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店的女孩和我聊起一件事，关于一生中遇到的最可怕的经历。说起一生，坐在咖啡店里好像已经度过了非常完整的时间，连同稀薄的未来，都被归入往昔的硬块中。

她说：“八岁那年夏天，我掉进了一口废井，不是普通的井，是抽地下水的深井，我被卡在中间，上不去也下不来。井在我爸爸的厂里，当时就我和我姐姐在。”

“吓哭了吧？”

“不记得了，起初肯定是哭的，后来哭不出来了，怎么被人救上来的也忘了。听说是动用了施工队和消防队，把那整个一口井都掘开了。掉下去的时候是下午，出来时是深夜，聚光灯照着，所有的人都只剩下一团影子。”

这倒是个恐怖的经历。

她说：“知道我是怎么掉进去的吗？”

我抽烟，等她说下去。

“我姐姐推了我一把。”

“应该不是故意的吧，只是为了吓唬你。”

“你错了，她压根儿就不承认推过我。”她说，“可怕吗？”

“有点儿。你和你姐姐现在的关系怎么样？”

“十八岁以后就没再见过她，也从来不联系。”

“既然她这么可怕，离她远点是对的。”

“井更可怕。”她确定地说，“如果没有那口井，我姐姐又干吗要推我呢？”

“这个逻辑极具穿透力。”我说。作为交换，我开始讲我的故事。

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个乐队，喇叭啊，鼓啊，琴啊，反正都有，音乐老师是指挥。我在这个乐团里负责敲三角铁。这是一个最清闲的活，基本上不需要我劳动什么，到某个点上，叮地敲一下，过一会儿再敲一下就可以了。敲三角铁的站在最后一排，最不起眼的位置，也不需要对整个乐曲有什么理解，负责好那一声叮就万事大吉，当然也不能走神，要是连最简单的一声叮都忘记掉，事情就会很麻烦。

“这很恐怖吗？”她问我。

我能进乐队，并不是因为音乐老师喜欢我，而是班主任把我推荐过去的。音乐老师是个戴眼镜的胖女人，她是个阴郁的女人，她一点也不喜欢我，承蒙她的不喜欢，我就担任了敲三角铁的任务。我希望她能把我忘记，但是在叮的那一声时，她总是会把我记起来，阴郁而凌厉的目光穿过重重小脑袋，直接射在我的脸上。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被她的目光吓出了幻觉，哪怕我闭着眼睛敲三角铁，还是会感觉到她的目光刺透我的眼皮，直插瞳孔。

她说：“音乐老师好强的气场。”

“倒不如说我根本没有气场。”

“不，你气场很强。”她说，“但不是侵略型的，而是防守型的。很特别。”

防守型气场。难道我是一个如此密不透风的人？不，更多的时候我感到的是身体里面的bug，某种缺陷，从编程之初就决定了的东西。bug不会使我像锅仔一样做出匪夷所思的举动，而是瘫痪，什么都做不了，即使程序背后的意志力也休想启动我。某种角度看来，意志力似乎是拿我无可奈何，但是，这绝非我个人在抗拒，仅仅是瘫痪。

我想我也有自己的井，假如没有井，又何必感到恐惧？

让我们听音乐吧。

“我现在的状态就像卡在了井里。”她说。

咖啡店的生意已经一塌糊涂。某一天索性连咖啡都没有了，只提供现成的瓶装饮料，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我本来就只喝罐装啤酒。

有一种溃败感正在生成，也许用不了多久这店就关张了，她也会消失。她告诉我，老板欠债逃掉了，现在她主持一切事务，朝九晚五地上班，成为整座咖啡店里无所事事的女招待。

“干吗不走？”我问。

“在这儿待久了，不知道去哪里好。换个地方就等于换种身份，有点适应不过来。”

“也对啊，你要是离开了这里，我就得从头认识你了。”

灰尘日渐明显，杯子都是脏的。我让她有空也打扫打扫，她说：“只会端茶送水，绝不铺床叠被。”接着伸了个懒腰，说，“唉，坐在这里快要发疯。我就等着有一天忽然来一群人，说，你可以走了，结工资回家吧。我拿着钱出门，回头一看，你猜怎么着？轰的一声，咖啡店不见了，消失了。”

“变成废墟了。”

“废墟都不是，是一个异次元空间。”

某天下午，附近有一所化工厂释放二氧化硫，这股气味使留在学校里的人活像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躺在床上的人犹如伤兵，到处都是呻吟，我要死了我要憋死了。我噼里啪啦地关窗，但已经晚了。齐娜曾经说过：“这种气味会使猫发疯的，猫觉得整个世界变成了一条臭咸鱼。”猫的世界怎么样我不知道，人的世界立刻崩塌了，气体比一切物质更容易转换为情绪，对人来说，整个世界同样是一条臭咸鱼，只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变成猫。

我背上包，夺路而逃，直跑到咖啡店门口，气味不那么浓烈了。我走进去，咖啡女孩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看报纸，活像退休老干部。她向我解释，看报纸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本地新闻，例如无名尸体之类的，那可能是店老板。

“这不太可能。”我说。

“两个月没发工资，人也不出现，最近一个礼拜连电话都打不通了。死掉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啊。”

“谁会去杀一个负债累累的咖啡店老板呢？疯了。”

说起咖啡店老板，我记得是一个长发、前秃的男人，一年四季戴一根很粗的金项链，粗得简直离谱。我一直期待着金粉脱落，看到里面是黄铜打底的，可两年过去了，可以确认是纯金的。咖啡女孩恰好也想到了金项链，说：“就为那根项链，被人劫道，抢光了杀死在路边，有可能吧？”

“尸体很快就会被找到的。”

“唔。”她托着腮说，“可能被扔到河里去了呢。”

“一个礼拜了，也该漂起来了。”

“碎尸了？”

“就为一根金项链？”

“你对杀人还挺在行的。”

“我杀过人，哈哈。”我说，“放点音乐吧。”

“听什么？”

“继续你的《okcompuer》。”

“说实话，听腻了。”

我从书包里拿出lush乐队的《lovelife》，递给她。她翻看了一下，问我：“这就是你寒假跑到南京去淘来的？”

我说：“可不容易呢，跑到南京，在很冷的旅馆里一个人过春节，车票全都卖空了，想去哪儿都不成。大年初一搭了一辆长途汽车回到市，唯一的收获就是这唱片，一次买了两张。”

她把唱片递还给我。

“很一般的乐队，绝不如radiohead。”

“并不见得就必须钟爱最经典的那一个。”我说，“不放？”

“店里的规矩，不放客人提供的任何音乐。”

“以前的规矩，现在都快停业了，眼看就要改头换面。”

“规矩就是规矩，记住了，咖啡店女招待说的话，总有她自己的道理，类似隐蔽的真理。”

我无话可说，音乐也没有，走回沙发那儿，继续瘫坐着。她分给我一叠报纸，我看着本地新闻，问：“有没有关于敲头杀手的新闻？就是拿榔头敲人的那种。”

“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

“最近又出现了，就在我们学校，有人半夜闯到女生宿舍，躲在女厕所里敲昏了一个女生，欲行非礼，结果被发现了。”

“抓住了吗？”

“没有，跑得那叫一个快啊。”我用手比画了一下，“这么大个儿的木榔头，敲女生脑袋。”

“禽兽啊。”

“所以特别提醒你，没事早点打烊回家，最近这一带不太平。什么发财狂啦，露阴癖啦，恋物癖啦，尾行啦，我都见识过。有些比较温和，但敲头肯定是危险的。”

“这也有一个概率问题吧，不一定撞得上。”

“统计表明，只要你不够谨慎，撞上变态的概率就会以几何倍数增加。某种情况下简直是必然会遇到的。”

“具体来说？”

“这就说不清楚了，杀手各有各的习惯。不过，单身女性、无人的小巷、深夜，似乎是必要条件。有时候一些小举措会引起杀手的欲望，比如你正好穿着一双红鞋啊，戴着一条蓝围巾啊，这就是充分条件。”

“只要有那口井，就一定会有人推你到井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她举着报纸，闲闲地说。

“正解。”我说。

d乐队并不是代号，也不是缩写，确实是乐队的名字。若干年来，d乐队一直在学校这一带排练演出，先是在附近的车间，后来搬到铁道边的仓库。大学三年我看了他们不下二十场演出，说实话，除了主唱还有点意思之外，其他各方面都看不出有什么前途。

主唱是一个光头女孩，声线好得出奇，可以和lush乐队主唱媲美。可惜现场能力不行，两首歌唱过之后就开始嘶哑走音，是那种棚内录音型的歌手，很难担当朋克乐队猛烈的风格。可是舍她之外，d乐队又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呢？搔首弄姿的吉他手、故作镇定的贝司手，以及一个像铁匠一样的女鼓手，乏味至极。加之经常和一些拼凑型的末流乐队同台演出，听他们的现场，我会为光头妹惋惜，照这个水准再混下去，恐怕一辈子只能做做仓库歌手了，连酒吧歌手还不如。

虽然如此，d乐队仍然是我这三年中最为中意的现场乐队，光头妹创作的几首歌，我也能跟着一起哼哼。听现场有一种强烈的存在感，好的好到可以颤抖，差的必须忍受，这些都是听cd无法达到的境界。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d乐队就像一个我并不是非常爱，却发生了关系的女孩，其间低回婉转的东西似乎更胜于单纯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