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

父亲离开我快四十年了，就连我去合肥接父亲的骨灰回京也三十多年了，但无论时间怎样飞快地过去，在我的耳边时常响起父亲在弥留之际对我的呼唤。在合肥的一所部队医院里的一间普通病房里，度过了他四十三年革命生涯的最后四十三天。每每想起这些，我不由得百感交集，万箭穿心，泪如雨下……

第一次见到父亲，我吓得大哭

父亲和母亲是在白色恐怖中相识的，由于革命的需要他们组成假夫妻，建立了“家庭”。渐渐地两人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假夫妻假戏真做，最终终成眷属。再后来就有了我，父亲给我取名叫斯亮，意思是“这儿，最光明”。

我出生在延安，是苏联妇科医生安诺夫给我接生的，有好多在延安的小孩儿都是他接生的。生我时母亲子宫大出血，差点儿死掉。生下我不久，母亲又因为整风运动被隔离了，不许回家。所以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承担起了对我的抚育。

在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双双被派往东北，他们当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父亲把年幼的我留在延安保育院，托付给一位曾给朱德当过马夫的杨叔叔。记得父亲对杨叔叔说：“我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你把她带大。”出发那天，在延河边上有许多人给我父母送行，母亲是一步一回头，留着眼泪和我告别的，而父亲就是抱着我亲了一亲，转身就走了。

这一年的8月，日本宣布投降。父母亲迫切想见到我，就给延安发去电报，希望杨叔叔能把我送到东北。但延安和东北相去万里之遥，之间虽有安全的解放区，但并不安全的国民党统治区更多。为绕开危险的国统区，杨叔叔带着我先绕道至晋察冀解放区，继而南下邯郸，再东行烟台，然后渡海至大连，最后改乘海轮取道平壤，再转回安东，最终到达辽吉省委的所在地白城子。这一路，我几次病重难治，几次险些走失，又几次险象环生。一个40多岁的残疾军人和一个5岁的小女孩，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硬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完成了一段传奇之旅。那时候没有“钱”的概念，杨叔叔就拿着介绍信，指着我说这是陶铸同志的女儿，要去东北找父母，请你们一路上照顾。一封介绍信，就这么一路走天下。走到张家口，胡耀邦在那儿，给了我们一些盘缠，但主要还是拿着介绍信办事，好像运包裹一样，一站一站运过去。

走了一年，我们到了东北。那时父亲在辽宁当省委书记，他原来以为我死路上了，已经把我的相片挂出来当遗像了。我们去找父亲的时候，他正在开会，一听到门卫报告，他高兴坏了，一下冲出来，一屋子开会的人都跟他冲出来。我被那阵势吓傻了。父亲一把将我抱住，我害怕得直哭。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杨叔叔，第一次见到父亲，我却一点不留情面，以号啕大哭来对待他。

在家里，我和父亲是“两口子”

父亲是一个坚强而豪爽的人，然而在对待自己的独生女儿时，七尺男儿却换上了一副慈母心肠。记忆中的父亲总是忙忙碌碌的，但只要一有时间和精力，他就会把关爱放在我的身上。

我的学生时代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甚至小学六年级时还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天天要等到他回来才肯睡觉。我们在东北的时候，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每天晚上父亲都会为我烧好一盆洗澡水，等我洗好了，他再用剩水接着洗，在父亲看来，女孩子就应该用干净的水洗澡。后来父亲调到广东工作，那里天气又太热，我晚上睡觉总不爱穿睡衣，父亲每天不管多晚回家都要来查我的房，叮嘱我把睡衣穿上，把蚊帐放好。父亲希望我打扮得漂亮一点儿，平时我要是梳头梳得太板正，他还会给我弄乱一点儿，然后看着我说：“这样才漂亮嘛。”父亲甚至不允许我光着脚走路，担心脚趾头长开了不好看。当时年纪尚小的我搞不清楚“两口子”是什么意思，有人问我家里几口人，我就说：“就我和我爸我们两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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