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狱中二十年——马拉凯什(1)

作者:玛丽卡·乌夫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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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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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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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192字

(1987年7月1日~1991年2月19日)


舒心欢乐的六个月


国王恩赐的那幢房屋坐落在塔尔加,离马拉凯什只几公里,是卡萨布兰卡有钱人的高档住宅区。父亲在世时,内政部长曾把那儿的一座庄园借给了我们,我们每年寒假都喜欢到那儿去度假,而且,每个周末,都去那儿骑马。


周围的别墅中,只有我们的那一幢是最孤立的,四面有高墙围着,从外面望去,只能看见里面的大树树冠。一座荒芜的花园围绕着别墅。这幢别墅想必是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很宽敞、庞大,外表虽谈不上漂亮,但看着还是蛮惬意的。


在比尔一杰迪德待过之后,我们觉得这儿宛如一座宫殿。房子里有数条长走廊,房间敞亮,格局各异,我们非常喜欢。大部分卧室都在楼上。我同玛丽亚同住一屋。苏卡伊娜、米丽阿姆、阿代拉蒂夫和妈妈各住一间。拉乌夫想与女眷们分开点,便选了楼下朝花园的那间房。阿苏拉和阿利玛则住在厨房旁边。


别墅里,像有钱人家的漂亮房屋一样,有两个客厅。小的那间客厅布置成欧式的,有一张长沙发和几把软垫坐椅,围着一个很大的壁炉。大的那间是按摩洛哥风格布置的,地上铺着软垫,摆放着一张矮桌。我们这么多年缺少光亮,见到雪白的墙壁、无数的窗户和那么多的电灯开关,真的是喜不自胜。我们有冷热自来水供应,有豪华的卫生间和浴缸,奢华至极……


这当然算不上是天堂,但是,对于比尔一杰迪德的囚徒而言,这与天堂不相上下。


弟弟妹妹们开心极了,到处疯跑,又喊又叫又笑,为有了自己的房间而兴奋不已。不过,我们仍旧生活在高墙之中,仍旧有警察监视,仍旧不许外出,不许散步,仍旧不许像个人似的活着……


这儿仍旧是一座监狱,尽管它看上去是一座真正的别墅。我们如此梦想的那份自由到底在哪里?为了不扫弟弟妹妹们的兴,我压住了我的疑窦,假装十分开心,与他们保持同步。


“是呀,太棒了!是呀,我们要过好日子了!不过,这该不会是暂时的吧?


让疑窦见鬼去吧,过一天算一天,以后的事先别去想它。


我们有权得到我们想要的家具物什、衣服鞋帽和日常用品。我们只要说出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书籍、唱片、录像带、纸张、本子、钢笔、女性杂志和摩洛哥报纸。至于外国报纸,比如法国的《世界报》、《自由报》什么的,那是想也别想有的……他们还为我们送来一套音响、一台电视、一台录像机和几个收音机。但是,如果我们不服从管理的话,我们就看不成电视。


马拉凯什的头头及其副手们负责为我们采购。第一天,他们建议我们列一张购物清单,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喜欢要的所有一切。


我对“所有”一词没有马上反应过来。我觉得9个人一个星期来1公斤肉就足够了。写下“黄油”一词,或者想一想它,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没有明白我为何这么迟疑,可我就是犹疑不决。


“我们可以要点水果吗?可以要点鲜奶吗?可以要点巧克力吗?可以要点糖果吗?这些食物不在禁止之列吗?我疑惧地问道。


他们说这毫无问题。只要我们要,他们就去买了送来。渐渐地,我们的胆子大了起来。食物成了我们心中唯一的所想,成了我们唯一的存在理由。我们每天晚上都在认认真真地考虑,第二天该要些什么,我们还同警方提供来为我们服务的厨师商量。这个诚实的人刚来时,并不会烧菜做饭,可4年以后,离开我们时,他已经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大师傅了。


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伙食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我们要吃煎薄饼、煎鸡蛋、冰淇淋、水果罐头……而且,每天还都得有一个大奶油蛋糕……有了这么多的美食,我们又恢复了生活的乐趣。


我经常半夜惊醒,浑身是汗,总是噩梦不断,一些可怕的回忆重入梦境。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比尔—杰迪德?波洛?伯纳伊什?这些幽灵总缠绕着我。我立刻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蹑手蹑脚地下楼向厨房走去。这时候,我便会碰上我的一个家人,他们也因同样的原因惊醒过来,手里托着一托盘的食物。


“是你吗,拉乌夫?


“你在吃什么呢,阿代拉蒂夫?


我们会立刻发出笑声。我们一起往冰箱那儿走去,彼此还要比较一番都拿了些什么吃的。我们一起暴饮暴食起来。这种夜宴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已经不再在苦牢里了。


我们肚子里缺食,我们缺乏营养,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病痛。我们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烧,我们患有溃疡、蜂窝组织炎,我们掉头发,肌肉萎缩,瘦得皮包骨头,牙齿脱落,我们……我们猛吃猛喝,还不停地塞维生素等各种药物,可是,常年的缺乏营养,即使这么恶补,也无济于事。


为了恢复体力,我每天早晨坚持锻炼:慢跑、做,同两个弟弟踢足球。我要求他们替我买一些有关运动员食品方面的书籍,渐渐地我在这个方面成了活的百科全书了。我按照运动员的食谱吃了两年,但是,身体状况仍旧一塌糊涂。不过,我仍旧强迫着自己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如同一位残疾人在重新练习走路一样。


白天,除了锻炼,其他时间就是听音乐和看书。我像贪吃食物一样,如饥似渴地在读书:长篇、中篇、二战历史书籍和俄国历史书籍,我都非常爱看。一开始,我并不满足于看书。我觉得自己知识实在是太贫乏,所以记一些段落,背一些诗歌。我遇到生词就查词典。我读波德莱尔和夏多布里昂的作品,我像个小学生似的模仿他们遣词造句。


有人给我偷偷地送来一台打字机,是我外祖父的。在弟弟妹妹们的一再追问之下,我开始重写我在狱中讲给他们听的“故事”。我开始在为一个剧本做些笔记。我还坚持记日记。


我拼命地看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即使其中的大部分看得我莫名其妙。我觉得《外星人》就像是个难解的谜。我对飞碟、太空以及影片的哲理一无所知。我与现实脱节了15年,看来是难以弥补的。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明飞行物。


苏卡伊娜喜欢画画和听帕特里西西·卡阿斯的歌曲,后来她一直对这位歌唱家着迷;阿代拉蒂夫喜欢踢足球;拉乌夫开始通过函授学习法律系一年级的课程;妈妈爱听她所喜欢的新闻,并且对听到的新闻加以分析研究。我们各人按照各自的方式在补课。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聚在一起开心地玩,每个人都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一到晚上7点,屋子里便热闹起来。我们熨衣服,给裤子缲边,做头发,涂脂抹粉,给手指甲和脚指甲涂指甲油。然后,大家齐聚在客厅里的一张堆满食物的大餐桌前。


随着生活的重新开始,我们又学会了表达自己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激情。我们把自己的“战斗服”收进衣橱里,我们又变得像个人了。我们的身体又恢复了生机。


我经常会感到苦恼,心乱如麻,如同一个少女在听到忧伤的歌曲时不禁会暗自神伤一样。因为我虽然已经30多岁了,可我却仍然是一个少女,对爱的渴望时时流露,我经常独自一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抽泣上几个小时。


我们对一首歌曲百听不厌,那是由夏尔·阿兹纳乌尔主演的《正义者之光》中的主题歌,歌名为《八》。


我们打开音响,彼此挤在一起,齐声合唱歌中的叠句:


“人,死是为了再生……”


是不是阿兹纳乌尔那刺痛人心的嗓音让我们听了止不住啜泣流泪?或者是那似乎专为我们而写的歌词让我们悲痛难忍?


每天早上,艾尔·阿杰警官都要到别墅来看看,了解一下我们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是否满意。其实,他是负责探听我们移民加拿大的决心到底有多大。我们不会上他的当的。


我们是深知我国政府的行事方法的:先来一些甜言蜜语,再通过恭维、夸奖来麻痹我们,装作凡事都从我们方面考虑的样子,最后,趁你放松警觉,出其不意地提出一个让你落入圈套的问题。幸好,我们已经是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方面的行家里手了,我们也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尽量地套对方的话,多获得点消息。


我们仍处于期待之中。我们的法国律师,达尔特维尔律师和基埃杰曼律师再没有任何信息传来。他们的音讯全无令我们焦虑不安。诚然,我们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但是,我们的人身自由仍然受到限制,我们只能在这片空间里走动、呼吸、奔跑。如果一直如此的话,我们仍旧是个囚徒。


7月3日,他们终于通知我们乔治·基埃杰曼要来。我们这是第一次与他会面。他见到我们非常激动,而且对我们的人格非常地敬重,对我们说了几句经过仔细推敲的简短话语。战争期间,他的一些家人死于集中营,他了解我们是如何熬过来的,深感有责任为我们的案子辩护到底。他保证要让我们全部重新获得自由。


他的话我觉得说得言之凿凿,充满了对我们这几个受到迫害的人的真切的同情。总算有人为我们伸张正义了,总算有人承认我们的受害者的身份了。总之,有人了解我们了,这让我们心里热乎乎的。


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几天前面见国王的情况。国王在谈到我们时充满着热情和怜惜。他把我视作他的女儿,并告诉我们的基埃杰曼律师说,他曾经教导我,抚养我,还讲了我开始时曾经挨过他的打,以及我小时候淘气,搞恶作剧,这让他大笑不已。


国王声称,在这起不幸的事件中,我是他唯一感到棘手的人,还有阿代拉蒂夫,他也为我的小弟弟而深感痛楚。


基埃杰曼律师似乎为我与国王的这种父女之情所感动。他此前并不知道我儿时的这段经历。


“您知道,玛丽卡,”基埃杰曼律师说,“在我与国王交谈的3个小时中,他经常提起您的名字。陛下非常爱您。”


我们同他一样对陛下所流露出的这种儿女情长深表怀疑,但是,我们只是把这种怀疑埋在心里,没有表露出来。


基埃杰曼律师要求国王释放我们。国王倒是没有反对,但是他不肯放我们去法国。他的理由让我们觉得似是而非。他声称他担心摩洛哥的某个社团成员会对我们下毒手。基埃杰曼律师把陛下的这种担心转告给了我们,可我们感到,他在转达国王的这种担心时,是带着某种嘲讽的。


可是,基埃杰曼律师立刻回答道:


“陛下,乌夫基尔一家想移居加拿大。”


国王显得十分惊讶。他思忖了一下,然后提出让我们去以色列。他说的倒也符合逻辑。我父亲在以色列享有声誉,人们至今仍在怀念着他,因为他让成千上万的摩洛哥犹太人移居以色列了。


其实,陛下的本意在于把我们送到一个处于战火中的国家,那儿有不少的宗教激进组织分子,可以随意地鼓动他们中的某一个把我们干掉。


基埃杰曼律师感觉到其中有诈,便好说歹说一味地坚持着。


最后,基埃杰曼律师得到了陛下的保证,允许我们获得去加拿大的护照和签证。陛下不想再听到我们的名字,而我们则必须保证对自己的遭遇闭口不言。


基埃杰曼律师代我们作出了这一承诺。


基埃杰曼律师还转告了我一个信息。阿兰·德龙给他打过电话,向他保证与我们的友谊始终不变。阿兰·德龙准备在物质方面帮助我们,并说如果必要的话,愿意为我们提供打官司的费用。不过,基埃杰曼律师补充道,阿兰·德龙不会在政治立场方面作出表态,因为他在摩洛哥还有股份。


阿兰·德龙的这番表态使我深受鼓舞。这么说来,他没有忘记我,他肯定收到了我们在狱中所写的求助信,我们是写给一些政界人物和我们的一些老关系的。在这些人中,他是唯一的一位作出表态的人,这让我感激不尽。不过,我没有接受他的恩赐,我让基埃杰曼律师代我向他表示谢意。


这一年的夏天酷热难当,不过,我们并没觉得有多难熬。我们出发去加拿大的日期定在10月末,我们还得忍受一段热浪的袭击。可是,我们心中无比地欢快、惬意,感到胜券在握。我们即将重新开始我们的新生活。


未来让我们心向神往。我们拟订了一些最荒谬的计划。我们想着将来全都住在一个大庄园里,有7幢房屋,彼此由一条通向游戏厅的地下走廊相连着。我们全都独身,不言婚配,但是,都有许多的情人。我们彼此永不分离。小的继续学习,大的就去工作。


我们又开始像以往那样胡思乱想开来。


那种别人想要除掉我们的阴影不时地闪过我的脑海,但是我却在竭力地把它摒除之,就像我总在避开认为眼前的事是不可能的那种想法一样,因为这事太美好了,不像是真的,我们永远也不会获得自由的。


我的外祖父终于获准前来看望我们。像通常一样,我们是最后一分钟才得到通知的。外祖父于10月10日到来。他已经是72岁高龄的老人了,但仍旧精神矍铄,气宇轩昂,腰板笔直,脸上稍稍有点皱纹。只是他两眼湿润,流露出他内心的痛苦、酸楚。他一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便忍不住抽泣起来,久久地难以平复。


外祖父紧紧地搂住了妈妈,然后,轮流地搂了我们每一个人,用充满忧伤的温情的目光看着我们大家。他似乎支持不住了。毫无疑问,他在为我们悲伤,看到我们落到这步田地,往日那天真稚气的孩子的面庞竟然如此苍老,不能不悲从中来。我们已经大变样了。我们从他的目光中看出,我们已经成了幽灵,没有了人的模样。我们的死而复生简直是个奇迹。见到外祖父后,我们便明白了,我们与活人的世界相距有多么遥远。


我喉头发紧,但我不能哭出来,我甚至都不敢喊出外祖父的名字。小时候,我总叫他“阿杰老爹”,这个称谓至今仍旧保留着。但是,自从父亲死后,我就再也喊不出“爸爸”、“老爹”这样的词儿来了。


不过,这相会的时刻对大家来说都是激动万分的。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妈妈是那么的高兴了。她依偎着外祖父。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四处奔走、呼号,意欲将我们从悲惨命运中解救出来。他接触过大赦国际、人权联盟以及其他许多组织。他给所有的政治人物写信;他晋见姆莱·阿伯达拉亲王,亲王允许他给我们寄些书籍来。


自从我们被转移到塔玛达格特之后,外祖父就没有我们的消息了。他曾多次认为我们已经死了,被枪杀了。有人告诉他说米丽阿姆因癫痫病发作死了,拉乌夫和我因为企图越狱被打死了。他的一个朋友甚至十分肯定地告诉他说,在阿维塞纳医院亲眼看见我们的妈妈的尸体了。


他无可奈何地在为我们举丧。我的小舅舅瓦伊德赌咒发誓地对他说,在巴莱尔家见到了我们姐妹兄弟4人,但外祖父就是不信。他跟我们谈及玛姆玛·卡迪扎之死,以及他的再婚。这些事,巴莱尔夫妇已经告诉过我们了。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又生了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为“拉乌夫”。


我们全都责怪不该取这个名字,因为不可以把一个活着的亲人的名字用在一个新生儿身上。


“可是,”外祖父哭着辩解道,“我一直以为你们全都死了……”


外祖父是想用这种方法来表达他对我们的怀念,这使我们深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