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浊世佳公子张学良发动兵谏。陷入危局中的张学良自知“闯祸”，乃问计于蒋百里，当时蒋百里也在兵谏中被禁西安。蒋百里如诸葛隆中一样，言说这是力的问题，在西安这里你有几杆枪就足矣了，但是西安以外呢？张学良忐忑说他担心的是南京城里的“力”，当时何应钦力主武力讨伐叛将张学良。蒋百里很干脆地说，南京不会有问题，也就是说何应钦之“力”，小于蒋介石之“力”，南京决不会置蒋生死于不顾，张于是才稍稍安心。可是，中央军仍然日夜兼程地西进，谁能担纲到南京解围？张学良再询之蒋百里，蒋百里反问道：“留在西安的军事大员中，你最恨的是谁？”

张答：“我不恨什么人，只有蒋铭三蒋鼎文！这个人好出坏主意，我看他不顺眼。”

“那么最好派铭三去。”

张不明其意，蒋百里说：“派一个你最不喜欢的人去，就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也表示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意，这样，南京方面才会相信你。”

张学良接受了蒋百里的意见，并请蒋介石写一道停止轰炸西安的手令，让蒋鼎文带到南京去。但是，蒋介石不肯写，怕亲笔手令落在张的手里；张学良也怕蒋介石直接交手令时，与蒋鼎文关起门来说话，对己不利。蒋百里叫张陪同蒋鼎文去见蒋介石，当蒋把手令直接交给蒋鼎文后，两人同时退出。

于是乎西安危机解除，但张学良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赶紧扔掉凶器躲起来，仓促决定亲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被囚置在为他量身定做的牢狱里，一直到白发暮年。

一

民国初年前后的许多人和事，在今天看来，简直让人艳羡得不可思议，那些人有点像六朝人物，既有真性情，又有敢担当国事的谋略勇毅，即使读书人，也是风云激荡，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写过那时的风尚：

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

那时是崇尚血气的，佩剑高歌的秋瑾就可以证明此说不虚。鲁迅的那个“戛剑生”的笔名，像是他在《铸剑》里复仇的黑衣人。你能想到鲁迅骑着马在南京城街巷策马奔跑的样子吗？那时的文人也并非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孱弱之辈。狂放，是那个时代的底色。

那是一个新旧交错、偶像破坏的时代，留日学生中诸多的狂放之举，今天看来亦让人神往不已。三寸毛锥不能救国，投笔从戎此其时矣。蒋百里和蔡锷就是在这风云激荡的时候，来到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步兵科，一骑兵科。蒋百里与蔡锷同庚，两人志同道合，遂成生死之交。蔡锷是梁启超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其为师。梁启超对蒋百里分外赞赏；蒋百里视梁启超为师，执礼甚恭。后来蒋百里留德归国后，曾写《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汩汩滔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连梁自己都觉“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只好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着作出版，这就是着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但《清代学术概论》的序言，却是梁启超反过来请学生蒋百里作序。

1902年，蒋百里当选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蒋百里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后来章太炎与梁启超大论战的前奏。有人问蒋：“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蒋百里是和鲁迅相识的，蒋百里等人于1903年2月创办《浙江潮》月刊，《浙江潮》编者们在发刊词中表示：“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因“不忍任其（中国）亡而言之”，而“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共同挽救祖国危亡。

鲁迅借异域的尚武意识倾诉复仇的译文《斯巴达之魂》，发表在《浙江潮》，当时是《苏报》案发，鲁迅的老师章太炎、邹容入狱，鲁迅就借译文表达自己的抗争。鲁迅在《浙江潮》上还发表数篇科学论文，后来章太炎先生的诗《狱中赠邹容》也在该刊登载。

当时还成立了大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经过选举，杨度当选为总干事长，黄兴被选为干事，蒋百里、张孝准等人也被选为干事。根据梁启超的授意，以留日会馆的名义，在弘文学院召开“国势研讨会”，由蔡锷主讲“论军国民主义”，蒋百里主讲“军国民教育”。蔡锷演讲：

我们大家远渡重洋来到东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寻求挽救中国的灵丹妙药。目前中国之病在哪里？病在国力孱弱、生气销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

要使中国变得强大起来，必须是人民成为军国民，而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冶国魂。什么是国魂呢？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国魂与国民之关系，若战场中之司令官，若航海中之指南针，若枪炮之准星，若星辰之北斗。举例说，日本的国魂即“武士道”，人称“大和魂”是也。德国之国魂即其国歌中所云之“日耳曼主义”，美国之国魂乃“门罗主义”，俄国之国魂则是“斯拉夫人种统一论”。

国魂者，渊源于历史，发生于时势，有哲人以鼓铸之，有英杰以保护之，有时代以涵养之，从而才能达到宏光之大域。

那么，我们中国的国魂是什么？在这次演讲之前，我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欲于四千年中华历史中，搜索一种别人没有的特色作为我们民族的国魂，结果却是渺乎其不可得也。说到这里，我感到惭愧、感到汗颜，但是我知道，在我的脑海深处、在诸位听众的脑海深处，确信我们中华民族必定有其国魂存在！

蒋百里能文能武，军校毕业时，蒋百里排名第一，获得日本天皇赐刀，这是很令日本人感到难堪的事情。

对获得军刀一事，蒋百里说：“什么天皇赐刀，在我看就是狗屁！

要不是争第一为中国人长脸，谁要那破刀？”

我们知道当时留日的中国学生，有的是胡闹镀金，有的是消磨时日，鲁迅在散文《藤野先生》里讽刺过，很多血气正旺的青年才俊是因为受甲午战争的失败刺激，发愤为国寻一出路到东瀛来的，《蒋百里年谱》曾记载：光绪二十二年，蒋百里15岁，“公耻于甲午之役，于读书外留心国事，阅《普天忠愤》集，常中夜呜呜，矢为国自效”。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学生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蔡锷，第三名仍是中国人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有：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都是日本陆军界的一代精英，但都惨败于蒋百里、蔡锷手下。

甲午战争中国的船沉没了，但在另一战场，中国的学生却打败了日本。

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再难堪蒙羞。

蒋百里、蔡锷以拯救国家为己任，他们不是武夫，可以说是书生从戎，君子豹变，其实从曾国藩、左宗棠起可看作是近代文人领兵之滥觞，这对于割除旧式军队之痼疾，收束世道人心，无疑是暗夜里的幽光。

在蒋百里留日的时候，还有一事就是苏曼殊曾加入他和陈独秀酝酿成立的爱国组织青年会，苏曼殊退出早稻田大学，转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立志做一个杀敌的军人。

苏曼殊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日本人，是一典型的混血儿，增田涉《鲁迅的印象》曾写到苏曼殊：

他（指鲁迅）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

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又说，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不很清楚，据说是混血儿……我问道，他能说日本话吗？回答说，非常好，跟日本人说的一样。实际上，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同仁之一。问那是谁？就是苏曼殊。

苏曼殊12岁那年，曾大病一场，病中的曼殊被家人扔在柴房里，气息奄奄而无人过问。后来，他竟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一经历给幼小的曼殊以沉重的打击，以至他小小年纪就看破了红尘，去广州长寿寺出了家。但有一次他偷吃鸽肉被主持发现，只得出了庙门。后来又曾因情感出家，开始了他风雨漂泊的一生。

1903年，苏曼殊报名参加“拒俄义勇队”，被编入学生军甲区队第四分队。这年9月，苏曼殊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临行前，他作诗：“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应该说蒋百里是军人也是文人，军人中的儒家情怀，文人中的墨家侠气，在他身上浑然一体，其实蔡锷、鲁迅、苏曼殊身上都有一种豪侠气、超迈之气，他们处在大破坏与大变革的时代，他们身上显现的是一种新的质，和古代的旧文人是不可以同一眼光视之的。

二

蒋百里是在传统诗书里濡染而起的，虽为军人，马背翩翩，但遇事温婉，除非到了不可收拾之步，你是见不到他流血五步的那种豪迈与决绝。

1913年6月18日清晨5时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阵紧急集合的军号把全体学生2000余人拉到了尚武堂前，大家看到校长蒋百里满脸怒容，全副武装，腰佩军刀走至台前，然后用沉重而低微的语调开始训话：

……本校长自到校以来，亟思整顿学校，俾诸生军事教育达到完全之希望。岁月如梭，于兹半载矣！奈阻力横生，困难愈甚，试观校内，以材料言，则骑兵缺马，炮兵缺炮，工兵乏工作器具，辎重兵无演习材料器具。即贷诸他处，少有所得，皆不适用。学生服装，御冬之呢衣至夏始到；夏日单衣仅在筹备，形势上多不完全，此校长不能尽职者一。以教育言，热心任事、不辞劳怨者颇不乏人，其他一部指摘瑕疵，横加诽议，使能者受毁既深，隐萌退志，而教育遂生散漫之现象，此校长之不能尽职者二。……今学校如斯无能为力，是校长不能尽一己之职，惟出最后之手段，以谢军界同胞，以明此心于天下而已！

就在6个月前，蒋百里赴保定军官学校，领少将衔任校长。他一心想创办一所第一流的军校，训练新军，培养将才报效国家，为此经常打报告向陆军部请求增加临时经费，而北洋当局一心扩充私人武装，哪里有暇顾及军校发展。蒋百里多次碰壁，一气之下申请辞职，袁世凯不准。最后蒋百里亲赴北京城向陆军部请款，依然碰了钉子。返回保定后，蒋百里想起初入校门时对学生的公开承诺：“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当晚将门闩好，独自一人一面饮酒，一面写遗书，其中一封留别老母杨太夫人，一封致本校教育长张承礼。此外，还有致好友蔡锷的长信。给陆军总长段祺瑞的信写好后，又愤而撕成碎片。

尚武堂前，蒋百里脸色苍白，语调低沉：“我对不起你们，我自己不能尽到校长的责任就得辞职，你们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跟随蒋百里的同乡小仆人李如意站在台下第一排，主人的异样神情引起了他高度注意。就在蒋百里讲完话拔出手枪时，李如意一个箭步跳上台去，一把抓住主人的手拼命夺枪。夺枪之间，“乒”一声枪响了，台下学生们不约而同地大声惊呼：“不好了！校长自杀了！”蒋百里举枪对准自己胸部时，幸亏李如意死劲一拉，子弹偏移，从肋骨缝隙中穿过，没有伤着要害部位。蒋百里推开众人，歪歪扭扭走了20多步，倒在地下。

袁世凯闻信后即命曹汝霖，委托日本驻华公使派一名外科医官和护士长，赶往保定救治。

蒋百里自杀事件震动全国，蔡锷首先要求北京政府“务必认真查明事由，追究责任”。湖南名流熊希龄紧跟着放了第二炮“此案如不水落石出，誓不甘休！”当然其时也不乏恶意中伤者，为此，蒋百里养伤中对老同学张宗祥说：“我从此认识了这一班狐群狗党的下流军人！”蒋百里伤愈后，决心不再返校任事。学生们依依不舍，每人印了一张蒋百里照片，珍藏身边，以为纪念。

日本公使馆的医官和护士长左藤屋子奉命赶到保定诊治。此时伤痛中的蒋百里万念俱灰，他把积存下来的安眠药片藏在枕头底下，打算再度自杀。日本医官到保定军校第一天就搜出了这些药片，转脸对左藤屋子说：“蒋校长命不该绝，你要多多劝慰他。”因蒋伤势不重，医官只观察了一夜就回北京去了，留下左藤屋子一人护理蒋百里。左藤小姐规劝蒋百里莫逃避人生责任，且以日本人的“忍”字诀劝慰道：

“要忍耐，忍是大勇者的精神支柱。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立大业？你是青年将领，你们国家正需要你这样的栋梁啊！”左藤小姐的话，引起蒋百里的极大震撼。一个东瀛弱女子尚如此明晓事理，况堂堂七尺男子，正处国家陆沉，多难兴邦的时候！

左藤小姐小蒋百里8岁，日本北海道人，毕业于日本护士助生专门学校，又在帝国大学产科实习过5年，来华派到日本公使馆担任护士长。她年轻美貌，温柔体贴，善解人意，使蒋百里对她渐生了爱慕。

一天，他认真地对左藤小姐说：“我听你的话，不再轻生了。可以后遇到生死关头，没有像你这样的姑娘在我身边提醒我，谁来鼓励我的勇气呢？”此话一语双关。

数周后，蒋百里枪伤痊愈，左藤小姐对他的心意也已了解，而她对蒋百里的品德、才华也极敬佩。左藤小姐回国，将钟情蒋的事禀告父母。那时日本人对中国人有偏见，最初，父母持反对态度，屡次挽人作伐，欲把女儿嫁给一个日本青年。驻华日本公使馆外科医官也时常来信求爱。父母之命难违，但左藤小姐心中始终抹不掉蒋百里的身影，一再托词拖延。蒋百里得知婚事搁浅的缘由，心急如焚，连续写信到日本。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对左藤小姐说：“我因你而生，如果你不同意婚事，我马上到日本来，死也要死在你的家里。”真诚求爱，打动了左藤小姐的双亲，终于同意了女儿的婚事。1914年秋，蒋百里满面春风，将军赢得美人归，在天津德国饭店举行了婚礼。

人们对蔡锷将军的认识，大多是因为一部电影《知音》，叙写蔡锷将军积极准备逃出袁世凯的魔掌，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浪荡之徒，打麻将、吃花酒、逛妓院，与云吉班的妓女小凤仙整日厮混，后来蔡锷在小凤仙帮助下，逃出北京，在云南举义。不幸将军早逝，小凤仙痛不欲生，书写挽联：谁识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这是虚构的浪漫故事，真正助蔡锷逃离北京的是蒋百里等人，而非青楼女子小凤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