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全大局，调粮出川

父亲前半生从军，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从政，历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抓农村工作有成绩也有教训，对于错误，他总是坦然承认，对于并非他个人的过错，比如四川调粮问题，他勇于承担责任，从不推卸给他人。“文革”中，他被迫写了很多检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了给父亲写传，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两位同志曾查阅过中央和地方保存的李写的所有检讨材料，看到的都是他作的自我批评和检查，极少对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指责，更没有人云亦云的夸大言辞。这两位党史工作者感慨地说，从李井泉的检讨材料可以看到他的党性和做人的原则，在那个###年代，这非常不容易。

四川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调出147亿斤粮食支援全国，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在那个特殊年代，四川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口数量非正常减少。多年来，对于四川调粮过多、饿死人的问题，有种种说法，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四川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李井泉。

关于调粮的问题，是中央作的决定。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四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京沪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四川虽然有粮，大量调出，后果也很严重。经过权衡，中央决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牺牲。火急命令接连不断，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打来电话，要求四川坚决执行中央决定。这些电话的原始记录都保存至今。

1999年10月，原四川省委书记、后任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许梦侠对我说，省委书记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井泉同志落泪了，从来没见过他落泪，好几位书记在省委文件上签字时都掉了眼泪，心里都明白调走大批粮食意味着什么，可是这是中央的决定，谁能不执行？

中央调粮的决定和安排在当时是绝密，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是李井泉为了向上表功，欺下瞒上做出的个人决定。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四川代表团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没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次检讨，大家不满意，他又检讨第二次。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李井泉在检讨时声泪俱下，与会的许多同志也哭了。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都参加了四川组会议。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朱德说：“井泉同志检查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关于四川调粮的问题，毛泽东后来曾批评李井泉说：“只有大公，没有小我。”

“文革”中，李井泉关于调粮问题的讲话又被翻出来，作为他“闹独立王国”的头条罪状。那是国务院一位领导来电话要求增加调粮，李井泉一急之下说：“你是国务院，我这里还是小国务院呢！”给他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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