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狱中二十年——众逃犯(1987年4月19日~4月24日)(5)

作者:玛丽卡·乌夫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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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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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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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598字

阿朗宾馆离城30来公里。出租车驶出市郊,上了一条平静的公路。跑了没多久,便遇上了堵车。车子这么停在荒郊野外,让人觉得有点怪怪的。我们觉得情况有点不大对头,果然,缓缓往前行驶了一段,我们便隐隐约约地看见有一大帮子的检查人员:军人、警察、辅助部队士兵、宪兵、法国本土警戒局人员,全是在寻找我们的人。


司机见走不了,开始发火了。拉乌夫不敢回头,其实我们无需说话就知道大家有多么害怕。玛丽亚、阿代拉蒂夫和我,我们互相死命地攥着手,连指甲都嵌到肉里去了。死一般的沉静笼罩着我们。


轮到我们时,司机缓缓地把车子往前开去,驶到检查哨旁。一个警察走上前来,手上拿着手电筒。他对着我们照过来照过去。我力图挤出一丝微笑,但却像是鬼脸。他关上了手电,走回去与一个同事商量。他俩一起走了过来,又将各自手中的电筒对着我们晃来晃去。


我们吓坏了。我仿佛能听见我的弟弟妹妹们的心脏同我一样地剧烈地跳动着,我暗自寻思,这两个警察怎么就没听见我们心脏怦怦的跳动声呢。


“如果他们再多待一分钟,”我几乎快要晕过去地在想,“我一定会心脏病发作的。”


他们是在搜索4名逃犯,可他们甚至都没想到我们就是他们所要找的人……


这是因为我们与他们的思维逻辑并不相同。在他们的脑子里,我们不会跑到离城30公里的地方来的。如果我们在丹吉尔的话,肯定是往港口、海滩、出境口岸等处去的。那两个警察又打开手电,示意我们可以走了。


出租车一直开出去有好几公里之后,我们才恢复了正常的呼吸。


阿朗宾馆


到了阿朗宾馆,我看见一个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欢迎”字样,便向服务台走去,语气沉着镇定地对服务生说要找巴拉弗莱杰先生。


“就说是阿尔贝蒂尼太太找。”我自报了家门。


服务生似乎很惊讶,怎么这么一个怪模怪样的女人会找总经理。可是,总经理不在,回拉巴特了。我眉头一拧,嗓门儿抬高,厉声问道:“怎么回事?太不像话了。我订的套房呢?在阿尔贝蒂尼名下订的。”


我是在以攻为守,免得对方要我出示护照。我要求服务生给巴拉弗莱杰打电话,告诉他阿尔贝蒂尼夫人找他。服务生离开了几分钟后回来了。


“巴拉弗莱杰先生要我们给你们安排房间。”服务生对我说道。


我认识那个套间。可是,这时,服务生却让我出示护照,我立刻装出怒容满面的样子来,说道:“怎么,我是总经理的朋友,竟然对我如此无礼……”


我怒气冲冲地大声斥责他,弟弟妹妹们也学起我的样儿来。服务生立刻把我们请到总服务台旁边的一个小酒吧厅里,送上咖啡,我们的精神也就饱满起来了。那服务生忙前忙后,跑了一趟又一趟,脸上堆着笑容。最后,他走到我们身边,问我是否去用晚餐。


“您就别为我们忙乎了。我们马上就要走的。”


服务人员好生奇怪,心想,怎么刚刚还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一下就变了?有几个服务生还围着小酒吧厅转来转去的。


已经是晚上11点钟了。我们决定在游泳池旁边躲藏起来,然后到宾馆的夜总会待上一夜。草坪上,有几张长椅,围成一圈。我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我们的长衫已经被汗浸湿了,而且它本来就不厚,很薄很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藏在树下,相互紧挨着,还是冷得发抖。我们在等着午夜的到来,等着夜总会开门。


在过去的那15年中,我们一直在幻想着回到正常世界的生活。我在少年时期,就喜欢跳舞,我一直在盼望着又能像少年时那样整夜不归,一跳就是一个通宵。但是,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一切已经完全变了,或者是我们已经完全与其他人不一样,我的感觉也发生了变化。夜总会里的音乐太吵太闹,迷幻般的灯光照得我头晕目眩。我们那受到强烈刺激的可怜的脑袋听到这种响声,比遭受酷刑还要难以忍受。我们立刻逃出了夜总会。


这个小插曲让我们更加感觉到我们真的只是几个“逃亡者”。我们再一次感到自己已经成了另类,这一感觉大大地伤了我们的心。还好,乐观的拉乌夫以其风趣的口吻缓解了我们的沮丧心情。他对夜总会的那帮顾客的一通讽刺挖苦,把我们给逗乐了。


于是,我们又回到小酒吧厅,一直待到凌晨4点,它停止营业。我事先在宾馆里已经侦察过,知道卫生间都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卫生间里一直待到天明,拉乌夫和阿代拉蒂夫去男卫生间,玛丽亚进女卫生间,我则躲在走廊里的一只柜子后面,为他们守卫,等着天亮。


早晨,我们匆匆地洗了一把脸,然后便走进宾馆大堂,仿佛我们是在别处过的夜似的。我们举步维艰,人声嘈杂,阳光耀眼,浑身都觉得难受……


但是,既然是越狱,就得挺住,即使明明知道前途未卜,也得在人前装模作样,可我们此时此刻真的希望有人照顾我们,有人听听我们的宣泄、倾诉,有人安慰我们、同情我们、疼爱我们啊!


游客们来来去去。他们从停在宾馆门口的旅游大巴上走下来,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在互相打着招呼。他们一个个晒出了古铜色,满面春风,快快活活,有时候还发发牢骚,抱怨几旬:他们吃得不合口味,消化不好,而且,因日程安排得太紧,有些景点没有玩到,难免会嘟嘟囔囔的。生活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忙忙碌碌、紧紧张张、快快乐乐、普普通通、正正常常,可是,我们却被排斥在生活之外。我们随时都会被抛掷到死人堆里,可我们却非常渴望能成为活人中的一员。


我们走出宾馆大堂,来到参天大树围绕着的花园里。我们坐在低矮的台阶上,商量了好久好久。那天是4月22日,星期三,我们越狱已经快3天了,一直没被警方逮着。我们被追捕着,惶恐不安,犹如惊弓之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出点状况。但是,我们毕竟是自由的。我们在耍弄着他们。从这一点上看来,我们的潜逃还是成功的。


可是,我们的心却一直系着妈妈她们。我们想念她们,我们又哭又笑地谈论着她们。那帮人是什么时候发现我们潜逃了的?他们如何对待妈妈她们的?我们何时才能与她们重新相见?我们脑子里浮现出一大堆的问题,也出现一大堆的答案,可见我们心里是多么的焦虑。


我们的问题仍未解决。往哪儿去?去找谁?我们曾经决定打电话给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它的电话号码,若想接通它,得通过宾馆的总机。总服务台的服务人员已经开始在怀疑我们了。


我们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团结一致,共同行动。早晨,天刚亮,我们就瞄准了一位法国老太太,看上去她很慈祥,和蔼可亲的样子。她由儿子陪着:儿子是个50来岁、模样傻傻的高个儿男人,数学老师,对母亲百依百顺。我们决定走上前去,取得那老太太的信任,请她帮我们问一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电话号码。为此,我们决定先编好一套说辞,让她相信我们。


光老太太还不够。我们还得另外物色一些人,有可能的话,让他们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或在他们的房间里留我们过夜。因此,我们把宝押在了宾馆的骑术教练身上,他对玛丽亚有点意思证押在一个服务生身上,他看我时总是含情脉脉的样子。还有一对年轻的西班牙夫妇也成了我们的目标,他们身着短运动裤,满脸含笑,和蔼可亲,很帅很酷。


玛丽亚走上前去与骑术教练调起情来,而且颇为成功。他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香唇,她感到很惊讶,很开心。她白白地活到了25岁,其实她还像是个10岁的小女孩……


至于我,则去与总台那服务生套近乎儿:他约我下午3点左右去他的房间幽会。我答应下来了,心想到时再随机应变。


在赴约会之前,我便抽空了解那位老太太,看看她住在哪个楼层。知道地方之后,我便极其谨慎小心地尾随着她。走到电梯门口,她便开始大骂西班牙人以及他们那拖迟了的作息时间,我含着微笑地赞同着她所说的一切。


她是一个正直的老妇人,很高兴遇上了我这么个知音。我们随便地聊了几句,然后便高高兴兴地互道一声“一会儿见”。


回到大堂里来之后,我碰上了我的那位服务生,他似乎既疲惫又气愤。


“我们约会不成了,我没空了,”他懊恼地说,“旅客们全都吓坏了,都在说想立刻回家去。到处是警察。”


“怎么回事呀?


警方在搜寻4个罪犯,4个危险的越狱犯。”


他把我撇在了那儿,回去招呼旅客们去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弟弟妹妹们,他们跟我一样,立刻又惊又怕,紧张起来。我们成了罪犯?还是危险的罪犯?我们将被不声不响地干掉?没门儿!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我们宁可自杀,也不愿让他们抓到。阿代拉蒂夫开始在寻找电门,以便必要时,我们就触电身亡。我们又开始急得发疯。沮丧、绝望又袭上心头。我和玛丽亚在抽泣着。


我们此刻正待在小酒吧厅里。那位法国老妇人同她儿子这时也走了进来。她向我们问了一声好,看见我们神色不对,便走了过来,问我们为何哭泣。我们正好利用这一时机,把我们事先编好的谎话说给她听了。


我说,我们的姐姐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她得了乳腺癌,要在维尔茹伊夫接受治疗。我们的父母尚不知情,可我们又不知道她工作地点的电话。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打给‘地中海一台’呀?他们会告诉你们法国国际台的电话号码的。这样,你们就可以跟你们的姐姐联络上了……”


我们当然不能对老妇人说总台话务员在怀疑我们。我们仍旧在抽泣着,但眼角却在瞟着她。


“我们打不了电话,”我哽咽地说道,“还没说话就泣不成声了。”


我们肯定是装得逼真逼真的。老妇人见我们哭得如此伤心,心里好不落忍,便说她去替我们查电话号码。


老妇人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小纸条,笑容可掬地递给了我们。她打通了“地中海一台”,人家告诉了她法国国际台的电话。我向她表示了谢意,立刻让两个弟弟在原地等着我,便准备去打电话了。


我让玛丽亚请接线生帮忙:我明确地告诉她要给阿兰·德·沙尔弗隆打电话。他是法国国际台的一位主播,我们对他的声音最熟悉。


我在大堂里等我妹妹。她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一脸的得意。她巧施手段,迷惑住了接线生。我们耐心地等待着对方打电话过来。


巧得很,阿兰·德·沙尔弗隆正在台里。


“我们是乌夫基尔将军的子女,”玛丽亚在电话里跟对方说,“我们被关押了整整15年,现正越狱在逃。我们是在牢房里挖通了一条地道,逃出来的,我们现在是在丹吉尔。我们需要帮助。我们想同罗贝尔·巴丹泰尔谈谈,请他当我们的辩护律师。”


一开始,阿兰·德·沙尔弗隆并不相信我们。他只是一再地重复道:


“这太野蛮了,这太没有人性了……”


然后,他要求我们拿出证明来。他一再地叮嘱我们千万别惊慌害怕,并要我们给他一个确切的地址,他好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这儿的宾馆电话以及我们临时编造的姓氏“阿尔贝蒂尼”告诉了他。


挂上了电话之后,我们浑身哆嗦着在等着对方回电话。10分钟后,他的电话来了。


“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独家新闻。你们想得到吗,你们知道吗,弗朗索瓦·密特朗过几小时就会抵达摩洛哥,进行国事访问?


阿兰·德·沙尔弗隆接到我们的电话后,立刻往法国外交部打了电话,外交部便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正在协和式专机上的法国总统。巴丹泰尔无法为我们辩护,因为他是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阿兰记者建议我们找基埃杰曼律师。他主动提出他先与该律师联系。他挂上了电话,答应我们稍后还要给我们打电话的。


我让玛丽亚留下看着,便一直跑到停车场,去通知我的两个弟弟。我抽泣着扑到拉乌夫的怀里,把情况对他细述了一遍。阿代拉蒂夫疑惑地看着,似乎不太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密特朗、外交部、协和式、巴丹泰尔等这些名词,他完全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我们回到玛丽亚身边。阿兰·德·沙尔弗隆已经给她打来电话了,她在等我们回来好跟他回话。我们在电话里把我们写给国王的请愿书逐字逐句地口授给了他。这一声明具体地表明我们还只是孩子,不能因为父亲的原因而惩罚我们,这是不公平的。


然,阿兰记者告诉我们,外交部当晚将派一位记者前来看望我们。我们约他到停车场来找我们。


我们在等待着夜晚的来临,心里是喜忧参半:高兴的是有人听到我们的情况了,担心的是这是不是真的。密特朗此行对我们是否有好处?我对什么都没有了把握。但是,我仍然焦急地等待着这位记者的到来,他名叫埃尔维·凯里安,是法国电视一台驻摩洛哥的特派记者。但当时,他并未马上向我们披露他的真实身份。


他很冷淡,这令我们颇为惊讶。他难道不是我们的救星?我们期盼得到一些热情的话语、祝贺、某种同情……不,没有,他在保持着距离,这令我们大失所望。我们向停车场走去,以躲过众人的目光。


他环顾了四周一遍,看看有没有人在尾随我们,便掏出钢笔来,仍旧冷淡地问我们是否真的是乌夫基尔将军的子女。


“谁都可以这么自称的,”他说道,“请你们拿出证据来。”


我开始讲述父亲生前的种种政治活动,但他打断了我。


“你们还是跟我讲些他隐私方面的情况吧。”他说道。


我回答他说,我其实也并不太了解他,我只知道一件事,是通过他的亲密好友们知道的:他左臂上部有一块小疤,是被一片弹片击伤的。


那记者似乎对这一细节感到满意,然后,他又向我们提了其他许多问题。在分别时,他告诉我们,第二天,白天,我们将会见我们的律师达尔特维尔,他是基埃杰曼律师的合作者,是专程从巴黎赶来见我们的。


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便回到了小酒吧厅,里面挤满了怪模怪样的人,男的穿着闪亮耀眼,女的涂着厚厚的脂粉,在喝着威士忌,抽着香烟,公开地在拉客。拉乌夫自然是逃不过那些女子火辣辣的眼睛的……


我的那位服务生男友在我身边坐了下来,问我道:


“我真弄不懂你们,为什么不在这儿找房间住下?


“因为我们在丹吉尔住着一家高级宾馆。”


他给我们端来了咖啡,我们毫不怀疑地一口气喝掉了。这咖啡是下了药的。宾馆人员想弄清楚我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倒不是对我们的真实身份有所怀疑,但是却怀疑我和玛丽亚在卖淫,而拉乌夫是皮条客;或者怀疑我们是意大利或西班牙的走私犯,在他们宾馆等着接头。反正,不管怎么说,他们觉得我们来路不明,颇为蹊跷。


由于药物发生了效用,我们开始胡言乱语了。总台服务生让我去摩洛歌厅睡上一会儿。


“你们在说胡话了,去那儿吧,里面没人,绝对安全。”


我急不可耐地跟着他去了:这正是他所期待的。他已心中有数,我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但他一时还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拉乌夫和阿代拉蒂夫倒头便睡。我和玛丽亚则站了一整夜,因为太紧张,反倒睡不着。等他俩醒来,更加是满嘴的胡话,我和玛丽亚也一样。


我们便来到停车场,止不住地笑个不停,不过,我们还是在尽力地克制自己,保持镇静,以便会见我们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