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进入红区(1)

作者: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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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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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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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808字

在写于1935年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陈云极为巧妙地借“军医廉臣”之见闻,写出了当时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红军及其领袖的真实面貌。


在去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上遇险


上海不断吃紧。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受到国民党特务越来越紧的追踪……再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江西的苏区在不断扩大。


1932年10月下旬,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机关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大搜捕,共青团书记袁炳辉在被捕后叛变。


博古和张闻天原本都住在上海共青团中央机关,如果不是及早获知风声,也会落入魔掌。


国民党特务在破获共青团中央之后,便把搜捕的目光紧盯着中共临时中央。


看来,如果中共临时中央继续留在上海,迟早会落进特务手中。


为此,中共临时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处境的危险,共产国际同意“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


这样,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17日作出决定,迁往江西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的“三驾马车”——博古、张闻天、陈云——决定前往江西苏区。


留在上海的中共机关,改称“中共上海中央局”(又称“白区中央局”),指定由康生、卢福坦、李竹声三人负责开展白区工作,并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


1933年1月下旬,张闻天先走一步,几天后陈云和博古同行。他们三人秘密地离开了上海,向江西苏区进发。


就在他们三人离开上海不久,1933年4月(据国民党中统特务庄祖方回忆,是在1933年2月),卢福坦便落入了国民党特务手中——这件事也证明了上海当时的环境确实险恶,博古、张闻天、陈云如果不早走一步,也极有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所抓获。


卢福坦,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1927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他在被捕之后,也和向忠发、顾顺章一样叛变。卢福坦后来甚至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担任中统上海区情报行动股股长。


解放后,卢福坦在1951年5月被公安机关逮捕,1969年11月被处决。


当时,从上海前往江西“苏区”,也颇为艰难。一路上,国民党特务设置了一道道关卡。笔者采访了当年奉命接应陈云进入江西苏区的卓雄,这才弄清了其中的秘情。


笔者费尽周折,在北京高干住宅区里,找到了卓雄。年近八旬的他,看上去如同一尊弥勒佛,很难想象这就是当年以机灵能干出名的“小侦察”。


卓雄原名赵才廉,由于其表叔思想激进,他12岁就被表叔带出去参加革命。1927年,15岁的他加入中共。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即毛泽东前妻贺子珍之妹贺怡的前夫)为他改名“卓雄”。


小小年纪,他当上团长,在湖南文家市战斗中立了功,人称“小将”。可是,肃ab团时,居然肃到他的头上!幸亏毛泽覃(毛泽东之弟)、黄公略保了他。王稼祥也说:“笑话!这么个小鬼,也是ab团?”这一句话,就“解放”了他。于是,他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局(今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局长邓发手下有个执行部,部长是李一氓,就叫他当执行科长。


来来回回,在秘密交通线上迎接、护送从上海来的首长,便是执行科长的任务。


卓雄这位科长,带着十几个十七八岁的小红军,一色挎双枪(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出没在闽西的山区里。


卓雄对笔者说,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江西苏区时,是他去接的。林伯渠进入苏区,也是他接的。还有许多人,进入苏区时,用的是化名,他不知道接的是谁。他记得,陈云是和博古一起进入江西“苏区”的,是他去接的。


据卓雄回忆,从上海到江西苏区,曾有好几条秘密交通线。由于屡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后来只剩下“奉星社”这一条秘密交通线仍保持畅通。“奉星社”是沿途地下交通站的组织。这条秘密交通线是从1928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大体上的路线是从上海坐船到广东汕头,从那里乘车到潮州,坐小船沿韩江北上,到达粤北大埔。由那里进入闽西,经永定县、上杭县来到汀州,转往瑞金。沿途有“奉星社”的一个个秘密交通站。聂荣臻曾经由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他记得:“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行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项英是这样进来的,周恩来也是这样进来的。


“奉星社”秘密交通线的那一头,由中共特科在上海安排,这一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护送。


在卓雄去接博古、陈云的那一次,差一点出了大事:卓雄已经护送他们来到闽西永定县境内,夜里,他安排博古和陈云住在一个小煤窑里,不知怎的,消息走漏,1000多敌军包围过来,而卓雄手下只十几个小青年。幸亏卓雄急中生智,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打了几枪,一下子把敌军吸引过去了。趁着夜色如黛,趁着大雪纷纷扬扬,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化险为夷。


卓雄记得,在护送时,每人腰间都捆了一袋盐,因为当时被国民党封锁,食盐成了奇货。他们昼伏夜行,专拣山野上荒僻的“野鸡路”行军。好在全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跳跳蹦蹦就过去了。


他们夜里行军,白天休息,路过“奉星社”的每一个交通站时,并不住在站内,而是住在野外的“马架子”下。所谓“马架子”,就是“人”字形的木棚、竹棚,上面用树枝伪装,他们挤在里面睡觉。“奉星社”的人给他们送来吃的,即红米、山芋、南瓜和苦菜。只有卓雄知道“奉星社”的交通站在哪里,谁是交通员,站与站之间、交通员与交通员之间,没有横的联系。这是一条极其机密的交通线,不是重要人物,不走这条线……


卓雄记得,当历尽艰险,终于到达“苏区”时,陈云往地上一躺,伸开手脚,呈“大”字形。陈云大声笑了起来,说道:“总算到‘家’了!”


在瑞金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陈云来到了江西“红都”瑞金,住了下来。


瑞金这地方,据云在1000多年前盛产黄金。古语道:“人以金为瑞。”于是,便得名“瑞金”。


其实,瑞金是江西东南部一座贫困的小县城。


1931年8月,邓小平和他的前妻金维映来到瑞金,邓小平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1931年11月7日(这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节),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这里宣告成立,建都瑞金,改瑞金为“瑞京”。


自从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迁来瑞金之后,便与原本在这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由博古任总负责。这个“中共中央局”,亦即中共中央。


陈云到了瑞金,仍负责工会工作,在瑞金县沙洲坝乡胡岭背村的全国总工会,和刘少奇一起办公。


陈云细细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部劳动法是1931年11月制定的。陈云发现,这部劳动法虽然是想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谋利益,但是有许多地方照搬苏联的一些做法,完全脱离了江西苏区的实际情况。例如:


工人们实行时工作制(这在当时是“超前”的),青工们甚至只工作6小时。星期天发双薪,工人参军前要预支服役工资……


为此,陈云于1933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陈云以为,这是一种“左”的错误,他写道:“这种‘左’的错误,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相反的,只能发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确的浪漫生活。”


1933年6月,陈云来到福建省长汀县城,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


陈云还在1933年7月15日出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18期上,发表《怎样订立劳动合同》和《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两篇文章,对江西苏区的工会工作谈了自己的意见。


就在陈云到达江西“苏区”不久,那里形势日益严峻。1933年10月,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新战略,对江西“苏区”发动强大的第五次“围剿”。在中共党内,博古掌握大权,加紧排斥毛泽东。邓小平这时受到点名批判,即所谓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从此,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这位实行“左倾”军事路线的“洋高参”。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红都瑞金举行。会议的基调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指毛泽东。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为: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凯丰。


陈云还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王明、张国焘。


此外,据钱听涛《他们,完成了一次历史的转折——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员考析》(原载《上海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文献,项英是否进入了常委,尚待考证。


关于陈云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一事,陈云本人曾持否定的态度。


陈云在1982年12月28日所写《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中说:


(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


为什么在有的历史文件中或一些同志的回忆中会出现书记处书记、常委的名称呢?我想,这是由于当时中央虽然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的缘故。


但是,在陈云去世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讣告》中却写明: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


为什么《讣告》所述与陈云所忆不一致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钱听涛先生曾作了如下考证:


经中央档案馆李云龙查阅了许多文件、电报和会议记录,发现:六届五中全会时开始正式成立书记处。当时一切组织问题是请共产国际决定的,因此五中全会召开前曾拟出政治局、书记处名单,向共产国际请示。今有1943年9月7日、11月21日张闻天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为证,还存有1933年12月5日博古发给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及1933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对此电的复电,均提到成立书记处。这是可靠的原始档案。至于陈云所以会产生以上回忆,我认为是由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重大问题并未召开书记处(常委会)会议讨论,特别是在博古主持工作的一段时间内。如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样重大的事情,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就未让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政治局成员、仅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担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却在1933年9月到达瑞金后就取得了中央军事指挥上的决定权。所以陈云记忆中未有书记处(常委会)。五中全会成立的书记处,其职权相当于过去的常委会,而且两种名称常常混用。


陈云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表明他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


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据1934年2月12日《红色中华》报道:


2月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朱地元、邓发、方志敏、罗迈、周月林等17人组成主席团,为执行委员会闭幕后之最高政权机关,并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1934年夏,陈云负责中央苏区的军需工作。


刘英回忆长征中的陈云


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结束之后,江西苏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军队对江西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屡屡得手,包围圈越缩越小。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央红军悄然开始向西突围,当时叫做“西征”。后来,这“西征”竟然“征”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长征”。


1934年10月20日夜,陈云率陈伯钧领导的中央红军后卫部队5军团13师,从江西于都河石尾渡口出发,渡河西进,踏上了长征之路。当时,陈云担任第5军团中央代表(后来改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第5军团为后卫军团,共12万多人,军团长为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由于是后卫军团,所以成了最后一支开拔的长征部队。


在长征中,第5军团断后,而蒋介石部队紧紧尾追,所以第5军团格外艰辛。


刘英(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曾在陈云手下工作,陈云跟她同庚。长征途中,陈云还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刘英、贾拓夫、蔡畅等都在这个部。


刘英向笔者讲述了长征中的陈云。刘英的客厅里,挂着陈云所书条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陈云借用鲁迅的诗句,“书赠”刘英的。


刘英告诉笔者,地方工作部是做群众工作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长征途中,红军每打下一座城市,地方工作部都要派出一支先遣队,进入城市做群众工作。


刘英说,陈云全身心投入工作,办事很细心,经常是先开会布置,然后又严格地进行检查。陈云平时话不多,不抽烟、不喝酒,穿着也很朴素。他喜欢听评弹,可是在长征途中,哪有评弹可听?


刘英记得,在过金沙江的时候,岸边挤了许多部队,都想早点过河,秩序有点乱。这时,陈云担任总指挥,有条不紊地指挥过河。他很沉着、冷静,大家都佩服他,听他指挥。


那是在1935年5月中旬,中央红军在云南禄劝县西北的皎平渡口北渡金沙江。


为了指挥渡江,专门成立了渡江司令部,由刘伯承担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


陈云自己也曾这么回忆:


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哪一只船。每船有号,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表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而红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亦非国民党军所可及。即如红军中军团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


1992年4月9日,陈云为那里渡口所建的“红军渡江纪念碑”题写了碑名。


在渡过金沙江之后,1935年5月下旬,红军飞渡四川省泸定县内的铁索桥……


刘英说,陈云办事有条有理,讲话也是如此。他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学徒,很早就跟书打交道,养成了读书的习惯。陈云看书不是东翻西翻,而是一本一本地钻研。他很稳重,肯学习,本来不懂经济,后来,很仔细钻研经济理论,成了党内的经济专家。


刘英说,那时对毛泽东习惯于称“主席”,朱德称“朱老总”,对刘少奇、陈云则称“少奇同志”“陈云同志”,而对邓小平则直呼“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