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稳健踏实(1)

作者: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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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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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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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972字

陈云的结论,即“生产1300万吨钢”,扎扎实实,充分体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维方式。陈云被称为“务实派”,他的算细账、定指标的讲话,可以说是他“务实”精神的写照。


“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就在陈云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不久,处在政治巅峰上的他,便遇到了麻烦。


陈云早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就支持毛泽东,此后他和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紧密地合作。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主管财经的重任压在陈云肩上。


但是,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在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不同看法……


事情是从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引起的。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写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曰“反冒进”。社论反对急躁冒进,后来也就被称之为“反冒进”。社论指出,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偏向。


社论又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社论还指出,在反对保守思想的时候,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1958年1月11日晚,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


毛泽东说:


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


毛泽东很严肃地指出: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


毛泽东还在载有这篇社论的报纸上加了这样的批注:


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事态变得非常严重。这就不能不追溯《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来历……


这篇社论,确实是根据1956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写的。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的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社论写好之后,曾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


就在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忙把社论也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社论的清样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这样,社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社论发表之后,当时,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其实,毛泽东所批的“不看了”,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直到过了一年多,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毛泽东说:


“‘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所谓的“促进委员会”,是针对“反冒进”而言的。毛泽东称,那些“反冒进”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他说:


“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于是,也就追溯到那次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其实,早在1956年春天,周恩来就提醒大家:“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那是因为中共在“经济专家”陈云的苦心经营下,经过三年恢复经济,然后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上有了相当的发展。1956年初,在毛泽东提出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后,经济上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


作为财经工作的主管,陈云向来务实,他支持周恩来。陈云说:“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


李先念也表示同意。


这样,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了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其实,政治局不得不提“反保守”,是因为不能不照顾毛泽东的意见;至于“反冒进”,这才是他们的本意。


也正因为这样,那篇《人民日报》社论成了毛泽东所说的“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毛泽东的“反反冒进”


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产生严重的分歧,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这诚如邓小平所言:“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1957年,毛泽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


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高举起“三面红旗”。


陈云是个务实派。他多年主管经济,深知只有脚踏实地,方可稳步前进。


这样,毛泽东和陈云之间产生不同看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陈云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即便陈云为人小心谨慎,也无法逃脱毛泽东对他的批评。


毛泽东对陈云的批评,最初就是从“反冒进”开始的。


尽管毛泽东在1956年6月一眼就看出《人民日报》那篇社论违反了他的看法,但是他不便马上开展批判。因为那时中共“八大”即将召开,正在大谈反对个人崇拜。他知道,一旦批评那篇社论,马上就牵涉到那次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社论的清样上只写了“不看了”三个字。


可是,毛泽东一直记着“反冒进”这笔账,一直记着那篇违反他的意旨的《人民日报》社论。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


这个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人组成,以陈云为组长。


终于,在“反右派运动”的高潮中,在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点名批判“反冒进”。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反反冒进”!


毛泽东逐渐加大了他的“反反冒进”的力度。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南宁会议”。“南宁会议”的主题,便是“反反冒进”,亦即批判右倾保守。


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


毛泽东约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会,陈云称病,没有去南宁。


会议期间,毛泽东很称赞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一报告,是当时担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学习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56岁而已,毛泽东已尊称他为“柯老”了!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柯老”很注意看风向,“紧跟”毛泽东,所以很得毛泽东喜欢。


在南宁,1月1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


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毛泽东此言,使周恩来好尴尬!


当时,曾出现一个重要的动向,毛泽东有意让柯庆施取代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毛泽东说出这话,表明他的“反反冒进”是冲着周恩来而来的。


刘少奇连忙打圆场,作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


不言而喻,“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那五个人,亦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


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了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


不过,在1月17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离右派只差“50米”


此后不久,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


社论指出:“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面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翌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明确指出:“名为反冒进,实为反跃进。”


这一句话,点出了毛泽东“反反冒进”的实质。因为毛泽东当时正要发动“大跃进”,而“反冒进”实为“反跃进”,毛泽东怎可不反?


毛泽东非常欣赏“跃进”一词,他在见到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出现“跃进”一词时,曾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


(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后来,毛泽东在给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出席会议,不得不在会议上作检查。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也要在会上作检查。周恩来知道,他正面临着柯庆施可能取代他的局面。


周恩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检查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这份检查要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范若愚记得,当周恩来向他口授检查之际:


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就在周恩来写检查的时候,陈云也在写检查。两人都在违心地写检查,所以陈云的电话使周恩来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这一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警告:“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们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


这就是说陈云“右倾”,跟“右派们”相距不远,只差“50米”了!


就是在这次会上,陈云不得不作了检查。


陈云说:“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陈云为“反冒进”承担了主要责任。


就在陈云作检查时,毛泽东插话,提及了“右派分子”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章伯钧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曾抱怨国务院开会总是拿出成品。你既然已经出了成品,还叫人讨论什么?为此,章伯钧建议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变成“政治设计院”,便于大家在设计时提出意见。


这时,毛泽东说:


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


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


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这段话,很严厉地批评了陈云。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陈云主管经济,我是主席,却“没有参与设计”!你对我实行“封锁”!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出了他的这么一番“雄心壮志”: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毛泽东在国际会议上捅出这么一番话,仿佛宣告要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展开竞赛:


你赫鲁晓夫领导苏联在15年内超过美国,那我毛泽东领导中国在15年内超过英国!


毛泽东从不具体管经济,真可谓“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毛泽东以诗人的浪漫气质,要在中国发动一场“大跃进”了!


毛泽东提出,要“一天等于20年”!


毛泽东急于求成。他回国之后,于1958年4月15日,写下这么一段话:“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7年余地的。‘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这就是说,毛泽东把原本对世界宣布的“15年赶上英国”,又改为“10年赶上英国”。


才过了两个月,1958年6月2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把赶超英国,一下子从15年改为2年!这不能不说是“大跃进”。


怎样赶上英国呢?


毛泽东认为,工业“以钢为纲”,钢铁产量是赶超英国的主要标志。于是,毛泽东要当时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出报告。


当时,英国钢的年产量为2200万吨。


王鹤寿经过“务虚”,起初提出1962年中国钢的年产量为1500万吨。


后来,“解放”了思想,提出在1962年可以“争取钢的年产量为2000万吨”。


毛泽东见到报告,称赞这是“一首抒情诗”!


不过,毛泽东仍对这首“抒情诗”不满足,他给钢铁计划“加码”:


到1962年,钢年产量的“第一方案”为2500万吨,而“第二方案”则为3000万吨!


这样,比王鹤寿最初提出的已经很大胆的产量,整整翻了一番!


既然定下了1962年的中国钢产量为3000万吨,那么1958年的钢产量应该是多少呢?


1958年8月21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陈云是这样说的:


“6月19日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笔者注:指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开会,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530,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


“所以,是6月19号才决定搞1100。”


由于最高领袖下决心要把钢产量“翻一番”,陈云也无奈,冶金工业部部长也只得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