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我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作者: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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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诗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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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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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424字

冥冥中我感觉《清明上河图》和我有一种缘分。这大约来自初识它时给我的震撼。一个画家敢于把一个城市画下来,我想古今中外唯有这位宋人张择端。而且它无比精确和传神,庞博和深厚,他连街头上发情的驴、打盹的人和犄角旮旯的茅厕也全部收入画中!当时我二十岁出头,气盛胆大,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发誓要把它临摹下来。


临摹是学习中国画笔墨技术的一种传统。我的一位老师惠孝同先生是湖社的画师,也是位书画的大藏家,私藏中不少国宝。他住在北京王府井的大甜水井胡同。我上中学时逢到假期就跑到他家临摹古画。惠老师待我情同慈父,像郭熙的《寒林图》和王诜的《渔村小雪图》这些绝世珍品,都肯拿出来,叫我临摹真迹。临摹原作与印刷品是截然不同的,原作带着画家的生命气息,印刷品却平面呆板,徒具其形——此中的道理暂且不说。然而,临摹《清明上河图》是无法面对原作的,这幅画藏在故宫,只能一次次坐火车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去看,常常一看就是两三天,随即带着读画时新鲜的感受跑回来伏案临摹印刷品。然而故宫博物院也不是总展出这幅画。常常是一趟趟白跑腿,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我初次临摹是失败的。我自以为习画从宋人院体派入手,《清明上河图》上的山石树木和城池楼阁都是我熟悉的画法,但动手临摹才知道画中大量的民居、人物、舟车、店铺、家具、风俗杂物和生活百器的画法,在别人画里不曾见过。它既是写意,也是工笔,洗练又精准,活脱脱活灵活现,这全是张择端独自的笔法。画家的个性愈强,愈难临摹,而且张择端用的笔是秃锋,行笔时还有些“战笔”,苍劲生动,又有韵致,仿效起来十分之难。偏偏在临摹时,我选择从画中最复杂的一段——虹桥入手,以为拿下这一环节,便可包揽全卷。谁料这不足两尺的画面上竟拥挤着上百个人物。各人各态,小不及寸,手脚如同米粒。相互交错,彼此遮翳。倘若错位,哪怕差之分毫,也会乱了一片。这一切只有经过临摹,才明白其中无比的高超。于是画过了虹桥这一段,我便搁下笔,一时真有放弃的念头。


我被这幅画打败!


重新燃起临摹《清明上河图》的决心,是在“文革”期间。一是因为那时候除去政治斗争,别无他事,天天有大把的时间;二是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先自制一个玻璃台面的小桌,下置台灯。把用硫酸纸勾描下来的白描全图铺在玻璃上,上边敷绢,电灯一开,画面清晰地照在绢上,这样再对照印刷品临摹就不会错位了。至于秃笔,我琢磨出一个好办法,用火柴吹灭后的余烬烧去锋毫的虚尖,这种人造秃笔画出来的线条,竟然像历时久矣的老笔一样苍劲。同时对《清明上河图》的技法悉心揣摩,直到有了把握,才拉开阵势,再次临摹。从卷尾始,由左向右,一路下来,愈画愈顺,感觉自己的画笔随同张择端穿街入巷,游逛百店,待走出城门,自由自在地徜徉在那些人群中……看来完成这幅巨画的临摹应无问题。可是忽然出了件意外的事——


一天,我的邻居引来一位美籍华人说要看画。据说这位来访者是位作家。我当时还没有从事文学,对作家心怀神秘又景仰,遂将临摹中的《清明上河图》抻开给她看。画幅太长,画面低垂,我正想放在桌上,谁料她突然跪下来看,那种虔诚之态,如面对上帝。使我大吃一惊。像我这样的在计划经济中长大的人,根本不知市场生活的种种作秀。当她说如果她有这样一幅画,就会什么也不要。我被深深打动,以为真的遇到艺术上的知己和知音,当即说我给你画一幅吧。她听了,那表情,好似到了天堂。


艺术的动力常常是被感动。于是我放下手中画了一小半的《清明上河图》,第二天就去买绢和裁绢,用红茶兑上胶矾,一遍遍把绢染黄染旧,再在屋中架起竹竿,系上麻绳,那条五米多长的金黄的长绢,便折来折去晾在我小小房间的半空中。我由于对这幅画临摹得正是得心应手,画起来很流畅对自己也很满意。天天白日上班,夜里临摹,直至更深夜半。嘴里嚼着馒头咸菜,却把心里的劲儿全给了这幅画。那年我三十二岁,精力充沛,一口气干下去,到了完成那日,便和妻子买了一瓶通化的红葡萄酒庆祝一番,掐指一算居然用了一年零三个月!


此间,那位美籍华人不断来信,说尽好话,尤其那句“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中国来”,叫我依然感动,期待着尽快把画给她。但不久唐山大地震来了,我家被毁,墙倒屋塌,一家人差点被埋在里边。人爬出来后,心里犹然惦着那画。地震后的几天,我钻进废墟寻找衣服和被褥时,冒险将它挖出来。所幸的是我一直把它放在一个细长的装饼干的铁筒里,又搁在书桌抽屉最下一层,故而完好无损。这画随我又一起逃过一劫。这画与我是一般寻常关系吗?


此后,一些朋友看了这幅无比繁复的巨画,劝我不要给那位美籍华人。我执意说:“答应人家了,哪能说了不算?”


待到1978年,那美籍华人来到中国,从我手中拿过这幅画的一瞬,我真有点舍不得。我觉得她是从我心里拿走的。她大概看出我的感受,说她一定请专业摄影师拍一套照片给我。此后,她来信说这幅画已镶在她家纽约曼哈顿第五大街客厅的墙上,还是请华盛顿一家博物馆制作的镜框呢。信中夹了几张这幅画的照片,却是用傻瓜机拍的,光线很暗,而且也不完整。


1985年我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笔会,中间抽暇去纽约,去看她,也看我的画。我的画的确堂而皇之被镶在一个巨大又讲究的镜框里,内装暗灯,柔和的光照在画中那神态各异的五百多个人物的身上。每个人物我都熟悉,好似“熟人”。虽是临摹,却觉得像是自己画的。我对她说别忘了给一套照片做纪念。但她说这幅画被固定在镜框内,无法再取下拍照了。属于她的,她全有了;属于我的,一点也没有。那时,中国的画家还不懂得画可以卖钱,无论求画与送画,全凭情意。一时我有被掠夺的感觉,而且被掠得空空荡荡。它毕竟是我年轻生命中一年零三个月换来的!


现在我手里还有小半卷未完成的《清明上河图》,在我中断这幅而去画了那幅之后,已经没有力量再继续这幅画了。我天性不喜欢重复,而临摹这幅画又是太浩大、太累人的工程。况且此时我已走上文坛,我心中的血都化为文字了。


写到这里,一定有人说,你很笨,叫人弄走这样一幅大画!


我想说,受骗多半缘自于一种信任或感动。但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不也来自信任和感动吗?你说应该守住它,还是放弃它?


我写过一句话:每受过一次骗,就会感受一次自己身上人性的美好与纯真。


这便是《清明上河图》与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