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广东的事,上海的事,安徽的事,历史总结的事(4)

作者:龙平平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13:18

|

本章字节:11634字

任燕明白了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的意图,心里也便有了底,想着一定要备好功课,完成好社里交代的这次任务。


晚上,她去北大看望夏建国的时候,两人走在灯光依稀的校园里,也悄声谈到了这个问题。


夏建国说,邓大人敢于接受法拉奇采访的挑战,也真是有胆魄。现在国家的政治形势也有一点微妙,各种舆论都很多。尤其是刘少奇平反以后,“非毛化”的思潮来势汹涌。我们北大很多老师与同学都赞同中国的“非毛化”。听说中央要搞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争论激烈,各种意见都有。邓大人一下子要在全世界面前回答清楚这些问题,确实是有难度的。


任燕说,是啊,现在中央又在考虑“修宪”,究竟是以哪一个宪法的文本为基础,也有不同意见。有人提一九五四的宪法,有人提一九七五年的宪法,也有人提一九七八年的宪法。据说彭真提出以一九五四年宪法为基础来“修宪”,邓小平是赞同的。我看到过一个材料,邓小平对“修宪”问题,强调了四个方面:第一,要理直气壮写“四个坚持”;第二,写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写民主集中制;第四,写民族区域自治。小平同志还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这次宪法修改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坚持。这是我们在长期的斗争中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国家保持安定和发展的基础。小平同志还说,这次修宪还要多参考其他国家的宪法,包括西方议会的特点、议员的产生和提案制度。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关心中国的这次“修宪”,他们要从各个渠道了解我们要走什么道路,要打哪面旗帜,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夏建国一拍手说,我看邓大人已经考虑得很全面了。人家法拉奇是有备而来、有备而问,邓大人也是有备而答、有备而回。这必定是一场精彩的大戏,全世界都将聚焦这场采访。任燕啊,你又一次要进入聚光灯的中心了。


听夏建国这样说,任燕扑哧笑出了声,说,建国你这话错了,进入聚光灯中心的是提问者和应答者。尤其是应答者,他后面站着九亿中国人,而我只是九亿中国人中的一个。不过,建国你放心,我会做好应尽的工作的。只是我心里还有点不踏实,我怕法拉奇的提问过于刁钻,造成气氛尴尬,这就不好了。我接受了任务之后,心里一直怦怦直跳,所以今天特地赶了过来,好像不跟你说上几句话,心里就平复不下来。


夏建国沉吟着说,任燕你不用担心,邓大人是有底气的。邓大人的底气在于他知道中国是要怎么样发展。他的内心很强大,他会把他的这种强大通过法拉奇的嘴巴告诉全世界。我倒是认为法拉奇来中国是件好事,外交部根本不用怕。


听夏建国这么说,任燕倒安心了不少,同时也渐渐产生了一个与夏建国同样的感悟:邓小平果断地选择法拉奇的挑战来发声,是一种智慧的战略。


在北京炎热的八月间,任燕终于与这位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见面了。见面的瞬间,她就感到了这位著名媒体人的犀利。这种犀利,首先表现为目光,接着就表现为语言。法拉奇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你好,任小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来监督我采访的?


任燕立即明白了法拉奇话里的含义,对这样的问话她早有准备,于是微笑着说,法拉奇女士您多心了,您可以在北京的任何地方采访,没人想监督您,包括我。法拉奇似笑非笑说,是吗?那我现在就可以采访吗?任燕说当然可以。


在从宾馆前往天安门广场的汽车上,任燕耐心地向法拉奇介绍北京的各种建筑: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前门大街,位于北京的中轴线上,北起正阳门箭楼,南至天坛公园路口,是古代中国皇帝出城赴天坛祭天的御路,明、清至民国时期称为正阳门大街,老百姓俗称前门大街,现在是北京著名的商业街。


这时候法拉奇就大喊停车,弄得司机一头雾水,不知出了什么状况。任燕心里明白,这就是这位著名记者所习惯用的“随机采访”了。


法拉奇采访的是“大碗茶”。这个小小的茶铺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坐下来,接过年轻的茶铺老板递过来的一碗大碗茶,先是伸出大拇指称赞了茶的口味,然后说,这位年轻的先生,我想采访你一下,可以吗?


在任燕作了翻译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一脸惊讶,说采访我的人多了,但外国人还是第一次呢。


法拉奇的问话果然犀利,直入主题:请问这个茶社是属于你的,还是属于政府的?


茶铺老板说,不是政府的,是我的,还有他,我哥们儿,我们凑钱自己开的。我们这叫“个体户”。个体户,你懂不?


任燕向法拉奇解释说,这个茶铺是他们自己开的,这在中国叫“个体户”,就是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的一种经营形式。法拉奇问,那不就是私有财产吗?任燕作了肯定的回答,解释说,我们国家现在的政策是鼓励和保护他们的。


于是法拉奇就显出了不解的神情,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公有制,中国保护私有财产?我不信。


任燕看着她的一脸惊愕,不知这种表情的真实程度如何,于是也就当她真的不了解,便请茶铺老板拿出店铺的营业执照来展示给这位外国女记者。


法拉奇端详了半天营业执照,点点头,又问那位面貌英俊的小伙子,我知道你们中国的年轻人都要“上山下乡”当知青,你没有当知青吗?


小伙子回答说,我就是回城的知青,我的合伙人也是知青。现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了,允许“个体户”,允许个人创业。我们就办起了这个大碗茶社,自食其力。


这时候法拉奇马上转换了话题,单刀直入地问,你是知青?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对“上山下乡”的看法。


茶铺老板看看任燕,又看看周围越聚越多的看热闹的路人,犹豫了好一会儿,吞吞吐吐说,上山下乡嘛,确实锻炼了我们这代人,可是嘛,也让我们失去了很多。我想嘛,反正,它已经成为历史了。


法拉奇笑了一下,接着又是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那你们对毛泽东是怎么评价的?


茶铺老板似乎一下子被问住了,不知该如何回答。看到茶铺老板的这种窘迫,任燕心里也稍稍紧张起来。法拉奇似乎感到了这种不安,于是换了个角度,继续问,那么你对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未来有信心吗?


一听这个问题,茶铺老板顿时就信心十足了,大声说,当然有啊!你在北京多走走就会发现,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一定会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


茶铺老板这一番流利的回答,突然就引发了围观群众的一片掌声。这掌声让法拉奇也笑了,举起手跟着大家拍了两下手掌。


任燕松了一口大气,一边鼓掌,一边心里说,这场“热身赛”,多好。


任燕所谓的“热身赛”之后,大幕就拉开了。邓小平正式接见来自意大利的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是在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担任翻译的是外交部翻译室的译员施燕华。施燕华的翻译水平很高,两年前邓小平参与中美建交谈判,她也是翻译。


法拉奇落座伊始,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这是她的习惯。邓小平注视着这个动作,微微笑了一下。


法拉奇或许是为了先给邓小平一个好印象,便亲切地对邓小平说,明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祝贺您,祝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感到了惊讶,说,哦,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那就意味着我已经七十六岁了。七十六岁的人已经是江河日下了!


法拉奇一笑,说,邓先生,我父亲也七十六岁了。但是,如果我对他说七十六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会扇我几记耳光的。


邓小平说,他干得好!不过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


说着,两人同时笑了起来,原先略略紧张的气氛此刻便一扫而光。采访就这样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


法拉奇的提问首先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她是这样问的:邓先生,最近您说,中国正处在转折点,可以说是第二次革命。事实上,今天来北京的人,可以亲眼看到中国已发生的变化。人们不再穿制服了,标语消失了,毛主席的像少了,我从饭店到这里,只看到一幅,挂在紫禁城的入口处。以后你们还会保留毛主席像吗?


这话问得很尖锐。施燕华略略迟疑了一下,还是直译了这位女记者的问话。


邓小平的回答斩钉截铁。他说,要永远保留下去!他又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会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邓小平的这一斩钉截铁的似乎不假思索的回答,使法拉奇显出了惊讶的神情,但她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情绪,更加犀利地发问:今天人们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这符合历史事实吗?听说中国人在说“四人帮”的时候,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从法拉奇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来看,她在采访之前早已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邓小平明白法拉奇想问的是毛主席与“四人帮”的关系,对这样的提问他早已胸有成竹,于是缓缓说,绝不能把毛主席和“四人帮”相提并论。必须清楚地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


邓小平列举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然后说,正是因为遵循了毛泽东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又强调说,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


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和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主题,法拉奇仍然穷追不舍,她甚至拿出刘少奇的案件来向主人提问:很多人认为,您为毛泽东最大的反对派刘少奇平了反,这样做就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换一句话说,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这当然是一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着的问题。邓小平沉思了片刻,说,要把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区分开来。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我们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目的,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毕生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法拉奇这时候的目光就很犀利了,她始终盯着邓小平沉静的脸容,咄咄逼人,一连抛出四个问题:“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至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


这些尖锐的问题如连珠炮般地提出,连翻译施燕华都感到了一些紧张,但是施燕华看到邓小平的表情始终十分从容。


邓小平缓缓说,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但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违背了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对于“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但他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只是由于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可以说是好心犯了错误。另外,他的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


女记者点点头,继续发问,保持着她的犀利:那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泽东?


邓小平点点头,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在谈话中,邓小平运用辩证法的思想对毛泽东的一生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施燕华一边翻译,一边在心里生出了感动。她想,对毛主席作出这样的评价,就邓小平而言,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这位老共产党员三次被打倒,“文革”又造成了他大儿子的终生残疾,但是,为了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还是作出了这样坚定不移的回答。


法拉奇之后的问题是:天安门广场上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像,但是在我看来,斯大林一无是处,而赫鲁晓夫极好。为什么你们要挂斯大林的像?邓小平问,赫鲁晓夫?他做过什么好事?女记者说,他谴责了斯大林。邓小平微笑着说,所以,您就认为这是他做的好事?


法拉奇一愣,一时似乎有点哑口无言的样子。


这时候邓小平的嗓音显得更明朗了。他说,我要告诉您,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说完这句话,邓小平的面孔更加严肃起来。他指了指法拉奇的笔记本,说,请您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


法拉奇点点头,她完整无缺地记录了邓小平的这句话。但是话锋一转,她又提出了一个令会见空气顿时绷紧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我不能理解的问题。但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而是西方舆论。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


这话一出,施燕华顿时愣了,但她仍然一字一句地翻译了法拉奇的话。


邓小平听完问话,忽然爽朗地大笑起来。他以平静的语气从容地回答这位女记者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您保留您的观点,我保留我的。我们不谈赫鲁晓夫了。


然而法拉奇并不放弃,她迅速转换了提问的方式,开始从邓小平个人的角度出发来提出类似的问题:邓先生,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您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您,这是否是真的?


听到这里,邓小平又笑了一下,心里想,这位女记者果然会绕圈子。那就让她绕吧,反正这个问题最终也是要说得明明白白的,因为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如何递出这个答案。


邓小平摸过了一支烟,点着了,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了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