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无能的力量(2)

作者: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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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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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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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792字


第二天,我们还是拍摄孩子。


板烈小学有两百四十名小学生,一百八十名是住宿生,很多孩子从四岁起就住在学校里,一个宿舍里七八张床,半数的床是空的,因为小孩子选择两个人睡一张床,为了打闹,也为了暖和。家里给带的倒是最好的红绿绸被子,久无人洗,被头上磨得又黑又亮。


孩子们的衣服大多是父母寄来的。问父母怎么知道他们的身高,其中一个说:“我一米二,我用折尺量的。”另一个孩子的球鞋,是自己上集市买的,十八块钱,用粉笔描得雪白,明显超大,两只脚尖对得很整齐搁在床下。


卢安克不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他没有教师许可证,不能教正式的课程,只跟孩子们一起画画唱歌,生火做饭,修被牛踩坏的橡胶水管,周末也陪着他们,下过雨的泥地里,从高坡上骑自行车冲下来,溅得一身烂泥。


这些小孩子性情各异,但都黏着卢安克,一条腿上横着躺四个孩子,叽叽呱呱叫他“老爸”。我试图看这是不是孩子在外人面前的攀比心理,发现不管我们在不在他们视野里,都一样。


学校中心有一棵木棉树,有些年头了,长得高又壮,他们仰脖看:“卢老师,你说大马蜂窝会不会掉下来?”


“不知道。”他慢声说。


有个孩子揪着他往下坐,把衣服袖子拉下来老长,卢安克就歪站着。孩子问“大马蜂会不会蜇人”,一个门牙上粘着菜叶的家伙嬉笑着戳他:“蜇你。”


他两个扭打翻滚在一起了,卢安克也不去看,跟剩下的几个继续聊马蜂的事。


我打心底羡慕这些孩子……不是羡慕他们和卢安克的亲密关系,是羡慕他们合理自然。他们的一举一动不用去想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感情就释放出来,无拘无束。


人多的地方总有老范,她也围着卢安克:“木棉树什么时候开花啊?是不是鲜红鲜红的?安克你有没有开花的照片给我拍一下,安克……”她才不管他的反应呢,倒也欢天喜地。


我远远地看着他们。我的任务是采访这个人,我也想接近他,但一旦在他面前,我就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这东西我熟悉多年,一向靠它保护,现在却让我窘迫不安,进退不得。


主采访总要开始的。


事后我想,我们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放弃了平常在屋子里打着几盏灯,布置好幕布,反光板反射着脸的布景,而是把采访地点放在了卢安克常去的高山之上。他和孩子有时一天在群山里走几十公里,这些山上除了草之外什么都没有,累了就在空空的天底下睡一场。


扛椅子上山顶的时候,学校的领导说大冬天的坐外头太冷了。冷就冷点吧,如果不坐在土地上,手里不能抠着地上的草茎,我觉得我心里一点劲儿都没有。


山脚下是小学校,我和卢安克坐着小板凳,脚边放着一只破搪瓷盆子当炭盆。他没袜子,穿着当地老农民


那种解放鞋,鞋帮上的洞看得到脚址。我想问一句,他温和地说:“不要谈这件事。”机器上的小红灯亮了,摄像给我一个手势,一切必


须开始了。我从卢安克的经历问起,觉得这样有把握一些。“当年在南宁发生什么了?”“我记不起来了。”“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沉静地看着我,很多次重复这两句话。我脑子里有个“嗡嗡”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


了,马上就要失败了。”我又问了几个问题,问到他为什么到农村来,他说:


“城市人思考的速度好快,我跟不上。”“那个快会有问题吗?”卢安克说:“我就是跟不上。他们提很多问题,我没


办法思考,慢慢地来,他们早就已经到下一个话题了。”他并不是影射我,但我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我还勉强地接了一句:“嗯,还没弄清


问题就往下问?”


卢安克:“嗯,或者早就巳经告诉我答案了。”


后来,我几乎没有勇气看自己在这个镜头里的表情,人内心被触到痛处会脸色发白。


我想起之前曾经有电视台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说:“你要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后来没有播。我明白了那个采访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后来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媒体的常规经验,在卢安克面前是行不通的。


他不是要为难谁,他只是不回答你预设的问题……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


我放弃了。


脚底下的炭噼啪作响,每响一下都是小小的通红的崩溃。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手里写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土崩瓦解。


卢安克忽然说:“昨天……”


我抬起头看着他。


“……我们去那孩子家,那时候正烧火。你说你冷了,他很认真的,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后来他发现,你是有目的的,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有做事情的镜头,有火的光,有等等这样的目的。他发现的时候,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不愿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他不愿意。”


我连害臊的感觉都顾不上有,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下碎了:“是。咋天晚上还想了很久,我想一定是我出问题了,但出在什么地方呢,我就问她。”我指指站在边上的老范,“她安慰我,说不会的,她觉得他很接受我们了。我说不是,我说接受我们的孩子不会是那样的一个表现,一定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卢安克说:“他怪我带你们上来,说要把我杀了。我也觉得对不起他,就跟着他跑下去了。”天哪。


我说:“我很自责,我觉得我做错了,我都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


“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


“空的?”


“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那是假的。”他的声音很慢,我从没听过一个人在镜头面前的语速这么慢。


“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我喃喃自语。


“这个很奇怪,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


“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是在于说,我们是……”不,不要说“我们”了,不要再伪装成“我们”来说话了,“……我是成年人,这些经验成为一种障碍,我能够意识到它,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把学生的事情当成认真的,自己的事情不要有目的,我觉得就可以。”


他看着我,因为太高,坐在板凳上身体弯着,两手交握在膝盖前方,看着我,眼窝深得几乎看不清眼里的神色。


记者是一个观察人的职业,这个职业保护我几乎永远处在一个主动的位置,一个让自己不动声色的壳里。卢安克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也没有寒暄过,他是我采访的人中对我最为疏淡的一个,但在他的眼光下,我头


一次感觉自己的壳被掀开,蜗牛一样脆弱细嫩地露出头来。我问他,村里有人说你不喝酒,不抽烟,不挣钱,


不谈恋爱,问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乐趣。他笑了:“有比这更大的乐趣。”“什么乐趣?”“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能举个例子吗?”他又笑了:“咋天弟弟接受你采访的时候也是乐趣,


我观察他对你的反应,我理解他。看到有的情况你无能,


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情况,这也是乐趣。”我也笑起来了。按理说,被人洞察弱点,是一种难堪的境地,但我


并不觉得羞臊或者沮丧。那是什么感觉呢?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采访已经无所谓了,镜头好像也不存在,我鬼使神差地讲起我小学近视后因为恐惧把视力表背熟的故事,说了挺长一段。我以前约束过自己,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人个人感受这是我的禁忌。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崩溃的红光中粉碎了。看节目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讲这段时目光向下,很羞涩,跟我八岁的时候一样。


我已经顾不上周围都是我的同事:“因为我最大的恐惧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会被挑出来站在什么地方。大家说,看,她跟我们不一样。怎么才能克服这种恐惧?”


他说:“以前我不想见记者,不想给别人看到我做的事情。后来我看到曼德拉说的一句话,他说,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并让别人看到,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然后很多人都会这样去做。因为这句话我才考虑接受你们的采访。”


卢安克刚来板烈村的时候,村里有人认为他是特务,有的拉他去政府跑项目,有的倫走了他的钱和手电,他什么反应都没有。“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没用的人。”他说,“这样我就自由了。”


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年,走在村里,老太太们把背上娃娃的脸侧过来给他看看,眯眯笑。成年男人不多与卢安克说话,没人斜眼觑之,也不上来搭话,两相无事。


采访间歇,村长出面请我们在自己家里吃饭,让媳妇涮了个大火锅子,肥羊肉片,炒各种羊腰子、羊杂。村长是个大嗓门的汉子,喝几杯粗脖子通红,挨着劝我们几个喝酒,劝法强悍,但不劝卢安克。


这里土地瘠薄无法保水。大石山区还有人用一根铁丝,从高处山岩石缝中将一滴滴水珠引进山脚下的水缸里。老百姓在石头缝里种出来的玉米才一米高,结出的玉米棒还没有拳头大,常常只用来酿苞谷酒。我们在路上多见到醉汉,卢安克说他曾经反感这里的人总是喝酒,后来他理解这些成年人,跟打打杀杀的孩子一样,“情感得不到发挥,生活不允许,如果太清醒,太难受了。”


现在他与这些人“互相理解”:“他们也不再劝我酒。”


卢安克从汤里拽了几根青菜吃。村长跟他老婆说:“去,给卢老师炒个鸡蛋。”


他不吃荤,平常吃的跟他的学生一样学校太穷,各家也是,一个学生一星期的伙食费是两块钱,孩子每天的午餐盒里,米饭上只盖着一个菜红薯叶。十岁的孩子,看上去只是六七岁的身高。


我和老范曾经想买哪怕最便宜的粗棉线袜子寄给卢安克,因为村里买不到合适他大脚的袜子,但他不同意,认为给这里任何东西,都会让学生之间不平等。


他靠翻译书和父母的资助活着,每个月一百块的生活费。


饭桌上我提到,县里的官员托我们说,要给你开工资。卢安克拒绝了,不加解释。他在博客里写过一句话:“我不敢向学校要工资,因为我怕学校向我要考试成绩。”我问他:“你不喜欢物质吗?”


“不是不喜欢物质,我喜欢自由。”


他四十多岁了,在广西山村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人,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孩子,一个人走在山里,有时困了就睡在山头。


我在傍晚走过这里的山,南岭山系从西南倾斜下来,山高谷深,红水河在陡峭处不是流下来的,而是整条河咆哮着挣脱牢笼从高处跃下。天快黑的时候,庞大的山脉乌沉沉无声无息,红壤上草木森森,浓烈刺鼻的青腥之气,偶尔可见的一两星灯火让人更感到孤独。


我问他:“你想要爱情吗?”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没经历过。”我心里一紧。


他接下去说:“我在电视上看过,觉得很奇怪。”


“奇怪?”


“电视上那种爱情故事根据什么产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一个人属于我’?我想象不出来这种感受。”


他说过,他能够留在中国,很大程度因为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他的父亲以教师的身份退休,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他的双胞胎哥哥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妹妹七年中一直在非洲纳米比亚做志愿者。


我问:“可是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我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这好像是天性吧?”


“他们属于我,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是不一样的。一种能放开,一种是放不开的。”


“能放开什么?”我还是没听明白。


“学生走了,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没有什么依赖的。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对方想走很痛苦的。”


“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


“不。”


我可以从智力上理解这句话,但人性上我抵达不了。我问:“这样的自由你能承受吗?”


他微微一笑:“我愿意。”


我不能理解一个人能够不受人类天性的驱策,照他的经历来看。


一九六八年九月,他出生在德国汉堡。小时候,他跟双胞胎哥哥都很内向,不管别的小孩怎么欺负,都不反抗?他写过:“这些痛苦也不是没有用,从痛苦的经历中我得到将来面对问题时需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