西共产党势力大为扩展,主力即为原地主家庭统治阶级的年轻知识分子,及下级军官大批加入所致(marins,1894,pp33903397)。


但在另一方面,对真正的“群众”来说(有时也包括那些积极支持“先锋组织”的人士在内),他们的感受,却往往和领袖们的意见相抵触。尤其在真正大规模群众运动时,矛盾更明显。正因为这个缘故,1936年7月西班牙军方叛变,起来反抗当政的人民阵线(popurfron)政府,立刻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掀起社会革命。好战分子,尤其是鼓吹无政府思想的人士,自然纷纷着手将各地的生产组织集体化。但是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却一致反对,而且,只要抓住机会,便尽可能取消公有,恢复原来的制度。公有制的优劣,至今仍是当地政治和历史学界讨论不休的话题。这次事件同时也掀起一阵反偶像、抗旧习、杀教士、反圣职的风潮,情况之烈,空前绝后。其实自1815年发生大骚乱以来,以教会为发泄攻击的对象,就成为群众闹事活动的一部分。那一年,巴塞罗那(barcelona)市民因为不满某场斗牛的结果,火烧教堂泄愤。这一回,则大约有7000名神职人员惨遭杀害——几乎是该国神父僧侣总数的12%~13%;不过西班牙修女人数更为庞大,7000名只占其微不足道的比例——仅在东北地方的加泰罗尼亚(caalonia,亦即gerona)教区一地,就有6000余座圣像遭到破坏(hughhomaspp270271;mdelgado,1992,p56)。


这次恐怖事件造成两声余响:西班牙革命左派的领袖及发言人,纷纷出面抨击群众行为的不当;虽然在骨子里,他们自己也是狂热的反教会分子。甚至连那些一向以憎恶教士出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闹得太过分了。可是对参与闹事的民众而言,包括许多当时在场旁观的人在内,看法却完全两样。他们觉得,革命就是要像这样才叫革命:永远地、而不是一时象征性地,推翻社会原有的秩序、原有的价值。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做法,都属次要(mdelgado,1992,pp5253)。领导人当然可以一味坚持,革命的主要敌人是资本主义,而非可怜的教士。但群众可不这么想,他们的看法彻头彻尾就不一样。(换到另一个不似伊比利亚半岛如此男性化肌肉型的社会里,群众政治是否也会这样疯狂地残杀旧偶像呢?这其实是一个不顾事实没有答案的问题。不过,若对女性态度认真研究,也许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吧。)


事实证明,所谓革命发生,政治秩序解体,偶像权威崩溃,街头百姓完全靠自己(妇女也在内,如果男人让她有这个自由的话)的这种革命形式,在20世纪里可谓绝无仅有。即使连最接近这种情况的事例,也不例外,1979年伊朗政权在革命之下骤然崩解,德黑兰群众一致起来反抗国王,虽然绝大多数都属自发的活动,却不是完全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多亏伊朗固有的伊斯兰教组织,旧政权刚灰飞烟灭,新政权就已建立。虽然它得再花上一点时间,才真正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见第十五章)。


另外一件事实则是,自十月革命以来,除了某些地区性的突发事件以外,20世纪在各地发生的历次革命,通常若非由突发政变(多数几乎均属军事政变)夺得首都所致,便是长期武装抗争(多为农民运动)的最后胜利。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军旅生涯往往为那些受过教育、却缺乏关系和财富的优秀青年,提供了开创一番大事业的出路。在这些卑微出身的低级军官中间(有时甚至连士官阶级也在内,不过比较少),同情激进派及左翼者甚为普遍。因此因政变起头的革命,往往在如埃及[1952年自由军官革命(freeofficerrevoluion)],以及中东地区的国家出现(1958年的伊拉克,50年代以来不时发生革命的叙利亚,1969年的利比亚等等)。在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史中,军人更是不可或缺的主角。虽然他们夺权的动机,很少是出于明确的左翼立场。就算发动之初,确实出于左倾意识,却鲜见长期的坚持。不过1974年,葡萄牙曾发生一场军官叛变,使观察家大为惊异:一群年轻军官,对葡萄牙长期从事的殖民地保卫战感到幻灭而走上激进,起来推翻了当时世上掌政最久的右翼政权,是所谓“康乃馨革命”(revoluionofcarnions)。与军官们联手出击的队伍,包括地下组织的共产党人,以及五花八门的马克思派团体。但它们之间的联盟最终分道扬镳,总算使欧洲共同体成员松了一口气。事后不久,葡萄牙也很快加入欧盟的组织。


至于发达国家,由于其社会组织、意识传统,以及军队肩负的政治功能与第三世界不同,具有政治野心的军人往往向右翼靠拢。至于和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合作,却不合他们的个性。诚然,在由德军手里收复法兰西帝国各殖民地的战斗中,前帝国在当地训练的部队战士——他们被升为军官的人数少之又少——往往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前法属殖民地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就是最显著的例子),然而,这些在二战当中与戴高乐(degaulle)麾下的自由法国部队(freefrench)并肩作战,而且人数占多数的殖民地士兵,战时战后,却都尝到了相当失望的滋味。他们不但经常地受到歧视,而且跟其他多数不属戴高乐派的法国地下抵抗人士的命运一样,战事一结束,马上就被打入冷宫。


在法国光复后举行的正式胜利游行队伍里面,自由法国部队显示的肤色,远比真正为戴高乐派赢得战斗荣誉的成员“白”得多了。总而言之,当年虽曾有过5万名印度士兵加入日本人策动的印度国民军(indiannaionalarmy),但就整体而言,为帝国势力效命的殖民地人的部队,即使在当地人领导之下,也始终对帝国忠心耿耿。最起码不曾带有任何政治的色彩(mechenberg,1992,pp141-145;mbarghavaandasinghgill1988,p10;rsareen,1988,pp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