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起步于黄帝陵前(2)

作者: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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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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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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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192字

汇报长达三个小时。陈凯歌以不可遏止的激情和锋芒犀利的辩才使听者瞠目。


他说,要认识我们民族的历史吗?陕北高原会使你震撼不已,黄土地是活的化石,在那里,自然和人融为一体,纵横的沟壑记载了我们民族曾经饱经的沧桑,那是历史的佐证。榆林城头的斑斑苍苔犹如祖先的血迹,大漠、落日、炊烟会使你顿生历史兴亡之感,万千年往事涌上心头,会使你认识我们民族不以征战为苦的、豪迈的进取性格!


他说,要认识我们的人民吗?陕北的农民会使你明白,他们虽然貌似愚钝蒙昧,而实则坚韧强硬。那么贫瘠的土地,那么困苦的环境,仍然没有磨灭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追求。在我们这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正是这些勤劳善良的农民,构成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基石。还有谁能比他们更值得文艺工作者去描写和讴歌呢?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一向非常重视对农民思想的研究,并在自己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作为后来的学步者,我愿在这方面进行努力,把写好农民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在我国经济面临复苏和振兴、人们向往城市生活和物质享受时,一些纯真质朴、带有乡土气息的作品或许不会为人们所重视,但它们是真正的文化财富,属于未来,并且也必将属于历史!


他说,要创造具有民族色彩的艺术品吗?陕北的信天游、唢呐和腰鼓将使你惊醒:真正充满活力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存在于民间,在他们面前,那些软绵绵的、低级庸俗的市民艺术不堪一击!


……


一番陈词,四座动容,文学部主任直听得失声痛哭。是谁感动了他?不是陈凯歌和张艺谋,而是黄土地本身。


会后,陈凯歌五天五夜无眠,执笔赶写了一部全新的《黄土地》文学剧本,并和张艺谋及美术师何群三人连夜誊写成六份,呈送领导审阅。至此,一槌定音:拍!


这时,《黄土地》已是骚动于母腹中的婴儿。


父父子子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我要拍一部完全中国式的电影!


当他们再次奔向陕北的时候,冲腾在陈凯歌胸中的是怎样的激情?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十年动乱之后,我感到我国的艺术中缺乏力量,甚至出现某种萎靡的情调。需要力量!”


大音稀声的张艺谋则默默地写下这样的抱负:


“我要表现天之高远,地之深厚;”


“我要表现人之劳作,黄河之东流到海去不回!……”


南国春来早,北地雁归迟。3月,他们二进秦川,抢在春草泛绿之前。这是一支超小型的队伍:导演陈凯歌、摄影师张艺谋、美术师何群,再加上顾青的扮演者空政话剧团演员王学圻、翠巧爹的扮演者陕西省歌剧团演员谭托、翠巧的扮演者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薛白……主要创作人员只有七八个人,憨憨的扮演者则是百分之百的“黄土地”人小学生刘强。他们没有带笨重的发电车,没有带一天十八换的行头,只在张艺谋的肩上扛着惟一可标志其职业的电影摄影机——这是他们的眼睛。


然而,他们并未感到轻松。他们的肩上、背上有着超重的负荷:五千年的历史、一代人的使命。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不要把他们看做冒险、猎奇的轻薄儿,为陚新诗强说愁的嫩书生。不,不是这样。人过三十,已是而立之年;风华正茂,也曾经过蛮荒岁月!


陈凯歌是北影著名导演陈怀皑之子,世家门第,可谓得天独厚。但是,幼时的凯歌并没有继承父业的志向,他醉心的是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父亲本来给他取的名字是“凯鸽”,他不喜欢这个女儿气的“鸽”字,自己改为“凯歌”,终生抱负已隐约可见。1966年从天而降的狂飙把一切都打乱了,陈怀皑作为“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年仅十四岁的凯歌,这个本来在小伙伴们中间极活跃的“讲故事能手”一下子陷入了沉默。在“红卫兵”运动闹得最凶的时候,他一个人呆在家里,从父亲的大量藏书的劫后残余中汲取知识。陈怀皑担心自己的遭遇会给幼小的孩子心灵上造成压抑和损伤,极力主张凯歌离开父母,离开家庭,走得越远越好。他不顾妻子的反对,让凯歌报名去了云南,并且一次连户口一起转走,尽管当时的政策还允许保留户口,或是就近在京郊插队。


凯歌走了。母亲因病卧床,只有父亲一人送他到车站。他上车时,父亲哭了。但他却看见凯歌昂首阔步地向火车走去,只是在踏上车门后才回头挥了挥手。他不明白这个孩子何以会如此坚强。其实,凯歌在回首之间望着突然衰老了的父亲,是怎样的痛楚!父亲并不老,只有四十几岁,正是年富力强、为国效力的时候,却被打倒了。1948年,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他因为追求革命而被国民党政府通缉,冒着生命危险投奔解放区,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勤勤恳恳工作至今,却一直未能加人党的组织,“文革”一来,又划归了“黑线”。历史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曲折!


凯歌来到了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密林中,开始了异常艰苦的劳动和半原始的生活。进山砍竹子,背回来盖自己住的“房子”。把大片的原始森林砍掉,放火烧山,然后在焦土上开梯田、栽橡胶树,八十公分见方的大穴,每人每天要挖四五十个,收工时已经精疲力尽。皮肉受伤是家常便饭,被毒蜂咬伤则随时可能送命。极度贫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折磨着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像一棵棵小树被拦腰折断。他们像被社会遗忘的弃儿,与世隔绝,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对人对己都没有信心,心灵被扭曲,过分的自尊和自卑相混合,肉体是野蛮的,精神是残废的。


那年5月,凯歌因染上阿米巴痢疾病倒了,在床上躺了两天,处于半昏迷状态。倔强的性格使他不肯求助于人,也不大相信会有人真正关心他。黄昏时分,两名他本不太熟悉的女同学在竹房中发现了他,毫无嫌恶之意地、细心地给他换下沾满污物的褥子,一口一口给他喂葡萄糖溶液,护理了三四天,直到他恢复自理能力。凯歌冰冷的心复苏了,他感到一股热泉涌上双眼,但他控制着,不让它流出来。他看着这两个和他年龄相仿、命运与共的少女,心中的情感已不能用简单的“感谢相救之恩”来表达,他觉得这已不是兄弟姐妹之爱,而是一种高尚的母爱。在人与人互相猜忌、互相提防、互相残杀的年代,他看到了同类中尚未泯灭的仁爱之心,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


严酷的时代,严峻的人生。


知青们在原始森林中伐木丁丁。几人合抱的百年古树,盘根错节,枝叶参天,在斧锯之下“嘎嘎”倒地,生命的结束只在一瞬。树下有人!他还没有发出惊叫,就被巨大的树干泰山压顶,淹没在枝桠嵯峨、绿叶纷披的树下,只听到“咕噜咕噜”的喉声,是胸中的残息和热血在响。


那是一个非常晴朗的日子。原始森林突然寂静无声,明亮的阳光照着知青们一张张惊恐的脸,他们连互相呼唤的勇气都没了。不知道压在树下的是谁,幸存者面面相觑,看看他们之中失去了谁,谁就是遇难者了。


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上海知青。伙伴们此时完全忘记了死的恐惧,只有为同伴求生的愿望,他们不敢下刀砍树,怕误伤了他,便用手挖土。这是一双双孩子的手,拼命地挖着黄土,呼唤着濒死的同伴!终于挖出了一个被黄土和鲜血包裹着的人,背起就往医院跑,半路上人已气绝!


死者的父亲赶来了,一位上海老工人。知青们像见了自己的父亲,有许多话要说,却说不出。他们不敢看那位父亲的脸、父亲的眼睛,他们愧对这位父亲。他的儿子死了,而他们却活着,生者远比死者要痛苦。那位父亲极平静,要求去看一看儿子遇难的地方。


那里,大树还在,手爪挖出的土坑还在,血迹还在,静静的。


“让孩子们砍树吗?”父亲问。


“只要待在这儿,就得砍树。”他们答。


“那……你们以后要当心!”父亲看着在场的孩子们,叮嘱着。脸上仍是极平静。


老人家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使他们永远也忘不了,还有那平静的神态。他不是哪一个人的父亲,是大家的父亲,是中国型的父亲。平静的爱,平静的恨,平静的忍耐。


陈凯歌胸中装着“父亲”的肖像离开了西双版纳的密林。际遇出于偶然,一米八四的个子使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他离开农场时,亲手栽下的橡胶树苗已经有一人高了。他在农场干了两年,两年中所有的业余时间凑在一起,他只读了一部书——十卷本的《史记》。本来,他从北京带了许多书,却只看了这一部。而这一部书的营养使他长大成人了。


他从军的时间将近五年。五年紧张的军营生活,出操,投弹,射击,站岗,野营拉练,军事演习,还有打球,锤炼着这个虎虎有生气的青年,他的精神世界一直处于亢奋的竞技状态,往日对历史的思考,已转化为立志为社会做贡献的冲动。


在部队,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部队,他又用五年的时间读了一部书——《红楼梦》。有人说,《红楼梦》读一百遍,每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凯歌不知读了多少遍,只知道书已被他翻烂了。


1975年,他复员转业,又回到了父母身边。那时,中国上空的阴霾还未扫去,脱去军装的凯歌一时有一种“失重感”,不知道自己将干些什么。


他被安排到电影洗印厂当水暖丁人。这是一个枯燥而又比较清闲的工作,他惟一能够排遣烦恼的便是读书。读书,使他很快地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知音,并结成终身伴侣。


那是在技术培训期间,有一天,他发现听课的椅子扶手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唐诗,不是家喻户晓的“春眠不觉晓”之类,而是更高层次、常人不易背诵的唐诗,字也写得很见功力。出于好奇,他打听这原是谁的座位,答案竟是一位姑娘:孙加林。这使凯歌的心中荡起了爱慕的涟漪。


不久,他们相爱了,海誓山盟。而凯歌的父母却不甚赞同。为此,父子之间进行了首次关于“爱情”的长谈。老导演陈怀皑并不想干涉儿子的婚事,他只是严肃而又诚挚地告诫他的爱子:“爱情是什么?是理解和信任。这是我和你母亲数十年患难与共得到的真谛。如果你们之间确能做到这四个字,确能终生对自己的决定负责,那么,我愿足矣!”


会谈又在尚未正式联姻的翁媳之间进行。在浩劫中犹如覆巢的家太不像样子,他们只好在胡同里见面,白发苍苍的老导演和纯情少女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谈论着一个高尚、纯洁、严峻的主题:爱情。凯歌与小孙婚后的生活是奇特的:小小的斗室里,两张桌子。下班回来,两人背对背各人钻研自己的课题,十一点以后再说话。


他们互相追赶,互相竞争。1977年,小孙考上了大学,这对于凯歌不啻马背加鞭!他奋起直追,第二年,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真正继承了父亲的职业,像“飞去来”器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复归原位。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独具匠心的安排。不,历史的时空永远没有重复,经过十年的工农兵生活之后的凯歌,已不仅仅是陈怀皑之子了,他有了更大、更广义的父亲,那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民族。


凯歌跨进电影学院,这是他本人和他的父亲都始料不及的。入学伊始,父亲赠言:“学电影,没有诀窍,没有捷径,只有四个字:一片一得。要像读书那样去读电影!”


凯歌牢记父训。在电影学院,他结识了另一个“像读书一样读电影”、卡片记了好几箱的同道者张艺谋。他看到艺谋的一些摄影作品,“叹了半天”,“意意思思地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惺惺惜惺惺,也许日后的亲密合作正是从此开始。


张艺谋人前寡语,不谈家事。他没有陈怀皑那样令人肃然起敬的父亲,他的父亲毕业于旧时代的军校,新社会的头衔是“历史反革命”,人另册的角色。这是一个军人世家,大伯父于解放前夕随军远走台湾,二伯父率部起义未遂而被特务暗杀。相当长的时间内,谁也没有兴趣听他们解释或向他们解释什么,一家人过的是“如履薄冰”的生活。因而,艺谋的父亲极惯于默默地忍耐,艺谋便也承袭了家传的耐性。


三年困难时期,头脑和肚肠一起忍。父亲领到了几张“包子券”,受宠若惊,喜出望外,眼巴巴等了半年,始到食期。早早地打发艺谋去买,长长的队伍从早排到晚,终于遥遥在望,全家咽了一天口水,总有了盼头。此时有人说可以由他到前头代买,那券便交给了他。不料,黄鹤一去不复返!对此,父亲连连叹息,也仅仅是叹息。


“文革”爆发,家几乎拆了:父亲下放插队,母亲因是医生去农村走“6·26”道路,艺谋自然须上山下乡,幼弟留城,因病失聪,成了聋人。


艺谋所去之处是陕西乾县——黄土地一隅,做了真正的农夫。“文革”中三百六十行皆可“停产闹革命”,惟农夫不得辍耕,因为疯狂的人们不仅文斗、武斗,还要吃饭,要靠农夫养活,农夫自己也要吃饭,也要为活着而劳动。高高的黄土塬把农夫举到天边,仿佛举手可扪星斗,可弄河汉,实则是在社会的最底层。一夜南风起,小麦覆垄黄,短短的麦熟季节使农夫们繁忙、狂喜,一年之中惟这时可以吃上白面。此时便有从甘肃、青海来的“麦客”,为分食一杯羹,用拼死的劳动来换取。艺谋亲眼见“麦客”一顿吞得下几斤面条,撑得打滚儿,就用擀面杖擀自己的肚子,泻过之后,下一顿又吞下几斤。仿佛不吃白不吃,吃了便是赚了,宁可撑死也要吃,不做饿死鬼,待到麦收过后,麦客满足地沿八百里秦川返归故里,一路上唱着花儿和信天游,如同在天堂走了一遭那样得意。


三年之后,艺谋进了咸阳棉纺厂当搬运工,每日里的活计是扛着百十斤的麻袋进车间,七个春秋练出了一副铁肩膀。艺谋珍惜这“领饷”的差事,以他的家庭出身,谋得这差事已是殊荣。他靠此养家:没有工资的父亲、年逾八旬的祖母和两个弟弟。偏偏这时候,他像吸毒一样迷恋着摄影——极破费钱的嗜好,这无异于从自己和全家人口中夺食。有什么办法呢?天之降艺谋于人世,是为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