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俄国在《训令》发布以后实际上并未开始按其原则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训令》中的纲领大部分没有得到落实。造成这种结果，有两个原因：一是《训令》内容脱离现实，二则是统治者自身为自己的利益而拒绝执行改革。例如，普加乔夫起义被镇压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恢复了已被废除的死刑，以震慑任何敢于反对她的人。因此，《训令》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纸空文，启蒙思想也成了空中楼阁。

普加乔夫（1742-1775），逼得叶卡捷琳娜恢复死刑的男人

第三，当时和后来的政治领导人刻意曲解启蒙话语的内容和意义，以服务于自己对俄国的统治。这种曲解从实际效果来看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有害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契合俄国社会现状，从而具备可行性；但总的来说，这种曲解使启蒙话语变成了蒙蔽人民和知识分子，延缓社会进步，压抑社会变革的保守、专制话语，失去了其作为启蒙思想载体的价值。《训令》开篇强调俄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欧，为“俄国特殊论”提供论据，而这一论点又成为反对欧化改革、反对启蒙、坚持传统、因循守旧的理论依据。“开明专制”理论为沙皇专制统治寻找理由，使沙皇得以反对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对皇权的限制和监督。对社会职业和阶层的严格划分，限制了俄国社会的流动性，特别是让农奴制得以长期存在，严重制约俄国经济社会发展，侵犯了人权和公民权。而对政府、法院、警察等机构权力的强调，虽不乏合法性，却也给政府机关滥用权力、镇压人民提供了借口。总之，《训令》中的启蒙话语被译介入俄国后，与俄国统治阶层的得益相结合，逐步异化成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政治话语，从而失去了启蒙的意义，反而成为启蒙的障碍。

1833年，公共教育部长谢尔盖・乌瓦罗夫（1786-1855）提出俄罗斯教育的方针是“君主专制、东正教和民族性”。

结论

《1767年训令》是俄国第一部从最高层面上确认启蒙思想对俄罗斯影响的文本，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一段时间形式上的施政纲领。无论女皇发布这样一个文件的用意为何，它事实上对俄国思想界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既为沙皇专制制度提供了新的话语，也为反对它的改革家和革命家们提供了思想武器。然而，《训令》的影响主要也局限于思想界，其中提出的各项政策大多没有落到实处，作为一道命令，实际上是一张废纸。不过，这并不能否定《训令》作为启蒙思想载体的重要意义。

亚历山大・拉季舍夫（1749-1802），俄罗斯最早的民主主义者之一，曾是女皇的重臣和顾问，后来又遭贬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