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2)

作者: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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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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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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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842字


小崔拿过话筒说了一句:”我想补充一点,我听出一点危险。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的叙述。你之前听到的共产党把日本打败,还是国民党把日本打败,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不管这个事。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诡异。”


他说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没有那个味道,他和他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兴趣。“去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它在最后写一句‘本书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陈虻某天在楼下碰到我,说:“我今天琢磨出来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要服务,不要表达。”


这话没头没脑,我也不知怎么搭腔。


他说刚才在讲课,有个人问他:“我们这工作,如果只是记录一


个人的生活,跟着他走,我们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没有意义啊?”


他生气了:“他活着,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达思想的一个道具,他活着才没有意义呢。别在生活里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里发生的东西。”


他说:“别瞧不上服务这两个字,描述复杂比评论简单难多了。”


九六年他去日本考察时,曾与《朝日新闻》的人讨论如何写评论,对方说:“现在早过了我提供观点让别人读的年代,我们只提供信息,让人们自己作是非对错的判断。”


我找到一本书,是《朝日新闻》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记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第一封信是六十六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还有国际包围


圈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


如焚,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一九三八年,孩子们都要学习武士道,年满七岁,就要穿着黑色制服,背诵当时的儿歌“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感谢士兵,感谢士兵,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历史课和德育课根据天皇的《教育敕语》,“忠诚是最高的美德”。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欢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直到一九八六年,六十三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


“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


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日军人侵华北日渐深人时,东京大学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曾反对日语对华教学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随着‘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声音,自由派教授一个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不宣布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那些敢于坚持独立性、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一九三六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之后,大众传媒上盛行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作“思想犯”和“非国民”。


在七十四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记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


“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的疼。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棍棒殴打臀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的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自杀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上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战争结束四十年后,《朝日新闻》征集这些信件,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


《朝日新闻》的编辑说:“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像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美国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与‘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联系起来?”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人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


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对历史说真话,就是对现实说真话。


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一封十七岁的高中学生小林范子的信。


“记得学校课本里是这样讲的:‘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战争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结束……特攻队年轻的士兵牺牲了他们


的生命,战争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再也不要发动战争。’但为什么是我们,而不是发动战争的人在反省?我在了这个专栏之后,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给我的东西了,而是主动地去了解。你们这些真正了解战争的人,请多告诉我们一些,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告诉我们,就像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这样,一代接一代,到我们向后代讲述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自己能担起这个责任。”


钱钢日后去了香港,不再做新闻,转向历史,埋头发掘故纸堆里的事,写了一本书,托人带给我一本。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写当年的《大公报》在国民党治下,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立世,一纸风行。


恪守这八个字极不易,报纸因披露一九四二年河南数百万人的大灾荒触怒蒋介石,曾被罚停刊三日,记者被捕。抗战时报馆被敌机炸毁后,把印刷机搬进山洞里出报,困窘中仍然拒绝政府资助,被迫到乡间收购手工纸,印刷质量令读者忍无可忍,投书批评。报社头版头条刊发《紧缩发行启事》道歉。写到此处,钱钢笔端有浓得要滴下来的感情:“谁听过一家媒体对读者有这样的恳求?‘一,将之报转赠亲友;二,迄今为止单独订阅者,在可能情况下约集若干人联合订阅’……”


重压常致人屈从或愤懑,但《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说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要秉持公心与诚意,“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他说,“不愿陷于盲。”


钱钢这本书叫作《旧闻记者》,他离群而去,在港大图书馆里裹着厚大衣,数以万计的微缩胶卷,写下六十年前旧报纸里的往事。他写道:“研究新闻史的后人,会因为不是在报纸和电讯稿上,而是在历史读物上发现某些记者的名字而不无惋叹,但他们终将意会的是,当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历史的寻常,这也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似乎心有旁骛,‘改道’别出,但他根本未曾离开一名真正记者的信条。”


钱老师送这本书给我,我明白他当年让我读历史的原因:“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二〇〇七年十月,我和周正龙在地上摆放石子,还原他和老虎、石头、树之间的距离。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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