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双城的创伤(2)

作者: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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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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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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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8416字


“朋友比生命还重要吗?”我问小蔡。


她的声音很轻:“也许是吧。”


五月十九日,下午课外活动,苗苗一个人在操场上看书,同班一个男生用手中的弹弓绳勒了一下她脖子,然后放开。她拾起地上的东西打他,没打着。两名男生看见了,其中一人故意大声说:“他摸了苗苗***!”


放学回家后,苗苗和小蔡到小卖铺买了一瓶粉末状“闻到死”,老板还搭给她们一瓶。她俩打了一会儿羽毛球,在旁边的小商店借了个玻璃杯,在水龙头接了水,把老鼠药溶解,在一个凳子上坐下,背对背,手拉手。


小蔡说:“我们都笑了。”


“为什么会笑呢?”


“想笑着离开世界。”


“死亡不可怕吗?”


“不可怕。那是另一个世界。”


“什么世界?”


“没有烦恼的世界。”


“谁告诉你的?”


“自己想的。”


苗苗的裤兜里装着她的遗书,开头是:“爸爸妈妈,你们好,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快乐生活了。”


苗苗死后,十几个孩子曾经旷课翻墙去医院的太平间看她,发现他们的医生说:“我从没见过小孩儿那么痛苦。”


从太平间回来之后,有个叫小孙的孩子再没说过一句话。老师说:“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


中午小孙他妈看他愣愣站着,就说:“你放了学也不吃饭,整天玩……”随手拿了箱子上黄色的塑料包装皮,在他头上敲了两下。她一直想不明白:“没使劲啊,咋后来就不答应了?那几天风气也不好,小苗家喝药了,我说你是不是也喝药了?!他气呼呼地:‘哎,就是的!’”他转身就找瓶农药服了毒。


“小孙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同班的小倪说,“我想他一定死了。”他哭了一个晚上。学校害怕学生出事,开始要求每个孩子必须由家长接送。老师在大门口查岗,看见小倪一个人来上学,骂了他几句,不允许他进校门:“万一在学校发生意外怎么办?”


小倪在门口蹲了一会,回家拿了农药,在麦田里服下。


三起极端事件之后,政府成立专案组进驻学校,身穿警服的人传讯与服毒者亲密的学生,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讯问。小杨被传讯了,警察询问他与苗苗是否发生“不正当关系”。


小杨说:“我解释,他们不听。”


当天晚上他也服毒,被洗胃救了下来,他说:“我受不了侮辱。”


二○○三年双城镇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孩子的家人都是农民或个体商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亲说:“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要啥?”小杨的父亲当着我们的面,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呢?给我惹这么多麻烦。”小杨的母亲蹲在地上哭:“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


小杨嘴抿得紧紧的,掉头走了。


我跟上他,他脸都歪扭了。“你不要跟别人说,”他说,“等你调查完了,我就不在这世界上了。”


“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我今晚就走。”我说。


“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第二天我们停了工作,叫上小杨:“玩儿去。”


当地一个马场,长着老高的野草,两匹不知哪儿来的秃马,脑袋上扎一朵红花,没精打采披个破毡。两个农民抄着手在旁边收钱,五块钱骑一次。


小杨不说话,也不骑。我不知死活,穿着半截牛仔裤就上去了,自告奋勇:“看我给你骑。”


上了马,我刚拉上缰绳,农民大概是踹了马屁股一脚,那马就疯了。我在马上颠得魂飞魄散,路过小杨的时候,居然还顾上冲他龇牙一乐。


他看我这样子,也笑了。老范说,这么多天,就看


他笑了这一次。到晚上,我两条小腿内侧都是青紫的。老范这个没有常识的人,给我端盆水:“泡,热水里


泡泡就好了。”


我把腿像面团子一样插在热水里发着,一边写了封信给小杨:“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只需要蔑视。”


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当时能想到的,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帮他熬过这段时间。


“痛苦的时候,”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树林,那是永恒的安慰。”


我问过几个孩子,为什么你们对苗苗的感情这么深?


共同的说法是:“她能理解人。”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


“听别人说话的人。”小蔡说。


连续服毒事件发生后,从省里来过两位年长的心理老师,她们说:“这个年纪的孩子,特点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一旦关键链条断了,就很危险。”


链条的中心是苗苗。照片上这姑娘眉目如画柔和的蜡笔画,小尖下巴,笑起来大眼一弯,成绩好,还没有班干部气质,鸦黑头发向后一把束起,小碎卷弯在额头边上。她站在台上擦黑板,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马尾荡来荡去。


她在遗书里让爸妈不要伤心,让妈妈对奶奶好一些:“爷爷走了,奶奶很寂寞。奶奶有些话不说,但我知道,奶奶不需要钱,只需要你们的关心和体贴。”去世几天后,又有一封信寄到家里,落款是“你们的宝贝女儿”,信里写:“看到你们哭肿的双眼,我的心都碎了……”


父母认为一定是别人的代笔,但司法鉴定这确是苗苗的笔迹,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后投递给邮局……这个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时候以这样天真的方式安抚他们。


苗苗去世之后,她仍然是表弟在内心里“唯一可以对话的人”。


“你现在心里痛苦的时候呢?”


“忍气吞声。”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级。


“有疑问的时候呢?”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忍”字。


“问自己。”


“你回答得了自己吗?”


他沉默不语,脸上挂着泪。


“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


他的话像针落在地上:“不相信他们说的话。”


学生连续服毒后,学校采取了紧急措施,砖墙的大黑板上,写着“守法纪,讲文明”,工整的楷书写着“看健康书籍,不进游戏厅,不拉帮结派,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五六年级都开了“爱惜生命”班会。“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我问。


“说服药会得胃病。”


“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六年级的班主任头发乱蓬蓬的,皱纹缝里都是尘土,他说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学培训是一九八二年的师范班,“也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


他只能呵斥他们的痛苦,命令学生把刻在课桌上纪念同学的“519”字样抹掉。他们拒绝之后,他叫学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课桌都重新漆了一遍,那些刻下来的字,看不清了,但用指尖还可以摸到。


我想起自己的小学。四年级我刚刚转学来,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同桌,叫高丽丽。她对我很好,把泡着葡萄干的水给我喝,上课的时候我俩坐第一排,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班主任厉喝:“你们两个,像什么样子!”她掰了一小粒粉笔头,扔在我的头上,班里的同学吃吃地轻笑。


一直到放学,我的头发上都挂着一缕白色。


二十年之后,我觉得我的老师也很不容易。


我问那位六年级的班主任:“你有什么心里话跟谁说?”


大概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下:“不说。”


“那你碰到难受的事怎么办呢?”


“忍者。”他的答案和小孩一样。


这期节目让我重回电台时光。我收到很多孩子的信。一个小男孩说:“我跟妈妈看完节目抱在一起,这是我们之间最深的拥抱。”一个姐姐说:“这两天正是弟弟统考成绩不好的时候,看完节目,我起身去隔壁房间找了弟弟,跟他有了一次从未有过的长谈。”回到家,小区传达室的大爷递我一封信,是小区里两个双胞胎孩子留给我的,我在这里租住了好几年,并不认识他们,信里说:“我们看了这期节目,只是想告诉你,欢迎你住在这里。”


电视也可以让人们这样。


但我的医生朋友小心翼翼地跟我谈:“这期节目很


好……”“你直接说‘但是’吧。”他笑:“你是文学青年,还是记者在发问?”“有什么区别么?”“像我们在急诊室,实习的医生都很同情受伤的人,


会陪着他们难受,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握着病人的胳膊,泪水涟涟,这帮不了他们,冷静询问才能求解。”


我有点强词夺理:“你说得对,但我还做不到,也顾不上,我就是那个刚进手术室的小医生,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伤口。我有我的反应。”


采访苗苗表弟的时候,他说起死去的姐姐,满脸是泪水,我觉得采访结束了,就回头跟摄像海南说了声“可以了”,蹲下去给男孩抹一下眼泪,说去洗洗脸吧。


他不吭声,也没动,肩膀一抽一抽。


我问他:“你在心里跟姐姐说过话吗?”


“说过。”


“说什么呢?”


“……你好吗?”


我问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没去洗脸,跑进了屋子里,倒在床上。小男孩捂着脸,弯着身子,哭得浑身缩在一起抖。我站在床的边上,抬起手又放下,抬起手又放下。


看节目我才知道,老范把我给孩子擦眼泪的镜头编进片子里了,她百无禁忌。


这个镜头后来争议很大,还产生了个新名词,讨论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鹏瞪着大圆眼来问我:“你为什么要给他擦眼泪?”


“那你怎么做?”


“什么都不做,这才是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