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向科学致敬,向教育致敬(9)

作者:龙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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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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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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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142字

但是曹慧还有不少担心,她看着窗外慢慢暗下去的天色,用带着一丝忧愁的嗓音对熊总编说:我家老田啊,就是有点盲目,低头拉车是把好手,抬头看方向却总是差那么几步。我多次劝说,他也总当耳旁风。这个邓小平,复出之后,有些事情做得还不错,比如恢复高考,让年轻人重新有机会上大学。我那一贯调皮捣蛋的儿子也有可能从此收了心,好好地入学深造了。但是邓小平这个人,从本质上讲我对他是有怀疑的,他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认识不清的,连毛主席要他对“文革”做个正确的结论,他都不干。他是不把毛主席放在眼里的,内心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想起这一点就心寒,毛主席能否定吗?要不是毛主席,我父母早就被地主老财压榨得没命了,这世界上也就没有我曹慧了。我就怕中国出个野心家、阴谋家来反对毛主席,否定毛主席,所以对邓小平这个人,我心里是吃不准的。说实话,当年在部队,邓小平也算是我的老首长了。我当年非常尊敬刘伯承、邓小平,但就是建国以后,他和刘少奇搞在一块儿,拼命反对毛主席,这就叫我恨得牙痒痒的。现在他重新出来工作,我心里总是有点七上八下,怕他气候一到就反对毛主席。中国要是出现这样的政治局面,那是很让人后怕的,那红色江山就整个儿兜底翻了,资本主义就彻底回来了。熊总编,我今天跟你掏的都是心里话,我之所以在跟老田复婚的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思想抵制,也就在这里。熊总编,你说我是对,还是不对?


熊总编在听对方这么絮絮叨叨的时候,双手捧着暖和和的茶杯,眼望着窗外的余晖,一声不吭。末了,面对曹慧诚恳的脸容,他才缓缓地说:对邓副主席,我们也不能说啥。邓副主席是中央领导,我们从事理论刊物工作的同志,能评论他什么呢?但是我告诉你,曹慧同志,你的种种思考,都是没有错的,是很深刻的。对任何人,我们都要听其言,观其行,不轻易作出结论。中国的事情太复杂了,我们这些坚守在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一定要站稳原则立场,保持头脑的清醒,不能跟风也不能盲从。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政治立场,是听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华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同时,我们要遵循的一条原则是,听中央分管领导的。现在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是汪东兴副主席,那么我们就听东兴同志的具体指挥。我们为我们的刊物叫“红旗”而感到自豪,我们红就红在这儿。


结束了这次为时半个小时的推心置腹的谈话后,曹慧回到她的单人职工宿舍,一头倒在那铺得厚厚的小木床上,皱着眉头想,我是不是还要按原来想的,在小源考上大学之后跟老田复婚呢?这时局还会不会起大的变化呢?今天听熊总编讲话的口气,中央领导层内部还很微妙呢,还大有玄机呢。看来,还是要慎重。


后来,她在迷迷糊糊睡着之前又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社会青年参加高考的事情,该不会有什么反复了吧?据老田说,教育部已经把一系列文件都拟定好了,可是为什么中央还迟迟不公布正式决定呢?


各大媒介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在一九七七年的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刊发重大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以及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制度得到正式恢复。


虽说季节已入初冬,但是对全国考生来说,仿佛是迎来了一个无比绚烂的春天。对于每一个知青来说,这个冬天的每一阵寒风都是温暖的。可以说,几乎全国的年轻人都在雀跃,几乎全国的家庭都在沸腾。


苦熬在农村的上千万的知青,这些天都在为这个喜讯而奔走相告。不少已经为人父母的“老三届”知青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也纷纷报名参加高考;就连那些曾经政治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即将出现的巨大变化。


夏建国火速赶回了陕北,而田源也踏上了奔赴云南的列车,两人都要赶回原单位去报名参加高考。夏建国在离开北京之前,把自己好不容易搞到的一本《初中代数》和一本《初中物理》分别抄了一遍,自己带上抄件,而把两本书寄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鼓励自己的大妹建红也赶高考这趟列车。这是一趟呼啸而过的列车,对每一位知青来讲,机会都是很金贵的。


继续在小岗村蹲点的妇女主任夏建红,是这一天傍晚从乡邮递员手中接过这两册课本的。随书寄来的,还有哥哥建国的一封充满豪气的信。她一念完这封信,豪气就上来了,急忙离开队部就往大田上跑,她知道刘金锁正带着乡亲们在掘红薯。刘金锁被夏建红拉到沟渠边,拍拍身上的土,就看着夏建国的信。夏建红说我俩一起考吧,我哥也是这个意思。这时候她发现刘金锁的表情有些迟滞,后来就听他迟迟疑疑地说,建红,你参加高考我很支持,有啥我能帮上忙的,尽管说,我就不参加了吧。


为什么?怕考不上?你原来的成绩不是挺好的嘛。


不是,咱们的情况不一样。


夏建红一听就急了,扯住刘金锁的破衣袖就说,你给我说清楚,什么情况不一样?


刘金锁却说,这会儿就不说了吧。天黑之前,我们俩把红薯都装车,等忙过这一阵儿再说吧。


直到晚上,夏建红进刘金锁家见金锁与自己的奶娘相对着喝粥,一点也没有要说话的意思。


刘金锁吃完饭才说,建红你赶快回去复习吧,学代数和物理都是学笨功夫的事儿,需要抓紧时间。你把我这只羊油灯拿去,你那只太暗了。


夏建红想,也许他是舍不得自己当了大学生以后留下病恹恹的母亲,但是这也说不通啊,他当初怎么就能扔下母亲往广东跑呢?甚至想往香港跑呢?如果金锁真的考上了大学,可以把妈妈往北京送啊,她毕竟是我建红的奶娘啊。


但是刘金锁始终就没说自己的打算。他只是感到自己与脚下这片土地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他跟夏建红毕竟还不一样,人家是北京大姑娘,总是要回大城市去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刘妈妈隔着一条布帘子问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儿子,咋跟建红吵嘴了?刘金锁说哪吵嘴了,舍不得和她吵呢。


这时候刘金锁就披衣起来,推开房门,独自坐在自家门槛上,呆呆地望着头上闪烁的星空和星空下这一片秋冬交错的大地。


刘金锁心里有建红,他知道建红心里也有自己。但是,时代的列车开来开去,每个人的面前都会出现新的站口,尤其是年轻人。


刘金锁凝视着天边最远那颗光芒微弱的星星,心里默默地说,建红你就好好复习吧,上你的大学吧,我就守着这块土地了,我就不信小岗村翻不过身来。眼看“四人帮”都被逮了,那种大呼隆的“农业学大寨”的做法可能也会改一改了吧,农村的生产还是有指望的。我不想一下子拔脚离开,尽管夏建国的那封信说得火烧火燎。


田源回到西双版纳的农垦场,见到昔日的战友们三三两两地已开始复习了,而他所带来的一册《高中历史》和一册《初中数学》竟成了大家疯抢的对象。


农垦场的大胡子场长,走过来一掌拍在他的肩头说,你这个小刺儿头,总算装病装完了,上头要“清查”你了,你知不知道?现在《人民日报》社论说要高考了,你小子才赶回来,真是“司马昭之心”。


田源却头一回对这位场长露出了恭顺的笑,并从一只破旧的军用挎包里掏出一包北京蜜饯塞了过去。田源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高考对他来说绝对是天大的事。当天晚上他就跑到场部邮电所给父亲挂了长途电话,告诉父亲说自己已经初步跟农垦场领导搞好了关系,请父亲放心。


而田志远也在电话里欣喜地告诉儿子,说自己参与写作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已经在《红旗》杂志第十一期上发表了,而且《人民日报》也马上加以转载了,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思想理论问题,对今后教育制度的改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连小平同志看到这篇署名为“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都说写得好。


田志远这么兴高采烈地说着的时候,却不料电话那头早就被按掉了,田源可没有心思听这个,他满脑子都是数学、历史和地理。再说长途电话费那么贵,他哪有钱来支付父亲讲理论的通话时间?


邓小平要南下广州去参加一次军委扩大会议,在动身之前,他安排了一次与美籍华人、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教授的会见。这些天,他心里一直琢磨着即将开始的全国高考,他很想听听王浩教授的意见。


他要见王浩教授的原因,是前些日子他读了王教授的一篇文章。


王浩教授回到中国后,看到国内科学界的学者们目前精神状态特别好,每个人都能够专心搞科研,心里很受鼓舞,于是写了一篇名为《关于促进教育科技发展的几点意见》的文章,直接寄给邓小平,希望自己的这篇文章能够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有所帮助。邓小平读完这篇文章就萌生了与这位王教授当面聊一聊的念头。


会见地点,选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福建厅似乎是人民大会堂所有厅***镜率最高的,因为这个厅恰好位于迎宾的主要场所北大厅之后,所以领导人接见宾客的地点,通常都会选在福建厅。


主宾一坐下谈话,话题马上就集中到了正在紧张筹备的全国高考上。王浩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惊叹,他说,竟有五百七十多万考生参加高考,美国可组织不了这样的考试。


邓小平笑了,解释说,这不是高考的常态,是要弥补我们以前犯的错误。今年高考的问题还很多,考生形形色色,准备也太仓促,明年要组织得更好些。譬如今年是各省市自主命题,从明年开始,至少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这样可以减少试卷出现问题,关键是要保证公平竞争。


对于这一次全国即将举行的高考,客人提出了不少建议。客人尤其强调,除了保证大多数人的公平机会,也要照顾一些特殊人才,这才是教育的智慧。王浩说的这个意思,邓小平很有同感。邓小平点点头说,科学领域总是后来者居上,否则人类难以进步。虽然过去有些方法有缺陷,不容易发现有特殊才能的人,但这样的人是有的。


对于即将全面铺开的全国高考,邓小平心里的轮廓越来越清楚,他觉得王浩教授的许多意见都很中肯,值得在高考的组织工作中加以把握。这时候,邓小平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于是笑着问,王教授,对艺术你有什么建议吗?


王浩也笑了,说,艺术我不太懂。


邓小平说,艺术和科学也有相通之处,都要注意对特殊人才的选拔和使用。音乐学院原来的院长告诉我,发现了一个七岁的娃娃会拉小提琴,能拉很难的交响乐曲子,而且拉得不错。但是因为中国不喜欢讲天才,所以很容易把有潜力的孩子耽误了。根据现在音乐学院的规定,只有满十一岁的孩子才可入学。我认为像这样的娃娃,应该吸收到音乐学院来,提前录取,以便深造。


两人的聊天,领域很广阔。王浩离开人民大会堂后很久,还一直为邓小平谦逊好学的精神所感动,譬如邓小平说“我还是个小学生,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他也为邓小平在目前的中国政治条件下表现出来的胆识所感动,譬如邓小平说“一定要保证科研人员至少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政治学习的内容要精简,特别要反对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王浩想,中国的科技事业,有了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是完全可以寄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