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曾经认为，逝者的灵魂会在他们的坟茔萦绕不去。三月的清晨，乍暖还寒，天空一片阴霾，仿佛夜幕马上就要降临——这种时候，这样的说法就更教人容易相信了。

我站在花岗岩拱门下，朝墓园内张望。公告牌上写着“圣布瑞雷拉德教区教堂”，遍地都是墓碑和坟茔，随处可以见到矗在地上的花岗岩十字架。我注意到，远处有一尊带翼天使像。这时，天际忽然传来滚滚雷声，雨水扫过海湾。

我撑起旅馆看门人塞给我的雨伞，顶着雨走了过去。星期天在波士顿的时候，我还从不曾听说过与法国隔岸相望的英属海峡群岛或者泽西群岛。如今到了星期四，我竟已跨过半个地球踏上这里，来为三年来存在于我脑海里的一个问题寻求答案。

教堂年代久远，是用花岗岩砌成的。我穿过墓碑群，朝教堂走过去，中途停下步子眺望港湾。潮水已经退去，金色的沙滩一览无余，蜿蜒伸向混凝土护堤，往远处看，则是我住的旅馆。

突然，我听到有人在说话。回过头后，我看到两个戴着布帽、肩上扛着麻袋的人蹲在墓园远处墙边的柏树下面。他们站起身走开了，一边走还一边笑，像是被什么笑话逗得直乐。我注意到他们都带着铁锹。他们走到教堂后面便不见了踪影，于是我径直走向那堵墙。

墙边有个刚挖好的墓坑。尽管有树木为这个墓坑遮挡雨水，坑上还是盖着一块油布。我从来没这么兴奋过，似乎问题的答案已经昭然若揭。我转身穿过碑群来到教堂门前，拉开大门走了进去。

本以为里头会是漆黑一片，可是灯竟然亮着，室内美轮美奂。教堂的拱顶十分少见，是花岗岩打造的，一根木梁都没有用到。我来到祭坛前站了一会儿，四处张望。一片悄然。门“咔嗒”开了又关上。有人进来了。

他有一头白发和一双淡蓝色的眼睛，身穿教士的黑色罩衫，胳膊上搭着一件雨衣。他的嗓音又干涩又苍老，还隐隐带有爱尔兰口音：“您有事吗？”

“您是这个教区的牧师吗？”

“噢，不是，”他和蔼地笑笑，“我早就退休了。我叫库伦——唐纳德？库伦教士。您是美国人吧？”

“没错。”我与他握了握手。他的手令人惊讶，竟十分有力。“我叫艾伦？斯泰西。”

“您第一次来泽西吧？”

“是的，”我说，“几天前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跟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只听说过新泽西而已。”

他笑了。我们走到门前，他又说：“您这第一次造访，来得可真不是时候。泽西算得上是世界上最让人向往的地方之一啦，只不过三月份不是时候。”

“我也是没办法。”我说，“你们这里今天有人下葬——哈里？玛尔提诺。”

他刚要穿上雨衣，闻言一怔：“对呀。其实，主持仪式的就是我。下午两点钟下葬。您是亲属吗？”

“虽然有时候我这么希望，可惜不算。我是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三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玛尔提诺的生平。”

“我明白了。”他拉开大门，我们走进了回廊。

“关于他，您知道得多吗？”我问道。

“除了他离奇地去世之外，就不知道什么了。”

“他的告别仪式更离奇，”我说道，“不管怎么说，教士，人死了四十年之后才下葬可不常见。”

圣布瑞雷德湾另一端的小平房离我所住的地平线旅馆很近。房子小小的，毫不起眼，但是客厅却出乎意料地又大又舒适，里边什么都有，满满两面书墙，落地窗外是露台和临湾小花园。海潮涌起，海风吹过时，水面泛起一片片白沫。雨水敲打着窗子。

房子的主人从厨房走过来，把茶盘放在壁炉边的小桌子上。“您不介意喝茶吧。”

“不介意。”

“我妻子是全家唯一喝咖啡的人，她三年前死了。我自己呢，可受不了那玩意儿。”

我在桌子另一头坐下。他为我斟上茶，把杯子移到我面前。我们两人之间保持着沉默。他端起杯子，细细啜饮，等着我开口。

“您这里真舒服。”我说。

“是啊，”他说，“我觉得很不错。当然了，就是有些孤独。斯泰西教授，人最大的弱点啊，就是都需要有个伴儿。”他又斟满了自己的杯子，“我小时候就在泽西住过三年，所以长大之后很喜欢这个地方。”

“确实很容易叫人喜欢，”我远眺海湾的方向，“很美。”

“很多假期时间里我都会回来。退休以前，我是温彻斯特大教堂的教士。我只有一个儿子，许多年前搬到澳大利亚去了，所以？？”他耸耸肩，“泽西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这么多年来我妻子一直拥有这所房子，这是她一个叔叔留给她的遗产。”

“这样应该是很方便。”

“是啊，尤其是这边还有住房法案的规定。”他放下杯子，掏出烟斗，从一个破旧的皮革烟草袋里拿出烟叶塞进去。“那么，”他随意地说，“我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您和您这位玛尔提诺朋友呢？”

“您对他了解得多吗？”

“几天之前，我的好朋友德雷顿医生来看我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么个人。说是遗体找到了，会从伦敦运过来，在这里下葬。”

“您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一九四五年的一场空难。”

“确切地说，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战期间的英国皇家空军有一个单位叫敌机航空队。他们负责驾驶俘获的德国飞机，进行性能考评什么的。”

“原来如此。”

“哈里？玛尔提诺当时为经济作战部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他作为观察员乘坐阿拉多96的时候失踪了。这种飞机是德国的双座教练机，隶属敌机航空队。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这架飞机是坠海了。”

“后来呢？”

“两周之前，飞机在埃塞克斯郡的一处挖掘现场被发现了。英国皇家空军重新获得了遗失的东西，那里的施工则停下来了。”

“玛尔提诺和驾驶员还在里面？”

“部分遗骸。出于某种原因，官方对这件事保持低调。上周我才接到消息，于是搭上最早一班飞机，周一早上就赶过来了。”

他点头道：“你说你一直在研究他的生平。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坦率地说，我可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民众也都没听说过，”我说，“不过，在三十年代的学术界里？？”我耸耸肩，“伯特兰？罗素认为他是那个领域中最为睿智而且富有创新精神的人物。”

“哪个领域？”

“道德哲学。”

“有趣的研究。”教士说。

“研究有趣的人。他在波士顿出生。父亲是搞运输的，虽然有钱，但并不是暴发户。他母亲虽然出生在纽约，不过双亲都是德国血统。她的父亲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了几年书，一九二五年回德国，成了德累斯顿大学的外科学教授。”我站起身，踱向窗前，凝神端详着窗外，“玛尔提诺读的是哈佛大学，然后在海德堡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还是牛津大学罗德斯奖学金的获得者，三十八岁时，已经成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道德哲学专业的‘克罗斯雷’教授。”

“真是令人赞叹的成就。”库伦说。

我转过头道：“不过还有更令人惊讶的地方哪。他本来是个质疑一切，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彻底颠覆了的人，可是二战爆发之后，他就彻底消失了。直到现在。”

“消失？”

“噢，他离开了牛津大学，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他先后为国防部和经济作战部工作。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经历。不过可惜的是，似乎他并没有同时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坚持下去。他没有再发表什么论文，写了好多年的书没完成，也扔在那儿不管了。我们找到了保存在哈佛大学的手稿，一九三九年之后，他连一个字都没写过。”

“确实够奇怪的。”

我坐回座位：“哈佛图书馆里有他所有的论文。真正激发我兴趣，让我研究这些东西的，其实是个人原因。”

“那是？？？”

“我十八岁高中毕业的时候被哈佛录取，但我并没直接去报到，而是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在越南服役一年。后来，因为左膝盖中弹回国，我便再也没去那里。玛尔提诺也同样如此。他在一战最后的几个月里参加了美国远征军。我要说，那时候他年龄并不够。他在弗兰德斯战场上是个步兵。经历了这些事情后，我们都同样选择了另一条路。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

“‘经历完战争的酷狱，又堕入心智的低迷。’”库伦教士在壁炉上磕了磕烟斗，“谁说的记不得了。大概是个战争诗人或者别的什么人。”

“是上帝拯救了我。”我说，“越南战争让我的左腿这辈子永远毫无知觉，在心理医生手里又折腾了整整三年，还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壁炉架上的钟敲响了十二点。库伦站起身走到橱柜前，从一个雕花玻璃的酒瓶里斟了两杯威士忌。他端着杯子走回来，递给我一杯：“战争的时候我在缅甸，那段日子也够呛的。”他呷了一口酒，把杯子放在壁炉上，“那么，教授，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本来呢，神父都应该是不问世事的纯洁灵魂，”他用干涩而又清晰的嗓音说道，“当然了，这都是扯淡。我们的工作就是听人忏悔人类的痛苦和悲哀。教授，我领神父圣职已经三十二年了，对于人心，我了解得很，别人说话有所保留的时候我能看出来。”他拿过火柴凑到烟斗上，吐出一口烟，“就比如您，我的朋友，除非是我的判断大错特错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人们找到他的时候，尸体穿着制服。”

他蹙起眉头：“可您不是说，他在经济作战部工作吗？”

“是德国空军的军装，”我说道，“他和飞行员都是。”

“您确定？”

“在越南当海军陆战队员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叫托尼？比安科。他现在任职中央情报局，在我们的伦敦大使馆工作。他们这些人的工作就是尽可能了解消息。当时，我在跟国防部方面交涉的时候碰到了些麻烦，关于玛尔提诺和那架飞机的情况，他们几乎什么都不提供。”

“您的朋友于是帮您去查了，是吗？”

“结果发现了些新情况。报纸上的报道说，那架阿拉多隶属于敌机航空队。可是就连这一点也存疑。”

“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