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的清晨，我被零星的爆竹声扰醒。撩开窗帘，见山色清幽，太阳还没出来，于是又钻回被窝，睡到八点多。再次被接二连三的爆竹声唤醒时，霞光已经把兴安岭的一道道雪线映红了。看来老天也知道过年了，特意让霞光化作春联，贴在山间。想必老天贴的春联，是用云彩做的砚台，用银河之水做的墨汁，用彩虹做的笔管，所以这不凡的春联看上去明丽脱俗，充满了朝气。

吃过早饭，我也给家门贴上春联和“福”字。那副烫金的大红春联，看上去就像两行飞向天空的金丝雀，给人喜气洋洋的感觉。而门中央的“福”字，真的像丁亥年的一头小金猪，肥嘟嘟的，讨人喜欢。

我喜欢大自然的红色，如朝霞晚霞，玫瑰百合。可对针织品的红色，我热爱不起来。我不喜欢红色的床盖、窗帘和衣服，见了它们，眼睛会疼。前年春节回家，妈妈给我的卧室挂上了一幅红地黄花的新窗帘，我感觉窗前就像飘着两朵乌云，说不出的压抑。结果，当夜就把米色的窗帘换回去，这才心臆舒畅，安然入梦。二十五岁前，我还穿过几件红衣，戴过红帽子。可是近二十年来，红色的衣服在我的衣橱中几乎绝迹了。我钟爱黑白、灰色和咖啡色。每年除夕，家人大红大紫地装扮自己的时候，我依然素衣素服，最多穿上一双红袜子。结婚的时候，我打了一件红色毛线开衫，可婚礼一过，就把它压在箱底了。我的一个朋友，说我命运的变故与爱穿黑白色的衣服有关，这说法着实把我吓着了。如果那样的衣服真的是生活的下下签，我为什么要屡屡抽它们呢？于是，我尝试着改变颜色，将眼界放在水粉和橘黄上。可对于红色，我还是有些犹疑和畏惧。就连我妈妈和姐姐看我穿了红衣服后，也会摇着头说：不好看，不好看！

2007年元旦过后，我逛商场的时候，看到了一件枣红色的羊绒开衫。它软软地、茸茸地搭在衣架上，看上去懒洋洋的，很有点邻家女孩的味道，让人觉得亲切。它的红是收敛的红，红得有分寸，有气质，不张扬，不造作，我动了心。但因为它是红色的，还是心存着警惕，从它身边走开。回家后，我的眼前老是晃动着那件红衫，它像一团火在我心中燃烧，于是，隔了几天，把它买回，即刻穿在身上。站在镜子面前，觉得自己身披霞光，便没舍得脱下，一路穿进年关。如今，它陪伴着我，给家门贴上了大红的春联；又在阳台结了霜雪的窗前，挂上了大红的灯笼。

家中有了春联和灯笼，如同有了门神和天使的眼睛，关上这样的门时，虽然知道家中无人，可却觉得屋子里是有呼吸和脚步声的。

我锁上自家的门，下楼，去弟弟家。每年除夕，母亲都会在他那里。母亲在哪儿，哪儿便是年。

这样的雪路我已经不知走了多少遍了。

从我家到弟弟家，是由城东到城西。塔河是个小城，腊月时，人们都在忙年，采买物品，街上是热闹的。到了除夕，年是瓜熟蒂落了，街市中就少见行人车辆了。我沿着街边的雪路，慢慢地走，呼吸着清冷而新鲜的空气。不管什么季节，兴安岭的天空都是蓝的。这种透明的无瑕的蓝，对久居都市、为烟尘所困扰的我来说，就是《福音书》。阳光把雪地照得焕发出橘黄的光芒。街灯下面，是一串串的红灯笼。白雪红灯，格外分明。

我在除夕街头，碰见的第一个人，是个痴呆。他逍遥地走在杨树下，兴冲冲的，衣衫褴褛，敞着怀，没戴棉帽和手套，自得其乐地打着口哨。我看了他一眼又一眼，等于领受了新年的“憨福”。接下来遇见的，是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中年男人，他的车后座上吊着两个油渍渍的桶，看来是去饭店收猪食的。他的眉毛和胡子上溽着霜雪，想必在寒风中奔波了很久了。

除了理发店，大多的店铺都关了。店铺贴的春联又长又宽，十分醒目，那些陈旧的房屋因而显得亮堂了。小孩子在街角放着鞭炮，好像在空中甩着鞭子，一声声地吆喝着年。年是什么？是打着滚下坡的山羊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它们将从山上的雪松下滚过。在兴安岭，只有它们满身苍绿，富有春的气息。

我在寒风中步行了半个多小时，只是在大世界门前看见了两个摊床，一个是卖糖葫芦的，一个是卖鞭炮的。糖葫芦和鞭炮虽然姿容灿烂，但它们却是红颜薄命的。前者因取悦人的嘴而消融，后者因取悦人的眼而消散。不过鞭炮在绽裂时，会焕发出一瞬千年之美。

弟弟家已经把年夜饭准备好了。他们家的阳台，也挂起了红灯笼。天色渐晚，寒意愈深，红灯笼亮了起来。站在阳台上向下一望，见那满街的红灯笼，就像老天垂下来的一只只红碗！它们盛着星光和爆竹幽微的香气，为人间祈福。这座白雪覆盖着的小城，因为有了这些红灯笼，暖意融融。在没有鸟语花香的春节里，在北风和飞雪中，红灯笼就是报春花啊。

我恍然明白，人们之所以穿上红衣，是想用这火焰般的颜色，烧碎这沉沉暗夜，驱散这弥漫在天地间的苍凉啊。看来夜有多黑，就有多么光明的心；世界有多寒冷，就有多么如火的激情！如果没有这样的红色作为使者，北方的年，又怎能有春的气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