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四处奔走,非我所愿(2)

作者:汪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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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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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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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010字

前一天,我还是四处奔波找工作的人,第二天,我就有资格站在厂外招别的人进来上班了,招工是个生杀大权,别人都想进厂,你永远不能满足她们的需求。想想命运真是很玄的东西。


刚进厂,每天都要不停地加班。其实,我每天的工作较多,也杂,李红还没走,她在给我做交接工作,教我车缝部的工序怎么算工资,包装部的工序我倒是每一道都可以做的,那时厂里比较复杂,生产主管小桦跟公司总统计刘小明的关系不太好,其它部门主管包括厂长在内都站在生产主管这一边。当时,我一来就感觉那个叫小明的统计不太好,他听说我被录用了,他过来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只给我说了一句话,李红教你的工作你一定要学会,李红不教你的你也要偷偷地学会,你要多长个心眼。我心想这个人肯定没安好心。也许这个厂有派别之争吧。


香港老板是个女的,叫余昭旋,是个离婚女人。两个儿子都在国外读大学。我们都叫她余姑娘,这是香港对单身女人的一种称呼。余姑娘把小明当自己儿子一样待之,每次从港回厂,都要带一些衬衫之类的礼物给他。


小明来自四川,斯文有加,带一副金边眼镜,做物料成本核算员。没事的时间在车间、厂区踱来踱去,一双手放在后面,若有所思。经常,我就看见他是这样地悠闲。小明找我谈了两次话,希望我能跟他站在一起。其实,平常我最恨那些不好好做事,一心在背地里搞小动作的人特烦,我就不理他,做我自己份内的工作。


刚入公司,我除了适应工作,还为公司每天没完没了的加班想对策,因为我招进来的工人不到几个月又走了,只要有大的玩具厂招工,特别是我原来的建达厂,我们差不多是帮别人培养人才。我跟小桦还有包装部主管蒋兰芬提过,联合所有的部门主管,跟老板提意见,说我有一个既让工人努力工作,又不用天天拼命加班混日子的好法子。


我对小桦说,你每天按生产进度测试员工的平均速度,而后每天按10小时分配任务,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就下班,加班费照给,晚上爱去哪玩去哪玩,或者给点电影票给他们,完成的看电影,没完成的继续加班。我的理由是工人们知道反正他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一点,不管他有多努力,都得加。还不如省点力来陪你们这些主管磨洋工。还有一层心理是,员工认为反正死活都得加班,工资未见得高多少,做得快的完成还要帮别人,一样不能下班,因为是流水作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干脆混日子,慢慢地消耗时间。如果完成就能下班,且加班费照给,那肯定是另一番天地。我自己做过工人,了解他们的心态,我在建达厂刚当小组长时就是这样管理员工的。


后来,小桦觉得有理,商量后在工作例会上提了出来,并强调说是阿英的经历。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改革后的车间一片热火朝天,原来每天十一点还没下班的员工,合理地安排每一分钟。结果,晚上九点不到全下班了,有那么几个快的,晚上六点半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皆大欢喜。一个月下来,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了,工资涨了不少,但时间也用得少了,谁不高兴,最开心的是老板,第二个月准时给我加了工资。


我发现员工没事做了,又不知干什么好?于是又跟小桦和厂长袁生商量,由我负责搞一块黑板报。让公司给我两到三块黑板,发挥员工的业余文学爱好,利用节假日,每隔一段时间搞一次文娱晚会,让员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也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大家一致响应,说我这个办法挺好的。


这样,也可以教育员工怎么用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教他们要团结、助人为乐。这样,大家有了精神寄托,打架之类的事就会减少。小明坚决反对,说:“我们公司的员工领工资写自己的名字有些人都写不好,还写什么文章。笑话,阿英,你的想法很好,但难以行通。”我说:“不认识字的员工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员工还是希望业余时间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的。不信,你找工人打听去。反对无效,这件事我做定了。反正,我不要求公司给我编稿费,也不要求给员工稿酬,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先做好再说。”大家都赞同,少数服从多数。管后勤的陈昌志极力支持,拿了三块平常不用的大胶合板,涂上黑色的油漆立马变成黑板,订在墙壁上,一块黑板报园地就这样诞生了。


1993年五月的一天傍晚,利用我做人事的便利,开辟了一块黑板墙报并自封为主编,一周刊登一期。第一期稿,我利用三个晚上的业余时间,没占用上班时间一分钟,编稿、写稿、画插图。用的是粉笔字、一片绿色的芳草地就这样诞生了。我记得当时写了两篇散文,几首诗,还配了一些图,都是我花几个晚上做出来的。红黄蓝绿的粉笔,在我的手中飞舞着,像缤纷的蝴蝶,轻歌曼舞起来。因为是第一次做,我费了很多心,包括创作、诗歌。尽量满足年轻人的心理。第一期稿子做出来,很受员工的好评。当员工们知道这些诗都是我自己的原创时,他们下了班看的看,抄的抄,为了给他们一个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也为了给员工希望,同时不让自己唱独角戏,也要堵小明的嘴,我倒要看看,到底公司有多少爱好文学艺术的员工。我写了个征稿启事,让工友们没事给我写一些散文、记事之类的文字,、诗歌、小品都行,希望大家共同成长,把公司当成自个儿的家,并深受工友的喜爱与老板的赏识。有时,路过黑板墙报是竟然看见工友在抄摘我的诗文,有时我故意让出版面不刊发自己的文稿,工友们会问:“阿英,怎么不见你的诗,是不是工作太忙?”这让我很欣慰也很感动。


四处奔走,非我所愿(四)


余姑娘回来后,看到公司变样了。员工们变得懂礼貌、也爱听主管的话,特高兴。知道是我这个小文员做的思想工作收到了成效,不禁对我另眼相看。袁生就说:“余姑娘,当初我本来想不要阿英的,看她那么大的年龄,就是看到她有这能力,才留下她的。”其实,他说的也是实情。当初他是有点嫌我大,如果那时他看出我已经结婚,也许还是不会要的。我也笑着开玩笑:“不要我是本公司的一大损失。袁厂长更是少了一个可以帮他写招工启事的。”因为他感觉我的字还行吧,每次该他写的招聘广告都由我代劳,他省心省力。包括一些抄抄写写,甚至消防考试、统计考试,他都是先拿书给我看,而后让我帮他答题。袁生有个爱好,就是画画。没事的时候,我就请他帮我画插图。他挺开心也特别卖力。


“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奇迹般起崛起座座城……”邓小平同志的那次南巡,是支持、鼓励改革开放,民工潮风起云涌,“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再次涌现。我不知道广东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的人?


那一年,我的处女诗《无题》终于在发表在《珠江潮》第二期,编辑部一并寄来了32元稿酬,两本样刊,心里特别开心。心想,终于可以在正规的刊物上发稿了。我把稿酬拿来买了两本诗集,一本是《汪国真诗集》,一本是席慕蓉的《七里香》。剩下的,我就买稿纸和笔。这时候,三十多元的稿酬算是很不错的了,我这一首小诗,也就十二行吧,有那么多,已经很意外的了。超过我二天的工钱,刚开始写东西,模仿的成份比较多。写多了,自然就不用再模仿了。并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广东的打工杂志大都有我的诗作和散文发表。


此后,我的名字经常在一些省市级刊物上亮相,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文学成了我的挚爱,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靠着这支笔,我的职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流水线员工到组长、仓管、文员,一年后我成了人事主管。我坚持学习,并且报名参加培训,每天往返于培训班与工厂之间,虽然辛苦,但相当充实。“社会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只要努力,你也可以成为太阳。”这句话成了我的动力源,文章发表多了,我的“野心”也日渐膨胀起来,我要出一本属于自己的诗集。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正读着海子的诗歌,每天清晨,我起来是一定要读一首诗的,海子、徐志摩、戴望舒、李白……找到谁读谁的?诗歌,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的那篇《阿拉祝福你,打工妹》一文刊发在1993年《佛山文艺》的第五期。《佛山文艺》有个“打工文学”专栏,因此,此书卖得非常火,读者大概喜欢她原汁原味的厂区文化吧。因为有了民工潮,之后,“打工文学”也开始热闹起来,后来,《江门文艺》等杂志也设有打工专栏,只要跟打工沾边的杂志都卖得很火,让杂志社狠狠地赚了一笔。谁做打工文学谁赚钱?那时能写东西的打工者不多,写的都是原汁原味、感情真挚、在场感极强,体现了打工者的现场生活和精神风貌,因而受到大家青睐。


桥梓村图书馆创办的“吟香诗社”,即女子写女子编之意。妮子是图书馆的管理员,也是吟香诗社主编。诗报是桥梓村出资印的,不定期印,另有块黑板,用油柒直接写上去的。


我一样喜欢写诗,那天,走过桥梓文化城,见文化城旁边有块黑板报,是诗歌专栏,女子吟香诗社。第一次听说这家诗社,回到公司写了稿寄过去,很快就有了回音,并且告诉我有时间可以带舞伴参加她们的诗友联谊舞会。我非常想去,但是要加班,基本上是去不了。后来,我又约工友小荣、满媛一起加入了吟香诗社,成了会员,并参加舞会,不久还成了骨干作者,我们为刊物出谋划策,并给自己取了一个大气的名字——汪洋。一不小心诗社红透了半边天,我成了诗歌爱好者最受欢迎的作者,诗给工友们摘来抄去的好开心,也交了不少文学朋友,诗社最多的时候逾百人,这段时期是我写作最丰收的季节。


此时的常平镇,这几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说我们经常聚会的桥梓吧。桥梓是东莞最富裕的农村,也是当时东莞十个先进文明建设单位之一。之后的1999年还被评为广东省文明村。先不说他那里农民的富裕程度,国民产值增长多少,这跟我这个外乡人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村里新建了图书馆和博物馆,有着浓厚的文化背景。还有一个“莲花”诗社,一个“吟香”诗社,在这个人文背景很好的地方工作、生活,民风纯朴而物质生活富有,这难道不是我的福份?


每晚,只要不加班,我便去图书馆借书看,哪里有许多我想要的书和资料。偶尔也去公园坐坐,望着湖心的满塘荷花,慢慢地体味、品尝桥梓文化远祖周敦颐的《爱莲说》而思绪飞扬,不免也有一丝惆怅升起,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家乡也可以建设得这么美丽那该有多好啊!我喜欢桥梓,不因为她富有和美丽,因为她有文学,我总坚信:有文学的地方就有希望。


每逢佳节倍思亲。


中秋节,公司在饭堂搞节日联欢。事先我准备了好多节目,还进行了精心的策划。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橡棋赛、跳棋赛、乒乓球赛、篮球赛、踩气球、猜谜活动等分区进行。赢了奖品多一些,输也有鼓励奖,什么节目都可以上台表演,谁想上都给机会。唱支歌也行,奖品丰富,工友们积极响应。200多人的大厅,围成一个圈,一边看节目,一边吃月饼、花生、橙子、糖果,大家玩得开心尽兴。


我是整个晚会的主持人,我自己站出来,首先用普通话、四川话、河南话分别三种方言报了一次幕,一下子就把大家紧张的气氛搞活跃了。工友见我能用她们的家乡话报节目,都乐了。我说:“下一个,哪个来唱支歌?哪个,在哪里,站出来,在我身边来。”这是地道的四川广安话,我说得很顺溜。那可是邓小平故乡的方言,引得大家纷纷走上舞台,唱她们自己喜欢的歌,算是卡拉式的晚会,大家高兴就行。


那天,还来了一群特别的嘉宾,他们是香港东方时报的实习记者,香港社会大学的新闻系学生。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不得了。只知道,前些年,石排的一家工厂被大火烧了厂房,他们在采访中认识了一群打工妹。有个叫王丽的女孩就是幸存中之一。王丽在我们公厂做工,比我来得早,她们自己不讲,事先我并不知情。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王丽才过来,她只跟我说有两个香港的大学生想参加我们的晚会。我邀请他们一起跳舞、唱歌,并参观我主编的黑板墙报,与员工同乐。


过了两天,我们公司关心员工业余生活的事迹在香港的《东方时报》登出来了。许多人打电话给余姑娘问好,把我们的老板余姑娘乐坏了。她没花一分钱广告宣传做到香港了。你说她能不开心嘛,一开心就给我把工资加到了她承诺的五百元了。我那时进公司刚好一个月,人家说老板这么快就给新员工加薪还是头一回。


四处奔走,非我所愿(五)


小明表面上跟我说好话套近乎,总以为他对我没什么意见。后来有一次听李红说,你信他呀?我是要走的人了,不妨告诉你:“阿英,这种人说什么你都不要信,他在你面前尽说好听的,说你能干,说你有实力,有领导力。背后怎么说你,爱出风头,卖弄才情,搞什么黑板报?纯粹是为自己出风头而已,显示她能说会写。其实,这块黑板是她自己想做的。”


我说:“是的,李红,我自己真的想做一份企业内刊。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也为公司出一份力,也希望从中发现一些对公司有用的人才。这难道也有错,我才懒得理那个小明。要勾心斗角找我算是找错对象了。你当面夸我,我就当你是夸我,一样的天,一样的脸对着他。我觉得,无论做什么,只要自己开心、快乐,问心无愧,对得起自己和那份工资,也就够了。至于别人说什么?我才没时间理会呢?我不是一个爱说闲话的人,老板请我来打工,也不是让我来搞事的。做好自己的本份,管你是谁?小明,不也是仗着老板对他好吗?”


那段时间,我跟余姑娘有过一次对话。


余问:“阿英,你来了有一个多月了,为什么你从来都没什么话跟我私下里说?”我笑笑,反问她:“老板,您就那么喜欢有人在您旁边告诉您这个不行,那个不好,这个做了什么,那个又做了什么?您觉得这是正常的汇报工作吗?我以为,那只是间谍所为。可是,我身边的工友做他们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各司其职,那些经常不怎么想着做好工作,只想着老板什么时候来,告同事一状的人,您不但不能奖励,还得罚款,因为他们把同事关系复杂化了,本来人家没做什么?她这么一说,就成了是非了。老板,您愿意你自己的公司每天有人给你打小报告。然后,人人自危,无心做事吗?您那也叫做事,那叫是非小人。”老板愣了半天没说话,最后朝我微微点了一下头,并说:“阿英,你说的是有道理,公司就是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


我想,我努力工作,别的事一概不管。你小明还能对我怎么样呢?


订单少了,工厂生产进入淡季,小桦少了许多陪工人熬夜的时间。她坐在写字楼,有时跟我聊聊管理,聊聊生活。小桦是广东鹤山人,大眼睛,短头发,身材苗条,个儿高高瘦瘦,豪爽的个性、风风火火的处事风格,像极了男儿,大家都非常喜欢她,包括手下的员工们。没人对小桦有异议。小明势单力薄,跟小桦吵过几次后,见没人站他一边也只能在背后打些小报告,小桦根本不理会,惹火了她就跟狠狠地与他吵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