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我为什么要写性

作者:徐兆寿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11:35

|

本章字节:5998字

昨日,一位叫“卫子”的博友给我留下如下博语:


“超女一样的作家,走这条道路或许更为省心、省力,有好多粉丝来捧场,我是卫子,看了你的博客感觉有点悲哀,是大悲,为一个能写出大海浪花的诗人走上靠性包装满足另一种需求,感到悲哀。”


不知道这是第多少个批评我的博友了。自从《非常日记》以来,许多人都批评过我,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从来没看我的书就自以为是地批评的,到后来我在大学里开设性文化课后,这种批评更为猛烈了,尤其是我身边的文人墨客们,他们的批评可以说甚为辛辣、刻薄,都有点恶毒了。他们以为我在课堂上教学生性技巧呢。


很久,真的是有些久了,我都“无视”这些批评。“无视”是因为这些都是无知者的滥言,“无视”是因为我无从解释,但批评者中我的很多朋友也参与时,这种愤懑便使我非常之不快了。感谢博客,有一个可以自我圆场的天地。


贾平凹在1992年前后出版的《废都》,是中国文学界90年代的第一件大事。1994年,在我尚未看完这部长篇时,我就以粗劣的语言批评他作品中的性描写,倒不是因为写性,而是我认为他笔下的性没有任何价值。性在贾氏那里成了一种广告,成为他摹仿《金瓶梅》、超越《红楼梦》的一个借口。贾氏笔下的性缺乏基本的精神判断,可以说是一种死亡之性。我们很难从那种性的描写中看出人的道德冲突和精神倾向。作为一个一流的大作家,如此想当然地描写性,在我看来,是一种失败。事隔多年,在人们都想当然地批评我时,突然体会到贾平凹之不幸。


性是什么?性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存在?性的真正身份我们又知道多少呢?现在我可以妄言,大概那时候中国的所有批评者跟我一样,对性基本上一知半解,那么,那时候的批评是什么批评呢?谁来给贾平凹验明正身,平反昭雪呢?时至今日,似乎也没有。我能看到的仅仅是他自己写的一些感性的语言,那些感性的文字看上去也那样“无知”,让人一看三叹。


实际上,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性始终是文学所要表达的一种重要的主题。所谓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倒不如说性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爱情是性文化中的一个主题。我们中国人把爱情与性往往分开来看。曾经在西北民大作报告,一个男大学生愤愤然地给我写了张纸条:徐先生,你怎么能把性与爱情混为一谈呢?我当时愕然,转而大笑。这并非什么滥言。这种观点也并非只来自于这个学生。在西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中国自然是儒家文化(独尊儒术后的儒家)。中国人有这种观念很久了,以至于我们的青春前期对性持一种对抗的状态。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不受中国传统道德对我们的束缚,在青春期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在我第一次看完黄色录像后的三个月之内,我一看见女人就感到恶心。一想到爱情有一天会被性糟蹋,我便痛心疾首,更不愿意想起性了,但事实上,由于那时的年龄已经很大,是性在不断地提示我们的时候。我在很长一段时期常常怀疑,我的性器官是否还能用。我相信那时候有很多人都持这种心理。张贤亮的《绿化树》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


后来,我相信,把性与爱分离,是传统的中国人青春期必然要走过的道路,然后才走向性。但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人对性就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了。一方面,想得到性,另一方面,拒绝性。它使我们的人格分裂,心理失衡。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90年代初。我的一位诗人朋友已经快30岁了,但他没有谈过女朋友,也没有看过黄色录像。他几次想到学校附近的录像厅去看通宵录像,据说那里12点以后会放一阵子黄色录像,但他害怕被公安逮住,便深夜来找我。我当时住的地方可以放录像,但那天晚上我恰恰不在。据说他疯了一样地把我找了整整一夜,在每一个我可能会去的地方大声地喊我,直到很晚很晚才入睡。后来,这件事被传为奇谈,所有人都耻笑他。他疯狂地找女朋友,在舞厅里他一个接一个地请姑娘们跳舞,他从不气馁,他在被自己看上的姑娘拒绝后只是皱一下眉头,把心头拧一下,便昂起首去请下一位。我们常常笑他。他甚至为了想认识一个女孩子,从公共汽车上下来问人家,你好,请问师大怎么走。那个女孩子说,你不是给我们上过课的刘老师吗?他不知道怎么办。这个笑话也成为他在兰州的传奇。再后来,他实在在兰州找不到女朋友,便去了南方。很多年以后,我感到了心痛。我分明看到了性是如何捉弄一个诗人的,性在他的身体里是如何游走的。


另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也是一位诗人的性经历。他在夏天来到我的宿舍,总是要住整整一个暑假。我管吃管住,他说是要写诗,但实际上后来我才知道,他被性控制了。他也快30了。他常常在夜里光着身子踱度,把自己的那玩意儿举得老高。他给我们吹他在18岁那年和一个女教师的一夜情,他形容性时用了很多象声词。他几乎每晚都想去找某个女人,为的就是性。我们都觉得可怕,又都觉得好玩,同时也不可思议地被他蛊惑了。性在那几个夏天像火一样地烧着我们,很多异常行为今天难以理清。


而在我当教师的那几年,不幸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研究心理学的研究生朋友。一到夜晚,我们都无事可做,他们便给我讲他们正在研究的一系列性心理变态者的行为,使我大为惊讶。不过,那时候我们都把它们当成笑话。


市场经济以后,街上到处都是洗头房,不断地听说大学生出事的事情。结婚以后,再想想婚前长达十几年的性恐怖,真是难以诉说。


人类对性的恐怖造成了人类的性变态,而这些性变态又造成了多少悲剧。想起《少年维特的烦恼》,还有《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正在流行的《挪威的森林》。


那时已是2001年底,我已有了一个女儿。也是我拒绝文学四年之后。那是春天,妻女都去了凉州,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无事可做,突然想写点什么。在一种冲动中,便写了《非常日记》,意在记录我所经历的那个青春的年代。


写完后给一个学生看,谁知他们都认为好,说可以畅销。那时候的我已对文学无所求,哪敢有其他的奢望。便又给其他学生看,希望他们给我提点意见。大概真的是写了一些没人敢写的东西吧,很多学生都要看,便流传开了。当然,实际上也没有一些媒体所写的那样“疯狂”。这时候就想,有一家出版社能够给我出就行了。就给了敦煌文艺社。是刘铁巍副总编。她认为可以出,我喜出望外,便签了。


后来的情形便有些可疑了。那时还不懂炒作,都是新闻媒体来找我采访,也不会找话题。后来粗粗地统计了一下,那年大概有200多家媒体(包括80家电视台和一些门户网站以及一些流行杂志)报道了此事。中国新闻社题为《性心理变态问题成为兰州大学校园里面的热门话题》成了当时政府注意的焦点问题,兰州大学也成为“被告”和“批评对象”,省上几个领导对此事非常关注。批评和检查开始了。这给我的单位西北师大带来了麻烦。现在想起来,我要感谢西北师大当时在任的几位领导,是他们对我的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认为这是艺术,就应该以艺术规律来处理。他们的意见使我脱离了逆境,也在修改之后得以出版。虽然当时有很多政府领导在四处批评我,被我牵扯进去的兰大也对我“恨之入骨”,但只要能出版,我已心满意足。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还要感谢他们的宣传。


一本书就这样被一个新闻无意中炒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