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不忍的句号(1)

作者:迟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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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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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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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8938字

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春光注定是参差不齐的。3月,我离开故乡时,它还是一世界的白雪,可是到了广东,花间已是落英缤纷了。一个似晴非晴的日子,在《佛山文艺》主编文能的陪同下,我来到了南海丹灶镇的苏村,拜谒康有为故居。


一入苏村,看到的是一幅安恬的乡村生活图景:青砖的民居旁蜷着打盹的狗,荷花在水塘里静悄悄地开,挎着菜篮的妇女缓缓地通过石桥,耕牛在树下休憩,这一切,似乎都与我心目中康有为出生地的情景大相径庭,它是那么地和风细雨、欣欣向荣,没有丝毫的荒凉之气、沧桑之气。青少年时代生活在这里的康有为,其心中日益积聚的政治“风暴”,缘何而来?


这故居原名叫“延香老屋”,是一座一厅两房两廊的普通的民居,面积不大。至1858年康有为出生时,康氏家族已有五代人在此生活。据说是防匪的原因,那个时代建造的屋子不见高窗,屋顶只开有拳头般大的方孔,天光就是从这儿迸射到屋内的。这样的方孔,就是一道光明的飞瀑。想当年,少年康有为正是借着这一束蓬勃的天光,发奋苦读,孜孜以求的。这道光明开启了他的心智。


我对康有为的了解,基本上限于历史教科书上的“定义”,他发起了“公车上书”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至于他个人的内心经历,不甚了了。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一个艺术家的风华,是高于一个政治上的风云人物的,哪怕他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其实,这也是一种偏见。


看过康有为故居,我很想走近他,了解他。于是,从春光中千里迢迢飞回苍茫的冻土带后,我在雪光和寒流中翻阅关于康有为的书籍,以及他的文选。上个世纪的风雨,顺着康有为命运的轨迹,就这样朝我袭来了。


康氏家族是有“投笔从戎”的传统的,其叔祖康国器在咸丰、同治年间镇压过太平军,当上了广西护理巡抚。其父康达初也是连年征闽,平定叛乱。可以说,康有为发蒙读书时,萦绕耳际的除了诵读“四书五经”的声音,还有异乡战事中兵戈相击的声音。这一“士”风与另一“仕”风的交汇,影响了康有为的人生,他日后心中积聚的政治风暴,与这两股风的吹拂有关。同大多数孩子一样,康有为在私塾习的是八股文,家族自然也期望他将来能在科举考试中一举中第,光宗耀祖。然而天性自由的康有为对陈腐的八股文难以喜欢,他在十四岁第一次参加童子试时不中,第二年又不中。崇尚儒学的祖父康赞修特意请来了名师,教他八股,然而康有为长进不大,至十九岁乡试时再次落第。


康有为的人生转折,与朱次琦先生是分不开的。乡试不中后,郁闷的康有为来到了当地著名的礼山草堂,成为九江先生门下的学子。朱次琦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咸丰初年曾在山西做过知县,引疾辞官后,他在家乡创办了学堂。朱次琦不是简单的私塾先生,他精通历史,崇尚理学,著述丰富,具有大家风范。他的出现,为康有为的思想世界打开了一扇窗。读史令他大开眼界,康有为自此立下了“谢绝科举之文、土芥富贵之事”,“以圣贤为必可期”的人生理想。应该说,朱次琦是一座灯塔,指引了康有为的学海之航。他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以及《周礼》、《尔雅》、《说文》、《楚辞》、《杜诗》、《后汉书》等。师从朱次琦的当年,康有为结婚;次年,对他影响甚大的祖父猝然离世,康有为的人生开始了一波三折,他的读书也由沉迷渐渐走向了怠倦。朱次琦推崇韩愈,注重学问,而生性叛逆的康有为认为韩愈之文缺乏“道术”,也就是说没有深刻的思想,空洞无物。见解的差异,呈现出的其实是信仰和志向的不同,康有为的人生之舟,自然会偏离朱次琦这座灯塔,求新的他也注定要开辟自己的“求道”旅程。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困,康有为曾在诗中写道:“道丧官私唯帖括,政芜兵食尽虚名”,“山河尺寸堪伤痛,鳞介冠裳孰少多?”他痛恨朝野的“不作为”和软弱,痛恨洋人蚕食祖国的疆土。这不安和愤懑压迫着他,难以解脱。康有为似乎迷途了,他一度遁入风景秀丽的西樵山,在白云寺里静坐养心,修炼方术,遍读经书,以期找到出路。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曾对老师这一段的静修生活给予过高度的评价:“森然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概。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康有为的西樵山静坐,其实是想把自己幻化为一支可以烛照人生的蜡烛,这样他面对沉重的黑暗时,内心会有勇气。静坐肯定是增长定力和智慧的,康有为走出西樵山时,开始了更广博的读书,他的不仅仅局限于历史、文学方面,而是扩展到自然科学上,如算学、地理、物理、天文学等。同时,他还对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依据“以地绕日一周之故”,欲将“年”改为“周”,三百六十五天为一周,十年也就是十周,这些看似异想天开的提法,其实是以自然规律的变化为基础的。他从显微镜下看到物体能被放大成千上万倍,视虱如轮,观蚁如象,而悟出大小齐同、大小无定而无尽的道理。康有为感叹道:“不知天之为一蚁乎,蚁亦一天乎?”这大概就是他日后提出人类平等、大同的理论基础。


从这些细节上看,康有为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他喜欢诘问,喜欢求新。他总是期待他的想法能得到世人的承认和响应,期待他内心的波澜能波及现实,激荡起潮汐。否则,他不会发起“公车上书”,也不会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创建强学会、保国会、保皇会等。喜欢结社,就是喜欢风雷,喜欢感天动地的呼唤。


西学的科学民主与人道精神的渗透,与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滋养,使康有为视野开阔起来,野心滋长,他恍然觉得“道”已在心中,雄心勃勃地要写作《万身公法》,欲对古往今来行为准则的利弊得失做一番梳理,从而制定出一套更为合理的标准,这套卷帙浩繁的著作按他的设想包括《实理公法全书》、《公法会通》、《祸福实理全书》、《地球正史》、《万国公法》、《各国字典》、《各国律例》、《地球学案》等等,从这些书名可以看出来,能完成其中的一卷,都可能要穷其一个人一生的智慧与思考,它需要撰者富有丰富的学识、过人的勇气以及严谨的治学风格,而康有为其实并不具备这全面的素质。他备好了火种,可惜没有可供充分燃烧的柴薪,这团火只能在刹那间熄灭,流于空想。尽管如此,从他完成的部分篇什中,还是可以看出他的一些进步思想,比如他关于“孝”与“慈”的说法: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关于男女之爱,他认为爱则聚,不爱则散,不得用立法以约束,指出如果不爱而强行嫁娶是犯罪。在礼仪方面,比如作揖、下跪、握手等,康有为提出无论仪式的繁简,都要以医生的判断为准则,对人体有益则存,有损则舍。由此出发,他指出“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血气相通,痛痒觉焉”,希望全人类的人能够相通相爱。可见,他的思想是唯人性的、进步的。这也是他改良思想的体现。


康有为是个胸怀天下的人,他具有领袖欲。他的这种情怀,使他愤世嫉俗,不会安于现状。他注定要走出书斋,走向“革命”,成为名闻天下的人物。


1888年,康有为离开故乡,向着京师北行。以应试的名义,开始了他维新变法的旅程。初到京师,康有为拜谒十三陵,登长城,在政治旋涡的中心发出了“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的慨叹。在一个以君权制为主的社会中,变法必须要通过皇上的钦定方能施行,而康有为对专制的君权制的弊端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在他眼里,君主一颦笑如日月之照临,一喜怒如雷雨之震动,卷舒开合,抚天下于股掌之上,可见他对君权是信赖和崇拜的。一介布衣的康有为,见皇上自然比登天还难,他只能求助于能接近皇上的人: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吏部尚书徐桐,以及同治、光绪两朝的帝师翁同龢。这三人中,徐桐视康有为为草莽,将三次登门的他拒之门外。翁同龢呢,身尊位重的他在最初根本没有把康有为放在眼里,康有为也只能徘徊在高门之外。只有潘祖荫答应了康有为的求见。但潘祖荫并不欣赏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尤其厌恶他为自己设计的“哭谏”之法、“辞官”之举,草草打发了他。碰壁的康有为极度失望,他不再把希望寄托在这些王公贵卿身上,而开始奋笔疾书,大胆地直接上书于皇帝,拟写了《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写道:“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针对这种糜烂混乱的社会现状,他发自肺腑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应该说,这是一个合理而进步的主张。然而这一番慷慨陈词怎么能被皇上所看到,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按照规矩,身为科道之官或四品以上的堂官才可以直接上奏,否则,需要请人代奏。康有为只能又回到老路,求助于徐桐和翁同龢。徐桐看了康有为的上书后,称其为“狂生”,斥之不理。主管国子监的翁同龢呢,他对这份上书的评价是:“语太讦直,无益。”康有为再次碰壁。他内心的愤懑和苍凉在一首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海水夜啸黑风猎,杜鹃啼血秋山裂。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


叩帝门无望,康有为并未彻底绝望,他采取迂回之策,联络京城那些与他志向相投的小京官,让他们代言。其中就有时任都察院御史的湖北人屠仁守。屠仁守对政治改良抱有热情,敢于直言相谏。通过他,康有为代拟了几件奏折,由他上呈。比如请求朝廷广开言路的《请开言路折》,就修建铁路发表个人见解的《请开清江浦铁路折》,痛斥在海军捐款中买官行为的《请停海军捐折》,以及希望光绪帝亲政澄明的《请醇亲王归政折》等。个别奏折递到朝廷,起了些微波澜,但大多的沉入死水,阒然无声。但不管怎么说,屠仁守毕竟是一条连接康有为与朝廷的脐带,可是这个脐带很快就被专权的慈禧太后剪断了,屠仁守以“逞臆妄言,乱紊成法”的罪名被革职,这样,康有为失去了唯一可以进言的渠道,他似乎已无路可走,像当年在西樵山隐遁一样,康有为重回书斋,沉迷于金石碑刻,研习书法,并写就了一本关于书法的著作《书镜》。《书镜》是康有为的一次疗治心灵创伤的远足,当他身上恢复元气时,他注定不会再流连于这条路上的风景,尽管它是那么地秀丽。《书镜》完成,他又一次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落第后开始南归。


可以说,康有为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京师“上兴土木,下通贿赂”的腐败现状如一潭泥沼,弄脏了他的双足,可是又没有一盆至清之水可为其洗濯,让他难以畅快,因而离别之际他曾负气地发出了“专意著述,无复人间世志意矣”的誓言。然而以康有为的秉性和志趣,这不过只是一句气话罢了。


康有为一路游览,回到广东后,结识了廖平。廖平长于经学,治学善变,著有《今古学考》。康有为受其思想的影响,把眼光放在被历代统治者视为经典的《周礼》、《古文尚书》、《左传》等著作上,辟其伪经,求其真经,对古文经书进行了大胆的怀疑和否定,开始了《新学伪经考》的写作。此书的着眼点并不完全在学术上,所以这个系列文章多有偏颇,它在本质上可以说是讨伐旧制度的檄文,康有为的维新思想逐渐由混沌变得清晰,由狭小变得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