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2)

作者: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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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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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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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3982字


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我越听心底越冰,把结尾一改再改,但已无能为力。


年底晚会上,同事模仿我,披条披肩,穿着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两条腿纠结在一起坐着,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用手一拨,摸着男生的手,细声细气地采访:“你疼吗?真的很疼吗?真的真的很疼吗?”底下哄笑,都认同是对我的漫画像。


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印花纱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我别扭坏了。按我原来花里胡哨的文艺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节目的习惯写,我又写不来。一遍又一遍,都过不了关,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


每次重录的时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灯光、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也不问,沉默地隐忍着。录完,我不打车,都是走回去,深一脚浅一脚,满心是对他们的愧疚。


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刚来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后一排边上。崔永元回头看见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第一排正中间他的位子上,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这样的人。有个场合,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进来了,在饭桌边坐下来,什么也没说,但谁都不敬了。


这就是他。


那几年评论部的内部年会,看崔永元主持是我们的狂欢,看他在台上手挥目送,戏谑风头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领导开涮。也就他能修理陈虻,说:“陈主任站起来。”


陈虻被群众打扮成日本浪人,头顶冲天辫,重重叠叠好多层衣服,半天才撑着大刀勉强站了起来,群众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压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诞字符,只有一个中国字是“钱”。小崔说:“这些字怎么念,陈主任?”


陈虻踅摸了半天:“不认识。”


“哦,陈主任连钱字儿都不认识。”


“再给你一次机会。”他说,“这些字里头你认识哪个?”


陈虻这次答得挺快:“钱。”


“哦,陈主任原来只认识钱。”


大家吹口哨,尖叫。陈虻手扶着大刀也跟着乐。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别一根签字笔,揣一颗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开说,每次录节目,开场前心里焦虑,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头。


我见惯了强人,他这点儿软弱几乎让我感激。


我在台里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个。那时候好像就我和他单身,办公室雷姐还想撮合我俩。我看他一眼,年岁倒是不大,但长得吧……他自己说早上洗完脸抬头看镜子,差点喊“大爷”。有一次在地铁,他死盯着一个姑娘看,最后那姑娘犹犹豫豫站起来要给他让座。他真诚地对我说:“我从小就长这样,等我四十的时候,你就看出优势了。”


他学中文的,在新闻评论部内刊上写文章,题目就是他的梦想,叫“饭在锅里,人在床上”,不免被一干做新闻的人讥笑。开会谈节目,他开口,一屋子人就摇头笑“人文主义者”。别人都做时事类节目,元首访问什么的,讨巧,也好做,他偏做生僻的,有一期叫“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有位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专业人士和普通人都觉得可笑,但这人在节目中说:“小人物也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别人笑,史努比只自嘲,从不反击,也没见他对人凶恶,我有时觉得他有点近于怯懦,他只说:“道德,不是没有弱点,而是看清它,然后抑制它。”


有次聚餐,在一个吃东北菜的地方,都喝得有点儿多了,有人大声呼喝,有人往地下砸瓶子。他也喝高了,摇摇晃晃蹲在地上捡碎片。我去捡的时候,听见他嘟嘟囔囔:“什么是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就是不往地上砸瓶子。”


那时候,他手头正青黄不接,每天拎着单位发的纸袋子,装着泳衣和盗版碟,游完免费的泳,吃完免费的三餐,回家看五张盗版碟,发工资全存建行,每天坐公交车时看着建行的大招牌,“有种深沉的幸福”。


就是这么个人,看我很不得意,居然花钱送给我一盆花。是他上班路上看到地铁口挤了好多人,想着肯定


是好东西,挤进去一看,是从天安门广场上撤下来的国庆菊花,板车上放着,一块钱一盆。很贫贱的小黄菊,他小心翼翼地放我桌上,作陶醉状深嗅一下,差点熏一个跟头。


中午开会大家评我的节目,他最后发言:“大家都说‘好的我就不说了,我提点儿意见’,好的为什么不说呢?好的地方也要说。我先说……”


我看他一眼。


他私底下爱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料了,不真实。”


我白他:“怎么了?”


“过分得体。”


“什么意思?”


他来劲了,比比划划:“要像打枪一样。有句话,叫


有意瞄准,无意击发。要有这个‘无意’。”挺神的反正。后来,史努比跟我说过,看我当时真是吃力,天天


采访前挨个打四十分钟电话,每次采访都在本子上写一百多个问题。化妆的时候还斜着眼继续写,化妆师一边抖抖地画眼线,一边叹气:“我看人家别的主持人这时候拿本金庸看,你怎么这么紧张?”到录的时候,我就照着本子上的问题往下问,听不见对方说话,只想着自己的下一个问题。


绳子越缠越紧。


大老杨是摄像,录完节目大雪里送我回家,他说姑娘你可得加把油啊,领导说扶不起来就不扶了。


当时“时空连线”首次使用连线的方式让三方嘉宾评论同一新闻事件,试图创造争论和交锋的空间。这个技术刚开始试,还没办法在演播室里实现三方在屏幕上同时出现,只能用电话采访,摄像在现场拍下他们说话的镜头,回来合成画面。在演播室里我盯着空荡荡的屏幕方向,只能在耳机里听到三位嘉宾的声音。


“往这儿看。”摄像引导我往黑暗里望,做出与三个嘉宾交流的眼神,“要有交流感。”我只好每个问题都配合点眼神儿,身体也跟着拧,装作在跟谁交流,营造一种气氛。光拧这个身子就能把我弄个半死。


摄像“咂”一声:“你眼里没有人。”


我不服气:“是,那些嘉宾的人影都是后期加上的,我根本看不见他们。”


“不是这意思。”对方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慢慢的,我已经不会写东西了,拿张纸对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再过一阵子,我连话都不会说了。在餐厅遇到“新闻调查”的张洁,他说他理解这感觉,说他拍过一个片子,白血病人晚期的治疗要把身上的血全抽出来,再换成新的。我血已流光,龇出一个纸一样苍白的假笑看着他。


再后来,我干脆出溜了。以前当观众时,老讥笑别人八股腔,现在当了主持人,用得比谁都熟练,每天结尾我都说:“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早日到来。”


这话是不会错的,然后我就可以卸妆下班了。梦里我又回到小学四年级。八岁的我站在教室走道里,一只手捂着左眼,一屋


子同学都埋头看书。老师拿一支小棍,点着视力表的最底下一行。这是我小时候最恐惧的场景,直到现在,看到视力


表还感到条件反射式的恶心。我早就近视了。但谁也没看出来。我站在过道上,非常冷静,食指上下翻飞地指着。我已经把最后一行背熟了。老师把小棍一放,埋头边写边喊:“一点五,下一个。”……现在我跟大家一样了。谁也没注意到我,我不动声色地回到了座位上。


眼前黑板上的字,我什么也看不清。


有一天穿过客厅,看见电视里“经济半小时”有个记者正在采访刚当了县长的牛群。这记者叫陈大会,真是职业杀手,快、狠、准,剑光一闪,夺命封喉。我端着饭碗站在那儿一直看到完。


业内对他的采访有争议,但都承认他勤奋:“他是第一个细心研究国外节目的采访记者,把节目像拆螺丝一样拆开,每一个导语,每一个问题,包括每个表情和姿势,都模仿研究。”


我把他的采访,还有法拉奇、拉里·金……能找到的都打印下来塞在文件夹里,提问抄在小本上,采访前常常偷换一下问题的内容就直接用。江湖上的小女生,以前那点儿华丽的水袖功夫,上阵杀敌时一概用不上,只能老老实实蹲马步,照猫画虎。


我遇见陈大会,他说要小心身上的毛病,不要到了三十多岁改不过来,在连线采访中,要心无旁骛,不要管这节目到底要什么,不要去管什么气氛啦交流感啦、不要冷落任何一个嘉宾啦这回事。“你就记住一点,”他说,“新闻本身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接近新闻的核心,那你这期节目就让他一个人说话,其他两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也无所谓。”


我迟疑:“嘉宾会不舒服吗?”


“他们舒服不舒服不重要,记者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


他这话让我心里动一下,但我根本没这勇气,我像只粽子一样被死死绑住。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状态:“跟你讲个事,一九九六年的时候,‘东方时空’开会,制片人问大家,咱们‘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最差的是谁?xx还是陈大会?”


我开始向他学,但是这种拣本《葵花宝典》闭门自修的方式,很容易就向邪路上去了,以为厉害的记者就是要把别人问得无地自容。


遇上一个新闻,两名陕西青年组队骑自行车飞越长城,有一位失去了生命。我策划了一期“飞越的界限”,采访遇难者的队友和教练,他的队友在节目里朗诵爱国的诗,我问:“你就是想要那种特别来劲的感觉吗?这比命还重要吗?……这是不是草台班子?你们是不是炒作?……”


录完后同事奇怪我的变化:“哟,这次挺尖锐啊。”我还挺得意。


李伦当时是“生活空间”的编导,给我发了条短信:“你把重心放错了吧?”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看到《南方周末》上刘洪波评论这期节目:“电视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他认为责问的对象应该是负责安全审查的管理部门,用不着只拿当事人取笑。


网上有观众写看完这节目的感受: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


过了好几年再看这期节目,提的问题还在其次,那个坐在台上、一头短发、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讥诮。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满满腾腾都是杀气。


我那点儿本来就少的观众说:“本来觉得你还有点亲和力,现在不太喜欢你了。”


央视南院食堂,每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时空连线”,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的?你可别让我丢人。”说完把电话挂了。


他骂人的这个劲儿,史努比说过,让人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骂的都是对的。


他审一个人的片子,审完把对方叫过来,问人家多大岁数了。对方莫名其妙,问这干嘛。他说:“看你现在改行还来不来得及。”


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血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说:“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倒是对我温和点了:“你得找到欲望。”


“我欲望挺强的呀。”我回嘴。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


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我妹,设计问题时有点用,尽量从常识出发,但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我声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


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我不作声。我问医生朋友:“为什么我呼吸困难?”他说:“情绪影响呼吸系统使呼吸频率放慢,二氧化


碳在体内聚集造成的。”“有什么办法吗?”“嗯,深呼吸。”上楼的时候,我深呼吸;下楼的时候,我深呼吸。


我看着电梯工,她松松垮垮地坐着,闲来无事,瞪着墙,永远永远。我强烈地羡慕她。上班时只有在洗手间,我能松垮两分钟。我尽量延


长洗手的时间,一直开着龙头,一边深呼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失败者的味儿,再这样下去谁都会闻出来了在动物界,你知道,只要你散发出那样的气味,几乎就意味着没有指望了,很快,很快,就会被盯上,毫不留情地被扑倒在地,同伴会四奔逃散,甚至顾不上看你一眼。


那段时间,临睡前,我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书,不知哪儿来的满是错别字的盗版,书皮都快掉了。


很多年后,我看到了它的续集,愤怒地写信给作者。我说你这续集里蹩脚的狗屁传奇故事把我心里的史达琳侮辱了。那个吃着意大利餐、欣赏油画、跟食人魔医生谈童年创伤的女人根本不是她。


在我心里,她一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二十四岁的实习生,说话带点儿土音,偶尔说粗口,没有钱,穿着一双不怎么样的鞋子,孤身一人去调查杀人案,监狱里的疯子把精液弹到她脸上,参议员认为她偷了自己女儿的珠宝,她知道失败和被人看轻是什么滋味。


可是她左手可以一分钟扣动七十四下扳机,胳膊上的筋脉像金属丝一样隆起,卷起袖子去检验那些腐败的死尸,对认为她只是依靠姿色混进来的男人说“请你们出去”。


她曾希望在fbi这个大机构里得到一席之地,但最后她不再为身份工作,“去他妈的特工吧”,她只为死去的人工作,在心里想象这些被谋杀的女人,跟她们经历同样的侮辱,从刀割一样的感受里寻找线索。


人在关口上,常是一些看上去荒唐的事起作用。在演播室开场之前,我很多次想过:“不,这个用塑料泡沫搭起来的地方可吓不着史达琳,这姑娘从不害怕。”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


每天给各个部委打电话联系选题。大老杨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但居然联系成了。录节目的时候他负责拍摄,冲我默一点头。我心里一暖。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录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


就这么熬着,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我在桌边坐着,恶狠狠地一直等到七点。电话通了,陈虻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我以为是认出了我。


“瘸子。”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节目这么播了一期又一期,常被转载,也拿到一些奖,过得宽松点儿了。但我说不上来自己的感觉。默多克说,新闻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我心里知道我不爱扎堆。


小时候,我有个外号叫“柴老总”,因为老是“总”着脸,山西话。大人们例行逗孩子取乐,捏个脸啊,亲一下,说“笑一个”什么的,我总面无表情看着对方,弄得很无趣。谁喜欢一个不叽叽喳喳的小孩儿呢?


“你不可能是个好新闻人。”有同行直言不讳地对我说。


“什么是?”


“爱打听,好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