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任志强傲慢的好人(6)

作者:李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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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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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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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714字

“一般人会说算了,别跟国家较劲,犯不上,也不是我们家的。(任志强)他那韧性就是,这事我觉得对,我一定要坚持。”齐跃曾经劝任志强尽量少说点。但是,“他就这性格,怎么劝也没用,他反而说:这对国家的利益和整个中国经济都有用,你不能说为了华远好办事就不说。”


在齐跃看来,让任志强不说话,是不可能的事。李春晖有时候劝阻任志强别说得这么犀利,委婉一点。任志强说:“别人都不说,你们还不让我说。”


他以前放炮时遇到麻烦,经常是华远的老书记周坚给他抹平。周坚是开国上将周士第的儿子。1996年,老华远在香港上市时,香港多家媒体和香港联交所收到一封揭发任志强1985年入狱的匿名信。周坚到北京市检察机关查阅十多年前的档案,并从西城区检察机关取得无罪的证明,才摆平了这件事。周坚现已退休,我多次寻找未果。周坚退休后,任志强还有一批特别能干的人,对外沟通能力都很强,这也起了很大的缓冲作用。


有一次,任志强告诉阎阳生:不说不行,人家以为任志强被抓起来了,所以还得说,不说对公司影响更大。阎阳生说:“任志强不怕麻烦,有一些事低低头就可以过去了,但他不低头。他就是这种牛脾气,其实他可以搞得更大、更好。”


任志强说,他父亲对他的最大影响就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这不光是我父亲,应该说老一辈革命家都有这个观念。当他们对革命事业有追求的时候,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也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任志强有一个哥哥在战争年代寄养于老农家里,后来失散了,再也找不到了。“这种为了革命事业而作出牺牲的老一代人可以数出千千万万来。他们大部分都可以为了革命付出自己的家庭,包括自己的孩子。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家庭幸福,是可以抛弃的。老一代革命者,包括我的父母、叔叔伯伯,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精神。我想这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阎阳生说,任志强其实很聪明,会搞关系。参军的时候他打桥牌,和连长套近乎,连长被他忽悠得团团转。“现在别人只看到了他桀骜不驯的一面,他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顶撞。实际上他还是很有分寸的,他知道自己没犯大忌。争论的时候,他是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谈的。即使对方生气了,事后也会琢磨他说的是不是对的。”


潘石屹告诉我,任志强只有一次服过软。几年前一次宏观调控的时候,任志强发表了很多言论,一个领导派好多人去查他,前前后后查了他一个月。任志强每天晚上都给潘石屹打电话,发牢骚骂一通,不知道查什么东西。最后另一个领导和潘石屹都给任志强建议:你要给人家一个台阶下,你给这个领导写个检查吧,否则你也难受,人家也难受。于是就有了任志强所有的语言文字中唯一的一次妥协。


“按任志强的性格,他是不会屈服的,就是要跟宏观调控干到底的。”潘石屹说。


赵晓航说:“任志强应该是很纯真的人,因为我们都到了耳顺之年,都是60岁的人了,很清楚社会的险恶、站在对立面的压力和来自媒体的压力。但他单纯得像一个说皇帝没穿新衣的小男孩一样。他老捅窗户纸,你说他不童真吗?”


忠诚的少数派。


虽然任志强屡遭炮轰,收了网民板儿砖无数,他仍坚持他的少数派本色不改。赵晓航和任志强,从13岁到18岁,同读一个班,又同在一个地方插队。他说任志强在学校也是不怎么合群,不是那种能凝聚一帮小兄弟在一起的中心人物。他往往是个少数派。


包括任志强、赵晓航、毕京京等在内,延安郭庄共有七名北京知青。一次麦收过后,赵晓航等六名知青一致主张要吃一顿纯白面的馒头,陕西人叫馍。“这也没有什么指责的,大家都渴望吃,而且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任志强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建议吃两面馍或者三面馍,就是面粉夹杂高粱等其他粗粮做的馒头。我们就是不理解,由此,就发生了一场论战,争论到底该吃什么。”赵晓航说。


这时任志强一个人一方,另外六人是另一方,他们开始争论。任志强坚持他的观点:细水长流,粗水不流。


“实际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咱们到底是吃的两面馍、三面馍,还是吃白面馍我不记得了,这场争论还是记得很清楚。任志强是少数派,当时是一比六的局面,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管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


赵晓航说:“现在是走市场还是顾民生,是讲效率顾公平,还是先公平后效率,这些都是目前社会上很难解的难题,当时面馍事件也是这样的。我们完全可以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也不奢侈,也不偷吧?这是人之常情。但任志强就很固执,甚至很顽固,不惜拉下脸。那时他就不是一个和事佬。”从任志强发表的众多文章来看,他的核心观点是各司其职,开发商进行商品房开发,政府则负责保障性住房。他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过多的宏观调控。李春晖说:“媒体太断章取义了,任总很早以前就主张住房市场的保障是多层次的,不同的人群应该有不同的住房问题解决方式。他大力提倡政府建保障房体系,结果媒体只抓住了任总所说的一个局部‘开发商只给富人建房’。如果早按任总说的大力建保障住房体系,矛盾就不会激化成现在这样了。”


“我接受的是共产党教育,经历了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教育阶段,我从小就要忠于党、忠于国家,要努力为国家、党的进步和改革努力。”任志强说。他多次在文章中强调“我坚持共产主义信仰”,这也许是他屡次对房地产政策进言的行动原点。


“年轻的一代总觉得反对就一定要打倒,根本不懂什么是忠诚性反对。”在谈到他批判政府的行为时,任志强这么驳斥,“改革是政府提出来的,我们只是在改革上和政府商量,怎么能说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了呢?”


任志强的经验都来自于他的实践。他最初是很苦的,做小生意,在施工队干过。他对相关政策很关注,这不光是学术上的关注,还因为政策跟他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


华润时期的老华远曾经占有北京房地产市场15%的份额,是当时北京市场的老大。2000年前后,业界有“南王北任”、“南万科、北华远”的说法。这有点像“南慕容、北乔峰”,任志强狂迷武侠,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见《地产江湖》,作者肖宾,长安出版社。2001年9月,任志强从华润辞职,老华远和华润分家。任志强带走了“华远”这块牌子,再次创业,成立新华远。尽管新华远发展很快,但像当年独占北京15%市场的盛况,是不可能再出现了。“因为在房地产界他曾经当过老大,很自负,所以他经常表现出一种得理不让人的态度,没理也搅三分。”阎阳生说。


虽然潘石屹说“20年前,北京每个区县都有两家房地产公司,但现在,北京区县一级的房地产公司大都不存在了,只剩下华远一家。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华远作为区属的房地产公司能做到今天这一步,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毕竟与当年风光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好胜的任志强来说,他的人生诉求或许就是做中国房地产的“国策顾问”,这是另一个领域的呼风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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