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初到七里坡(2)

作者:张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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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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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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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820字

愧疚与感激同时涌上了李勇心头。他面前的这位农村姑娘与她父亲一样真诚善良。


秀芝家里原本是祖孙三代三口人,李德富死后,只剩下秀芝与八十多岁的奶奶。秀芝是一个勤快、懂事的姑娘,她还不到五岁,妈妈就背着她上水库工地。她乖乖地帮妈妈搬土块。工地的垭口上风大,寒风呼呼地刮着,她的小手冻得通红,还长了冻疮,妈妈心痛得直掉眼泪。秀芝十岁那年,水库区域暴发山洪,三个公社的农民赶往工地抢险,她的爸爸和妈妈也都去了。妈妈与一帮男青年组成了一支突击队,不顾一切冲上还未完工的大坝决堤口……那天,天像被撕破了一条口子一样,闪电、惊雷、瓢泼大雨疯狂肆虐,洪水猛涨,妈妈与二十八名农民兄弟最终没能挡住咆哮的洪水,他们被山洪吞噬了,最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秀芝为了找妈妈,一双小手在被洪水冲刷过的泥石中刨得鲜血直流,奶奶拄着拐杖在山谷里一声声地呼喊着妈妈的名字,那凄凉的声音在山谷里久久回荡……李勇的伤口在秀芝经心调制的草药治疗下很快消肿了,手脚也能动弹了。他第一件事就是到李德富坟前叩了三个头,并种下了两棵柏树。他在心里默默地说:“李伯伯,感激您的救命之恩,我会把您的恩情永远铭记在生命里……”他垂下头抹着泪,又默默地站了许久,他那虔诚而愧疚的神情,让秀芝眼里噙满了泪花。


接着,李勇去秀芝家里看望她的奶奶。李奶奶身子清瘦,眼睛和耳朵都不好使了,听说是知青李勇来了,她用颤抖的手拉着李勇,怜惜地说:“孩子,受苦了吧?”


李勇点头“嗯”了一声没有回答。


“应该是在娘身边念书的孩子啊!”奶奶的声音里带着怜爱。


李勇的鼻子一酸:“奶奶,对不起,李伯伯……”


奶奶摇了摇头,紧紧抿着瘪瘪的嘴唇,格外沉重地说:“这是德富的命啊!”


李勇心里叹息着,满眼潮湿。


秀芝的家是一间土墙屋,屋里虽然简陋,但农具、生活家什放得井井有条,锄头洗得光亮挂在墙角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灶前的柴火也一溜顺地堆得整整齐齐,使人感觉到这家主人的勤劳和质朴。


李勇心里油然升起对主人的崇敬之情。


那天,秀芝让李勇看了爸爸存放在药架子上的草药。


李勇这才知道李德富生前还是一位草药先生。他时常进山林采草药,队里的乡亲们有点小毛病都是在他那里免费取药,只要喝上一两服就会药到病除。一般的外伤只要敷上他调制的草药,几天就会结痂。七里坡甚至辽叶河公社的人都知道李德富是一位仁厚的草药先生。


李勇顿时感到心里有一股热流在涌动。



自从来到七里坡,三位知青都在一起吃饭,按七里坡人的说法,就像是一家人似的生活。


王永洁像大姐姐似的关照着受伤的李勇,每天收工后,她就像这个家的主妇一样,屋里屋外地忙碌,煮饭、洗衣都是她的活儿。


她很快就适应了这山乡的生活。她本来就是一个能吃苦又善解人意的忠厚姑娘,来到七里坡时正是收割小麦和插春秧的季节,没几天的时间她割麦子的动作就比一般的农村姑娘快。尤其是刚学挑麦子那会儿,她在沙地上摔了好多跤,膝盖又红又肿,可她从未吭过一声,收工回到知青屋后,她才痛得直落泪。


肖国庆心疼地批评她,劝她干活别太卖命,要多为自己的身体着想,毛主席都说了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以后的农活够你干一辈子。


李勇看在眼里,心里也很不好过,觉得自己给王永洁添了这么多麻烦,所以他总是踮着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王永洁却像姐姐一样批评并且阻拦他,不让他做任何事情,连肖国庆也感到过意不去,主动抢着事做。王永洁在田间地头总是闪动着敏捷的身影,麦子收割完后,又忙上了插秧的活儿,那被洗旧了的绿军装时常被汗水浸湿。队里的男女老少都赞誉她,尤其是她那声亲切的问候,让人感觉到她已完全融入贫下中农之中了。


生产队长蒋麻子决定将王永洁的工分由八分加为九分,队里最高劳动力每天才十分。她现在比肖国庆、李勇每天的工分还高出一分了。


那些嘴上功夫厉害的婆娘们私下里议论着,谁要是娶了王永洁,那才真是有福气。


李勇伤好后开始学干农活。李勇个头不大,但能吃苦耐劳,他言语不多,不但干劲足,而且动作麻利到位。队里的庄稼把式杨学五很是喜欢。歇息时李勇也主动向杨学五学犁田,杨学五打心眼儿里高兴,特意将他那宝贝疙瘩似的牛交给李勇练习犁田。平时里杨学五是不肯让任何人使用他那头牛的,他能将牛借给李勇学耕田,连队长蒋麻子都偷着笑了。


一季春耕下来,李勇就成了七里坡能犁能耙的庄稼人了。


蒋麻子心里也开始喜欢上这个沉默寡言、做事沉稳的小伙子了,还时不时地到知青屋坐一坐,津津乐道地对李勇讲述庄稼地里的那些活儿,从播种到收割,从水稻、苞谷、小麦的特性到施肥、除草的要领等,不厌其烦地讲着。


李勇也不吭声,只是“嗯”着点头。


当蒋麻子离开后,肖国庆拍着李勇的肩膀,用长者的口吻说:“老兄呀,看来蒋队长要培养你当接班人了。”


李勇挥了挥手回答:“那是你自己有官瘾吧!”


“接班人有什么不好,证明我们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王永洁在一旁帮着李勇。


“看来辽叶河公社光明二队有希望了。”肖国庆对王永洁调侃道,“千万别忘了,谁是教育者,谁是被教育者,毛主席是让我们来接受再教育的,同学!”说罢,他手一挥,“啪”地打了一个响指。


李勇斜睨了他一眼,“爬都没有学会,哪就学走了呢?”


肖国庆“哈哈”一笑:“好了,别让你进步太快了,培养得有个过程。”


“你那嘴闭一会儿好吗?”王永洁不让肖国庆再说下去。


李勇的脸红了,一声不吭地看着他们。


肖国庆对田地里的农活不是很有兴趣,但是对生产队的土质情况非常上心。哪块地种麦子最好,哪块地种苞谷产量高,以及冬水田、旱田的位置等,都很认真地问庄稼把式杨学五和蒋麻子队长。甚至对桐子树生长、开花、结果的情况都很详地了解,对每块田地的土壤颜色及产出效果都一一记录下来,画出表格对应查看。他还像内行似的对李勇和王永洁说:“这七里坡为什么这样穷,你们知道吗?”


李勇神情专注望着肖国庆。他那专注的神态让肖国庆忍俊不禁起来。


“你卖啥关子?”王永洁也想知道原因,催促肖国庆说完。


肖国庆压低了嗓门,一本正经地说:“就因为七里坡数代人都在傻干。”说罢,眉头一扬,显得有些得意。


李勇顿生反感,口气生硬地说:“你很聪明,你咋也来七里坡挖泥巴了?”


李勇那顶牛的样子反倒让肖国庆抿嘴一笑,边点头边拉长声调:“怪不得你老爸叫你呆瓜哟!一个纯粹的呆瓜。”说完,又捂着嘴笑开了。


李勇脸一红,不知道怎样回答他。


王永洁也不由得笑了,但她立即又认真地对肖国庆说:“你积点口德嘛,快说下文。”


肖国庆慢腾腾地从挎包里拿出笔记本,用手示意了一下,李勇和王永洁一起围了上来。


他十分认真地指着笔记本上的表格说:“全生产队共有两百亩左右的田地,荒坡、沙地数百亩,分布在坡、梁上的田地有一百二十亩左右,分布在沟里的田地有八十多亩,我们尊敬的生产队长蒋天洪同志却对这些田地一视同仁,就像社会主义制度一样地公平相待。”


他的语气明显带着讽刺意味,可他脸色突然一沉,很严肃地说:“可这不是科学种田啊,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在糟蹋七里坡的土地,浪费人力和肥料啊!”说着,用手指敲了敲桌子。


李勇睁大眼睛望着他,说:“还真有你的。”


王永洁搓着手,吁了一口气,说:“你打算咋办呢?”


肖国庆朝李勇做了一个鬼脸,一字一顿地说:“且听下回分解。”


肖国庆从小就是一个脑子好用的孩子,读小学时,成绩总是前几名,当过班长、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老师经常夸他肯读书、会读书。


他记忆力特别好,班上没有人超过他背课文的速度。班上的许多事情老师都放手让他去干,无论是文艺演出还是竞赛活动,他都组织得有条不紊,班主任很喜欢他的敏捷和热情。可背地里,他也是个爱闯祸的角色,班里几次集体打架的头儿都是他,为此,班主任也曾担心地训斥过他。小学三年级时,班上有一位叫陈丽娜的女生被五年级的男同学欺负了,另外两个男同学上前帮忙,却被打得鼻血直流,狼狈逃窜。肖国庆知道后,召集了十多名男同学在放学路上“伏击”了五年级的哥哥们他们胜利了,他们好开心,好得意。


第二天,事情一下闹大了,哪有以小欺大的呢?五年级的哥哥们冲到教室与肖国庆班里的男同学发生了争斗,还损坏了好几张桌椅。那次肖国庆耳边也被划了一道口子,缝了三针。他的班长、中队长职务也被撤销了。


为此事,肖国庆负了伤,回到家里还被罚写检查。老爸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罚他面壁思过几小时。“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红星中学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目。


他组织了十多名同学重走井冈山之路,没想到走出去才三天就有三个人晕倒。走到第七天时,只剩下他一人扛着红旗坚持步行去井冈山,除回家的同学外全部乘车去北京了。他最后倒在了红卫兵联络站的大门外,别人用担架将他抬回了万川市。


父亲心疼得落泪,心里却很赞赏他那股劲儿。学校和市“文革”领导小组也因此推荐他上北京参加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那天,当他远远地望见毛主席时,激动得跳啊蹦啊,泪流满面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回到万川市,他被许多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邀请去汇报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他每次讲到见到毛主席时就激动得热泪盈眶,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在他的口号声中,台下也汇成一片激动的海洋。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推进,他很少出门了,躲在家里读武侠。他读了《三侠五义》《峨眉剑侠》《七剑十三侠》等。后来,在一个旧书摊上买了一本残缺的《红楼梦》和一本无头无尾的《基督山恩仇记》,他读得好兴奋,他幻想自己也能成为一名侠肝义胆的剑客,荡尽世间不平事。


特别是他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后,时不时地拿一些当时的“禁书”给他读。妈妈要他将中学里学过的东西拿出来复习,还要他将哥哥的高中课本拿来读。


肖国庆变了,他能整天待在家里了。妈妈有时暗自担心得叹气,可爸爸总说他没事。但爸爸有时也叹着气对他说:“长期这样下去不行啊!”语气里充满了焦虑和不安。肖国庆反而对爸爸有些担心了。


再后来,他读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书,如《复活》《笑面人》《静静的顿河》,还有美国人德莱赛写的《欲望三部曲》和法国作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他开始思索了,思索他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


有一次,他独自在屋里高声朗诵贺敬之的《回延安》,读着读着,他居然抽泣起来,许久都没说一句话。他的行为引起了妈妈的担心,担心他的脑子出了问题,背地里要爸爸带他去医院检查。爸爸却很坦然地要妈妈放心,说儿子在成长了。妈妈总是疑虑地摇着头。



当学校通知他们这个年级的中学生也必须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时,肖国庆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爸爸暗地里摇着头叹息:“他们读的那点儿书,哪儿算得上知识青年啊!”


肖国庆离家前,爸爸找了一些五十年代出版的农业科技与生产书籍回来,悄悄地放在他的枕边。


肖国庆明白爸爸的意图,他不想让儿子成为温室里的花朵,他当年的热血至今还不时流露在他的眉宇之间。


肖国庆是带着思索与希冀来到辽叶河畔,来到七里坡的,可山乡的现实与想象里的农村相差甚远,不免心理有些失衡。但他并未气馁,他还用了一句马克思的话来鼓励因受伤躺在床上的李勇:“人要适应环境,才能改造环境。”


他默默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尽快适应这穷乡僻壤的生活环境。现实让他渐渐领悟到了山乡的真谛,大山里的农民真纯朴,大山里的贫困真的需要改变,大山里的人们真的需要帮助。


他更为这大山里的农民年复一年地劳作而心生怜悯,一个全劳动力每天的价值只有八分钱,买不到一斤计划粮,买不到一尺布。


全生产队唯一的经济作物只有桐子果。每年秋天,全体老少出动将桐子果打下剥壳晒干后,榨成桐油,还得让劳动力较好的男人挑到七十多里外的永平县城去换成钱。这是全队全年一切公用开支及年终分红的唯一经济来源。


再就是每年冬天,蒋麻子组织全队的男人们上国有林场偷树。每当这个时候,全队男女老少齐上阵,当天晚上就要把偷回的松树迅速刨皮锯成木板,分到各家各户藏匿起来。大家能拉锯的就拉锯,能刨皮的就刨皮,能做饭的就做饭。这天晚上做饭的米一般是由生产队拿出剩余的谷种碾成的。全生产队的人团结一心,一切都在静静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直到将锯好的木板藏好后才歇息,还要让林场的检查人员查不出任何痕迹才行。


等到木板晾干时,也快过年了。年前卖木板那又是一场群众运动,只要能用脚徒步走到县城的人,哪怕是孩子只扛了一块木板,也得参加到那个队伍中去。


蒋麻子是一位最优秀的指挥员,他一会儿走在前面,一会儿走在后面,压低嗓音指挥着往哪走,在哪歇息,一切都那么有条理有秩序。将木板扛到县城,做完了地下交易后,往往天都还没亮。


那样的夜晚,全生产队的社员心里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喘重了。这换成的钱是男女老少过年做新衣服的钱,也是添置农具和生活必需品的经济来源。


肖国庆从七里坡人们的身上,仿佛看见了巴尔扎克、果戈理笔下的那些穷人的影子,他有时竟然也因此产生莫名的惆怅。


王永洁曾多次劝他千万别自寻烦恼,适应社会与改变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命题。


每当这个时候,肖国庆总要诵读几句:“西去列车的窗口……你可曾看见,那些年青人火热的胸口,在渴望人生路上第一个战斗!现在,红旗和镢头,已传到你们的手,现在,荒原上的新战斗,正把你们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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