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生前身后事(1)

作者: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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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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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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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040字

“天下虽安,不可忘危”


在天下大事皆出于皇帝“宸断”的专制时代,皇帝能否勤于政事,往往就是国家政务是否壅蔽的关键。朱元璋去世前,说自己即位以后一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这句话用来形容朱棣,也是大体合适的。人们只看这样一个数字便会感到吃惊,他在位的二十二年中,竟有十二次生日是在出巡和征战中度过。


朱棣每天要早早地上朝,处理繁忙的政务,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即使有时“龙体欠安”,臣下也往往要到病榻前奏事,以请定夺。在元宵节放假的十天内,朱棣也仍然每天上朝,大臣们虽不奏事,但仍有不少事情需要处理。视朝之暇,他也不肯休息,总是到便殿上取经史阅览。由于上朝时群臣奏事甚多,没有时间交谈,朱棣便安排六部尚书和内阁近臣在午后做详细汇报,并且告诉他们不要考虑中午疲倦,“盖朕有所欲言,亦欲及此时与卿等商榷”。


夜深人静时,有夜读习惯的朱棣总要秉烛独坐,披阅州郡图籍,静思熟记。但是事情实在太多,难免会忘却,本来晚间想好的要事,到早晨却忘掉了。向左右侍臣询问,也都不曾记得。他从此接受教训,告诉近臣们说:“朕以一人之智,处万机之繁,岂能一一记忆不忘?一一处置不误?拾遗补过,近侍之职,自今事之丛脞者,尔等当悉记之,以备顾问,所行有未合理,亦当直谏。”以后凡有要办之事,他就当即记录下来。有时睡到半夜,忽然想起一些办理未妥的事,也要立即起身,唤人记录北京故宫中的日晷下来备忘。碰上没有处理好的事,便常常北京故宫中的乾清宫曾是明代皇帝的正寝宫


弄得彻夜不眠。一天,百官奏事后已退下,朱棣又召来几个大臣,议事良久。一个侍臣奏道:


“圣躬勤劳,请少息。”朱棣却回答说:“积习既久,亦忘其劳。盖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专心志勤思虑,所行何由尽善?民生何以得安?盖勤于思则理得,勤于行则事治。勤之为道,细民不敢废,况君乎?”


这段话几乎可以看做是朱棣勤于政事的全面自述,把他为什么要勤于政事、如何操劳都说得一清二楚。从各方面的情况看,他的这种说法是大体可信的,当时的臣民们对于皇帝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怀疑。


有时,朱棣与大臣们议论天下大事,不知不觉就是大半天。有的大臣就劝他说:


“语多伤气,非调养之道,当务简默为贵。”朱棣说:“人君固贵简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广询博访然后得之。不如是不足以尽群情。”正是为了全面了解全国的各种情况,朱棣明知“简默为贵”,但却不愿“简默”,执意“广询博访”,不辞劳累。的确,朱棣很不喜欢过深居简出的皇宫生活。他当藩王时打猎经过田家,常常也要进去看一看,以示体察民情;做皇帝后情况有所不同,但南北两京之间,还是往返奔走了多次的,对中原腹地情况算得上比较熟悉。虽然不曾亲临南方诸省和西南西北各地,对那里的情况却也总是十分关心。


内阁学士胡广回江西老家,还朝以后,朱棣问起江西的农事,胡广说田家稻子已经收完,朱棣又问为何如此之早。胡广解释说,家乡多种早稻,因此种获皆早。接着又谈到江西百姓的生活,朱棣问他:“江西民众而田少,农家亦给足否?”胡广回答:“勤者可给。”


江西是官田比较集中的地区,地少人多,赋税繁重,所谓“勤者可给”,已经道出了农民生活的艰难。当时江西流民问题甚为严重,派去招抚的给事中朱肇虚增垦田数字,欺上谎报,朱棣由此想到应派人核实数字,以后对虚报的官吏都做了严厉的处罚。


这“勤者可给”一句话,还触发了朱棣的许多联想,他慨叹说:“‘勤’之一字,岂独农夫当尽?士工皆当尽。至于人君,尤不可不尽。朕每退朝静坐,必思今日所行几事,某事于理如何?于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则安矣。”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种认识,毕竟还是不多见的。


当时上通下达的机构是通政司,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四方奏疏。通政司官员们先将这些奏疏翻看一遍,认为不太重要的,便不再上报,直接发送六科。朱棣知道后很不满意,找来参议贺银等人,斥责他们说,四方言事不能送达,还要通政司干什么。“自今宜深惩前过,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于听受不厌倦也。”他不仅要随时看到各地奏疏,而且要了解真实的情况。但是不少奏疏多有些粉饰太平的话,热衷于谈论“田谷丰稔,闾阎乐业”之类的大好形势。朱棣心中明白,很是恼火,便让通政司官员们把这些上报的情况都登记在案。日后经核查,如不符合实际,一律正以欺隐之罪。朱棣这样做,对那些只报喜不报忧的地方官来说,多少形成了一种约束。


皇位得来不易,他便事事都想过问,几乎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永乐九年(1411年)二月,朱棣在右顺门四方奏牍时,由于精力过于集中,御案上一个镇纸金狮被碰到案边,险些掉到地上,站在一边的耿通连忙上前将金狮往里边移了移,朱棣这时候才发觉。大概是刚刚奏疏思考国家大事的缘故,他立刻与刚才的事联系起来。“一器之微,置于危处则危,置于安处则安。”他指着那尊镇纸金狮叹喟:“天下,大器也,独可置之于危乎?尤须安之。天下虽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谨,小不谨而积之,将至大患;小过必改,小不改而积之,将至大坏。皆致危之道也。”


正是为了天下这一“大器”,朱棣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将儒臣送上的《大学正心章讲义》反复读了多遍,特别欣赏其中清心寡欲的道理,认为做皇帝尤其不能有所好乐,一有好乐,泥而不返,则欲必胜理。但做到心静而虚绝非易事。上朝忙于政事,尚不及暇想,退朝后则容易放松自己。朱棣便经常默坐冥想,以管束欲心为切要之事。于是将欲心与天下联系在一起,“为人君但于宫室车马服食玩好无所增加,则天下自然无事”。当然不免也会有疏忽之时,朱棣曾经派宦官去山西采办天花,但事后很快感到后悔,立即下令停办了。外国使臣朝贡玉碗,他拒而不受,让礼部赐钞遣还。对于这类平日不用,府库中又已有的东西,他力求限制,免得各地官员察其所好,争相进献,于国事无益。这类事有些可能是故作姿态,但看上去朱棣还是努力去这样做了。有时候甚至上朝穿的内衣也敝垢不堪,衣袖外露,纳而复出,侍臣们看到后便忙不迭地赞颂圣德。


“朕虽十日易新衣,未尝无。但念昔皇妣躬补故衣,皇考见而喜,曰皇后居富贵,


勤俭如此,正可为子孙法,故朕常守先训,不敢忘。”说着,朱棣自己也觉得怆然。“陛下恭俭如此,诚万世之法。”侍臣们仍是一片颂扬。


朱棣还经常派遣御史到各地巡视,以防地方官欺蔽。各地有什么水旱灾情,何利当兴,何弊当革,御史们都要及时上报。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因北京三大殿火灾,派吏部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全国,一方面安抚各地军民,一方面巡察各地政情,小事即直接处治,事则及时上报定夺。这成为明代固定省份巡抚制度的开端。


佛道兼用


作为封建政治家,朱棣对于宗教的态度基本上是清醒和实用的。这种清醒和实用表现在:崇佛而不佞佛,尊道而不溺道,只能为我所用,却不允许任其发展。


明太祖朱元璋曾有出家为僧的经历,当了皇帝后颇为礼佛,在朝中专门设立了管理佛事的僧录司,在管理中进行种种限制。朱棣沿用了父亲的做法,崇佛不及其父,限佛则有过之。


朱棣非常清楚,佛教教人向善,主张驯服,利用好了有助于巩固其统治。因此,他在一定的场合会以佛教信徒的姿态出现。他不仅有时让臣子唱佛曲,还会将佛曲颁之于塞外。侍讲王洪对颁佛曲于塞外之事不以为然,迟迟没有应诏,受到朱棣的训斥,竟从此“不复进用”。


朱棣在南京修建的大报恩寺,既是他在位期间大工迭兴的巨制之一,也是他崇佛的一种表现。建寺工程于永乐十年(1412年)开始,直到宣德六年(1431年)才全部完成,历时十九年,费银二百五十万两,征调军匠工役十余万人,可见工程十分浩大。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国后,曾一度担任南京守备,亲自督察施工。建寺的名义是纪念太祖和马皇后,实际上却是为朱棣的生母妃祈福,所以有人私下里将寺内大雄宝殿叫成妃殿。据传,大报恩寺塔高三十二丈余,全部用白石和五色琉璃砖砌成。烧制琉璃砖时一式三份,依序编号,一份建塔,另两份埋在地下以备用。朱棣在特赐寺名的同时还亲制了碑文。大报恩寺建成后成为佛门一大景观。


《金陵古迹图考》中描绘说:“文石雕瓦,千奇万丽,金轮耸云,华灯耀月,为南都巨观。”外国贡使来中国,必到此瞻仰一番,“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洲所无也”。可惜的是,大报恩寺几经损毁如今已不复存在,但从少许留存的残砖剩瓦中,依然可以使人联想到当日的辉煌和壮丽。崇佛是为了用佛,神权必须服从皇权,这在朱棣身上有集中的体现。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西域贡来佛舍利。此类事情在许多朝代都会搞得万人空巷,轰动一时,但朱棣却没有这样做。礼部为此请示宽释罪犯,也遭到拒绝。朱棣还趁此批评了一通历史上以佞佛而著称的梁武帝和元顺帝。这两位皇帝常因佛事而宽释罪犯,“致法度废弛,纲纪大坏,而至于败亡”。


一次,朱棣听说有个守城的军官在皇城诵念佛经,便将其召来,斥责道:“你的爵禄是从诵佛经得来的吗?如有闲暇,嘴想诵念,太祖皇帝有御制《大诰》等书,你拿来诵读,也与你身家有益。今后如果再在宿卫处诵佛经,必罪不宥。”永乐六年(1408年)五月,朱棣命礼部布告全国各地,严禁军民子弟擅自削发为僧,否则严加治罪;以后又命礼部榜示全国,不许擅自新建寺院。江浙一带曾有一千八百余人自行剃度为僧,赴京请给度牒,朱棣闻之大怒,立命将这些人全部发戍辽东、甘肃。人们检诸史籍便可发现,永乐年间除了西藏的佛教首领受到特别的宠遇外,佛教在内地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发展,而是受到了种种限制。


朱棣对于道教的态度与对佛教大体差不多,但从尊奉的程度来看,似乎对道教会显得更虔诚些。他自知以藩王夺位不合封建正统观念,“篡逆”之名如芒刺在背,遂假托天命,大肆宣扬自己得到了道教中的真武大帝的庇佑,称“靖难”之役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真武大帝率兵甲自天而降帮助燕军。朱棣即位后极力渲染这种神话,政治用意十分明显,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他夺得皇位是天命使然,得到了神的赞助。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朱棣刚即位,就将在建文朝被治罪的道教正一道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免罪复用,发还印诰,赐号“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真人”,让他继续掌管正一道。尤其让人惊诧的是,朱棣竟将号称“谪仙人”的女道士焦奉真召进宫来,优礼有加。这位女道士推荐其母舅冯仲彝为官,朱棣也一口答应下来,授官太常寺丞,这种恩遇确是极为少见。


最能说明朱棣尊奉道教的是他大规模营建的一桩浩繁工程——武当山宫观。位于湖北均县的武当山是道家的福地,为道家所尊奉的北方之神真武帝的道场,历代几经兴废,并未大盛。永乐十一年(1413年)六月,隆平侯张信奏称,武当山大顶上出现了五彩祥云,并“绘图以进”。朱棣让百官互相传看,遂命张信和驸马都尉沐昕、工部侍郎郭琎等率四百一十九名提调官员,征军匠和民夫三十余万,营建武当山道教宫观。这项工程施工经十三年,建成七宫、九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的庞大建筑群。武当山大顶上原来有一个元代铸的铜殿,营建中不惜花巨资拆迁至别处,而重新铸造了三间镏金铜殿。殿中供奉的真武大帝镏金铜像,披发跣足,形象逼真,据传就是按照朱棣的相貌和体态铸造的。朱棣还赐名武当山为“太岳太和山”,选道士任自垣等九十人为提点,秩正六品,分主宫观,并亲制碑文,这也使武当山的地位一度凌于“五岳”之上。


像对待佛教一样,朱棣对道教的尊奉也是有限制的。永乐年间,各地僧、道人数都有严格的规定: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自请出家为僧为道者,也限制在十四岁以上二十岁以下,邻里保勘无碍后才可按寺院、道观受业。经五年学习,诸经熟练,僧录司、道录司考试合格,方立法名、道号,给予度牒,即为僧为道的凭证,不合格的则要罢还为民。对那些逃亡者、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则不许为僧为道。朝廷还将原来三年一给度牒改为五年一给度牒。从这些措施不难看出,朱棣限制僧、道发展的办法是很完备的。因为僧、道都属出家之人,各府、州、县限定的人数都混在一起,而实际情况是僧人比道士为多,这就注定了道教难以有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