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遐迩一体——理想的民族关系(2)

作者: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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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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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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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268字

中国有句成语,形容食之鲜美叫“脍炙人口”,“脍”就是将牛、羊肉“细细地切做臊子”,然后蘸上作料如葱、芥等生吃;“炙”则是将蘸好作料的牛、羊肉放在火上烧烤,现在风行南北的烤羊肉师傅,就在生动地演绎着“炙”的工艺。


古代还有“羌煮貊炙”之说。“羌煮”是指古代西北游牧民族羌人的涮羊肉;“貊炙”则是指古代东胡人留传下来的烤全羊。羌煮貊炙鲜嫩味美,传入中原后深受人们喜爱,火锅的煮涮便是这种“胡风蛮习”的结果。


草原民族历来有尚武的风气,连妇女也不例外,《木兰诗》有着生动的记载,因此他们习惯于窄袖短衣,以图干练便捷,这一点也影响了古代中国,试想“长袂飘飘”“吴带当风”的蛾冠博带怎么劳动,又如何打仗?


所以,赵武灵王为了国家强盛,提倡向胡人学习,在国内兴起了“胡服骑射”的移风易俗运动。


胡人对汉人服饰的影响在鲜卑族统一北方以后达到了高潮。


这是历史的记录:“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今天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皮鞋、皮靴,居然也是汉人对胡人服饰接受以后的产物,是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影响所致。胡人逐水草而居,因此很多日常用品都非常简易,当今最方便的坐具马扎子就是草原民族的丁士卜贝献。


马扎子传入中原地区后,因为是胡人的用具,当时被称为“胡床”。胡床很快就流行起来,因为汉人的“坐”其实是跪,整个身体的重量让下肢承受,实在太不“人道”,自己也非常累,所以胡床给了屁股方便,同时也解放了下肢,人们自然会欣然接受。从此汉人席地而坐的“文明”礼俗便被马扎子攻破了。后来为了舒适,工匠给胡床增加了扶手和靠背,这就是交椅的起源。


今天,虽然热瓦普、冬不拉、马头琴这些乐器依然被人们当做非汉族乐器,但二胡、四胡、京胡和板胡等却被认为是汉族的乐器,岂不知这些乐器名字中的“胡”字已经为它们的来源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它们都属于古代的“胡琴”家族。


琵琶的出身也是如此。


我们翻开一本汉语词典,在“胡”字这个条目下就会看到这么多的物产:胡桃、胡饼、胡麻、胡椒、胡瓜、胡豆、胡蒜、胡荽、胡萝卜……“胡”字清楚地表明了这些物品的产地和来源,就好像很多物品上带有“番”、“洋”、“西”


这样的字就表明是舶来品一样。


这些美妙的标志,至今依然挂在人们的嘴边:番茄、番薯、洋葱、洋姜、西葫芦、西瓜等等。胡人创造的草原文明,在历史上留下的最集中的痕迹是对盛唐文化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足以说明,中原汉族的开放和包容,这也是华夏文明之中“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精神的写照。


盛唐精神已经成为一种范式,沉淀在中华文明的根基和血脉之中。


唐朝是中国古代登峰造极的发展阶段,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是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也是唐帝国空前兴盛繁荣的根本原因。


鲁迅先生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


唐朝文化无不显示着它无比自信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因其自信,所以唐朝能够对外部世界进行全方位的开放。思想比较开明是唐代知识分子的显著特点,他们对外来文化不是盲目排斥,而是积极学习、钻研、兼收并蓄,而外来文化从来也不曾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相反这些外来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中国化了,被用来为中国文化服务。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当时士大夫的治学传统,对新鲜事物的开放和宽容,则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


对胡人习俗的容纳和接受就是一个例证:


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引领时代潮流,当时最突出的潮流就是胡风盛行,胡乐、胡舞以外,首推胡装。正如元稹诗所说:


女为胡妇学胡装,伎进胡音务胡乐。


汉人妇女仿效胡人妇女的衣装与打扮,成为时髦风尚。更进一步就是胡服的唐化,即胡服的中国化。文献记载,杨贵妃有“鸳鸯并头锦裤袜”,又名“藕覆”,是最为时髦的打扮,类似今曰的连裤袜。一时间,从上到下,新潮服饰大为流行。杨贵妃喜欢“披紫绡”,其姐姐虢国夫人爱穿“罗帔衫”,都是袒肩露颈的宽松服装,完全摈弃了初唐宫人遮盖全身的装束之风,使中原服饰趋向开放。


李白曾有诗这样写:


五陵年少金市东,


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马蹄尽游何处,


笑入胡姬酒肆中。


这首诗反映了唐人对胡人开放态度的另一个方面,即胡人开设的酒店随处可见,少数民族姑娘,也就是唐人所谓的“胡姬”,在酒店充当服务人员已经成为一种风雅和时尚。当时,为了胡姬而去酒店饮酒是一种时髦的社会风气,即所谓“胡姬侍酒”,这在唐诗中多有描述。这样的场景在盛唐时代诗人们的笔下随时都会出现,比如李白还曾这样写: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


胡姬招素手,醉客延金樽。


更为有趣的是,为了追逐时尚,也出于新鲜猎奇的心理,一些长安贵族竟把西域民族的帐篷搭在了城里。性情豪放浪漫的诗人李白也不甘落后,在自己的庭院里搭了两顶蓝色帐篷,还在帐篷里接待客人。唐太宗的儿子承乾太子,干脆在皇宫空地上搭建了一座大帐篷,他本人则打扮成突厥可汗的模样,坐在帐前狼头下,亲手把煮熟的羊羔肉切成片大嚼大吃。连伺候他的奴仆,也都要穿着西域人的衣裳。


繁华富丽的长安不仅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臣和客商,更是国内各民族共同向往的地方。自唐初以来,诸蕃君长以及酋帅,定居长安的为数不少,贞观初年的文献这样说:“入居京师者近万家”——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他们生活在长安,有的还被朝廷任官赐爵,有的则与本地人通婚,定居下来,逐渐汉化。他们纷纷抛弃原来的蕃人姓名,借助于天子恩赐等方式,为自己和子孙取了汉家名姓,有的还攀附或冒认一个显赫的汉族祖先,以提高自身的名望。这些“皆归于文明之化”的四夷蕃客,为自己融入长安,成为唐人而感觉到无比的自豪。长安也因不同民族杂居而成为一个民族融合的场所。


唐朝是一个我们民族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它的自信、开放、宽宏、博大、发达,把华夏民族的声威四海撒播。自唐以后的千百年来,西方人就因为这个缘故,把华人称做“唐人”。唐朝那种振奋人心,蓬勃向上的精神和气质,也成了中国人无限追忆的盛世梦想。


汉民族所具有的这种博大胸怀,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节奏。我们在考察历史,对自身今日的现状进行追问的时候,不能不意识到塑造成今日局面和结果的文化因素。


因为人类不仅生活在现实中,也生活在历史中。


与汉人认同草原文明,包容、接纳并消化吸收胡人的文明成果一样,北方的兄弟民族也在学习中原文明的过程中,向民族融合的方向迈进。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一个最显著的代表,这决非一个特例。中国历史上,北方胡族在跟中原汉族长期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汉化,这是中国历史演进的一条线索。


孝文帝改革的原因很多,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中原文明的热爱和认同。


孝文帝改革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实现全面的汉化。


孝文帝也意识到民族特征最显著的表现是民族语言,因此他强令鲜卑人放弃在他看来落后的民族语言,全面推行汉语和汉字,并且要求官员作出表率,这一项要求对三十岁以下的人更加苛刻。


为了推进改革进程,加快汉化速度,孝文帝后来索性下令迁都洛阳,在中原文明发祥和沉淀已久的腹心地带,进行移风易俗的改革。他强令内迁的鲜卑人改易籍贯,甚至明确要求,改籍者死亡之后,只能在当地埋葬,不得移葬原地。


孝文帝更绝的一招是“改名换姓”,他以华夏始祖黄帝的后裔自居,以身作则首先将作为鲜卑身份标志的姓氏“拓跋”改为“元”,同时也要求王公贵族改为汉姓,使得几乎所有富有鲜卑民族特征的复姓,都变为了单姓。


汉化根本性的措施是胡汉通婚,这样从人种上彻底地打破了障碍和壁垒,为此,孝文帝同样率先垂范,他娶了手下汉族大臣李冲的女儿为妃,命令皇室成员跟汉族豪门高第攀结婚姻关系,并将公主嫁给汉人。


这一条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中国北方的民族大融合。


除了种姓方面的汉化,孝文帝还想从精神上对本民族进行彻底的变革,因此他非常关注教育。在迁都洛阳后,他立即恢复了先朝文物,广泛搜集书籍典册,建立了皇家图书馆,修建和恢复学校,将儒家典籍作为指定的教材,以图从精神品质和文化特征上彻底汉化。


在皇家命令之下,学习汉语、汉字书法,接受汉族文化,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北魏的时尚,这个向往开化和文明的时代为后人留下的记忆就是“龙门二十品”一魏碑书法的杰作和珍品。


一代英主北魏孝文帝向往中原文明,力行改革,推进汉化,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他的改革影响深巨,尽管后来北魏分裂,但是学习中原文明成了北朝的一个风尚,梁代才士,著名的文学家庾信出使西魏,就因为当朝统治者非常欣赏他的才华而被强留,因此庾信客观上充当了一位文化使节,为民族的融合和历史的进步贡献了自己的才华、智慧和宝贵的自由,最终客死异乡,长眠在苍茫的北方。


当然,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并不都像北魏的孝文帝那样推行全面、彻底,乃至带有极端意味的汉化政策,他们在很多方面,依旧恪守本民族的风尚和习俗,但是,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他们在精神和文化上的汉化却是无法避免,也不容避免的,并且汉化都成了最终的历史事实。


历史上北方民族的南下,几乎都以胜利告终。入主中原之初,他们摆脱不了游牧民族的作风,并且强行推广自己既有的习俗风尚,这就难免导致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停滞甚至倒退。但是,政权的统一跟文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文化跟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以及历史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当中原的新主人由于各种原因认识到这个定律的时候,学习汉族文化的新一轮热潮就开始了。


客观上说,这都是古老而疲惫的华夏文明整理更新的契机。


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为了适应对北中国的管理和统治,同时也目睹了中原文明的优越之处,因此开始了对本民族的改易和迁化。他们从中央职官、地方行政、法律、礼仪、历法、服饰开始革新,最终形成了宋人所说的“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的局面。


为了加速汉化的进程,女真统治者也迁都南方,在这一举措遭到保守贵族阶层的抵制时,金国的海陵王曾有过这样极端的诏策:“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就是说,将原来皇宫的殿宇,豪门甲第的府宅以及女真人信仰所系的储庆寺拆毁铲平,把旧址改为农田耕种一北魏孝文帝的影子在数百年以后又出现了。


由东北的黑龙江迁到北京还不算,金人的都城后来迁到了中原的腹心之地一开封。


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占据中原后的女真人学习汉族文化也成了一种潮流。金朝的皇帝都有非常优秀的汉文化修养,据史书记载,金朝越到后来,他们的帝王对汉族文化越加钟情,从性情气质到治国理政都显得儒雅风流,女真人粗狂的本性和彪焊气质一扫而光,荡然无存了。曾经强焊无比的女真人后来跟赵宋王朝一样,没有摆脱灭亡的结局,他们往昔的辉煌在蒙古骑兵的践踏下,化作了历史云烟。元初学者在总结历史教训时曾说“金以儒亡”,意思是说,金朝的灭亡是因为彻底汉化,丧失了自己民族优势的缘故。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历史的另一面却是,在女真贵族挥师南下颠覆了北宋,制造了“靖康之变”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启动了汇入大中华民族海洋的历史进程。尽管女真政权在蒙古骑兵的扫荡中灰飞烟灭,但是,自我更新后的女真民族却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更加厚实、更加广阔、更加博大的归属。


如果说金国帝王和女真贵族被中原文明的民俗、文化陶冶得无比风雅的话,这只是他们的个人修养,尽管是他们缩短并弥合了整个女真民族和中原汉族的距离,但是,他们只是以“武功”耀世而载入史册,并没有足以流芳后世的“文治”。因此,如果就南迁胡族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影响而论,自然要属颠覆明王朝而进入关内的女真民族的后人满族人了。清朝前期的帝王都是一代雄主,他们南北征战,为真正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创造了完备的条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清统治者入关后,为了强化统治,在进行严苛的文化高压的同时,也开始了浩大的文化工程建设。


康熙、雍正和乾隆都有精深非凡的汉文化修养,他们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为了稳定统治而发愤图强,勤奋学习。由于他们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学习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语言修养显得无比迫切重要。


就好像英语在我们这个时代走红一样,清朝前期,通晓多种民族语言,就足以为立身之本,这些民族语言包括满、汉、蒙、藏,和就是精通这四门语言的人才,仗着这个,他才得以成了皇上面前的大红人。


自然,汉族文化是他们的首选。


乾隆皇帝喜欢作诗,他现存的诗作有一万余首,他的书法也独树一帜,显出盛世天子的雍容典重,同时也不无才人文士的飘逸风流,卢沟桥头的“卢沟晓月”四个字,就是乾隆皇帝的御笔亲书。


清代适逢古典文化的发展末期,再加上是以关外少数民族的身份君临中国,所以,清朝帝王在提高个人学养的同时,倡导、提议、主持并参与了多项浩大繁复的文化工程的建设。


清代由官方主持纂集编修的丛书、类书、文集和辞书,规模庞大,品种齐全。


《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康熙字典》是清代文化工程最杰出的代表。至于以个人身份编纂撰写的各种图书文籍,则更加不胜枚举,浩如烟海。


清代后期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压迫,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之下,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高涨,在对待共同敌人的过程中,民族的凝聚力日渐加强,共同的民族归属感愈益自觉。


中华民族的彻底融合,民族的大团结,强大巩固的民族共同体在封建王朝的末世行将形成。中国文化自诞生之日起,便绝非自我封闭禁锢的封闭系统。以民族迁徙、聚合、贸易、战争为媒介,中华各民族文化相互激荡、相互学习,汇成了浩荡的文化巨流,使它更加显得生机勃勃,气象万千。


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融汇,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拥有健全的文化接受和文化输出的品质,才能获得文化的有效交流,得到文化的更新和补偿,才能最终赢得空间上的开拓和时间上的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