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狱中二十年——比尔—杰迪德苦役监(2)

作者:玛丽卡·乌夫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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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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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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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296字

我们其实并未真正地挨过打。当然,拉乌夫是个例外。我只有一次脸上挨了一拳,因为我顶撞了一位军官。我被这一拳打了个趔趄,往后倒去,脑袋撞到了过道的墙上。我被撞得眼冒金星,晕头转向。妹妹们赶忙跑出牢房来扶我,吓得脸色发青。我站了起来,为了不吓着她们,我便对她们说,我脚下一滑,摔倒了。后来,我向她们承认我被他们打了,但我要她们保证千万别告诉妈妈。我感到非常丢人,至今对此仍耿耿于怀。


令我感到担心害怕的那个人,比波洛还要可怕,他就是伯纳伊什上校,国王的心腹军官,早在塔玛达格特时,他就是个凶狠的打手,对我们管束得非常厉害。他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地让我们不好过。是他下的命令,让把鸽子杀了,是他下令克扣我们的食物……我们很少看见他。我们从空中直升机的轰隆声,从辅助部队士兵们的立正姿势中,能够猜得出他来了。


但是,与此同时,囚徒们与刽子手们之间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来。我们是受迫害者,但是,我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能操纵这帮刽子手。一旦出现僵局,我们找出各种借口来予以化解,而且不露出任何的破绽。


但是,对付伯纳伊什,这一招却不灵;对付波洛只是有困难而已。那家伙骨子里就是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有人命令他用刀子把我们一个个全都捅死,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遵照执行的。他只知道服从命令。辅助部队的士兵尽管表现得十分凶狠,毫不留情,但一个个却很愚蠢,稍微耍点小花招,就能让他们晕头转向。


我们在抗争着。


我们每个月有权获得一小车的木柴烧饭。辅助部队的士兵们打开铁皮门,仿佛我是个死人似的大声叫我。我只能走到门边,不可跨过门槛。外面的阳光照得我两眼发花。他们把木柴扔在地上,命令我去捡。


头几次,他们送来的都是一些树枝,有150米长。我在漫不经心地捡拾着,把最长的给妹妹们拿。拉乌夫建议我们把它们藏在我们牢房的墙头高处,以便越狱时派上用场州枝可以用作地道的顶部支撑梁。


第三个月,看守们给我们送来的只是一些小块的木柴了。他们大概知道我们想捣什么鬼了。


我们主要的抗争手段就是我们所说的“设备”,那是我们彼此之间交流的唯一方法,是我们得以坚持活下去的唯一方法。


拉乌夫用一把小勺和一把小刀,成功地撬开了他床下的一个石板。他把我们最珍贵的收音机用破布裹上防潮,藏在石板下面。夜晚时分,他便将收音机取出来,听听广播,就感到不那么孤独了。后来,他突然灵机一动,利用我们从音响的喇叭上收集的那些电线和几个麦克风,做成一个“广播网站”,在牢房之间传递消息。


床绷上的钢丝就是绝好的导体。每天夜晚,我和妹妹们便从各自的床上取下几根钢丝,将它们接起来,弄得很弯曲,让这条长钢丝线通过阿苏拉和阿利玛的牢房,伸至拉乌夫的牢房里去,因为我们在各自的牢房的墙根处挖了一些可以让钢丝穿过去的洞孔。但是,尽管一截一截地接了起来,但长度仍旧不够,只能延伸至半路。


于是,拉乌夫开动脑筋,把扬声器上的电线接上去,接到他的那个话筒上。我这边也如法炮制。细细的钢丝线便连接上了,从牢门上方的双重铁栏杆上穿过。我们握着我们话筒的正负极。“广播”开始后,还得经常把断掉的电线换掉,不过,声音倒还是比较清晰的。


每当遇到拉乌夫感到有兴趣的广播时,他便立刻把话筒接上。然后,我又把消息传给妈妈和阿代拉蒂夫。为了直接与他俩通话,我利用一截从院子里偷来的浇水的皮管,做成“电话”,穿过护墙。白天,我便将“电话”藏在米丽阿姆的床里。看守们因为害怕她那病犯起来太吓人,所以都不敢去搜查她。他们不懂什么是癫痫病,以为她是灵怪附体了。


通过这些简单而有效的办法,我们得以整夜整夜地进行交流。当著名歌星何塞·阿图尔或贡扎格·圣布里的歌声穿墙而过,传到各个牢房时,犹如近在身旁,效果妙极了。我们兴奋至极。后来,我每天晚上通过这一办法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再后来,我把我们的“电话”加以改进,不再用床上的钢丝,那太沉,太难弯曲,改用我从我们的手提箱上拆下来的弹簧。不过,材料变了,方法依然。


一到晚上,看守们发动起电机时,我们便在机器轰鸣声的掩盖之下,把我们的“电话”接通。这时,我们感到极大的满足,而且这是我们在这噩梦般的环境之中的唯一的满足。我们的这个办法从未被那帮愚蠢的看守看破。他们一来搜查,我们总是赶快把话筒夹在大腿之间。


最后,只有一只话筒没有受潮损坏,我便将它藏在自己身上了。这只话筒是绝对不能受潮的,它是拉乌夫的命根子,是我们保持联系的唯一手段。


我们穿着破衣烂衫,赤着双脚,冬天冷得哆嗦个不停,夏天热得透不过气来。我们没有了护士,没有了药品,没有了钟表、书籍、纸张、铅笔、唱片或弟弟妹妹们的玩具。我们隔一段时间,就得哀求、乞求狱卒们开开恩,让我们得到一点东西:一支我们视为宝贝的省着用的圆珠笔、我们要用上几个月的几节收音机的电池……这是我们通过一个小老头弄到的,他认识我的一个舅舅,舅舅家乡的一个村的村长。


我们的时间被看守们切割开来。他们一天要进3次我们的牢房,早上和晚上是给我们用盘子送来饭菜,中午只是送些面包来。他们在上午8点半左右给我们送早餐,那是阿苏拉在她那儿的内院为大家做的:一份掺有鹰嘴豆泥的咖啡,搅和得浮起泡沫,像开水似的。我们老远就听见他们那沉重的脚步声,随即便听到那可恶的钥匙串的丁零当啷声。一听到他们走过来的声音,我们立刻紧张起来得赶紧把收音机、电池、“电话”藏好,把墙洞掩盖好……


我的牢房与妈妈的牢房都在拐角上,当他们打开我的牢房门时,我们两人便立刻站到门口去,好彼此匆匆地瞥上一眼。对此,我与妈妈早就不谋而合了。将近晌午时分,我们便听见哨声吹响,说明送面包的卡车来了。然后,到了晚上7点半光景,他们又来了,打开牢门,放下餐盘。


他们从没给过我们喘息的机会,我们也从未忘记过我们被囚于这种悲惨可怕的牢房之中。我们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地受到监视。当我们扒住栏杆想瞥上一眼天空时,看见的只是看守们那鹰隼似的目光,它们时刻在窥视着我们,甚至像是穿过墙壁在瞄着我们。


头几个月里,我们还煞有介事地做了一个作息时间表。早晨,我与妹妹们在“健身房”打排球,我们用破布缝制了一个“实心排球”。情绪好时,还做做体操什么的,然后便去“淋浴”。苏卡伊娜在渐渐地长大,开始在发胖,于是我便对她限制饮食,逼她运动,多出出汗,别让体重任意增长上去。


后来,我们放弃了体育锻炼,因为体力不支,渐渐地,什么锻炼也没有了。


白天实在是漫长。我们看得见它,感觉得到它,触摸得到它,它是那样的可憎可恶,那样的咄咄逼人。最难的是必须去适应它。白日里,只要有一丝风从窗户吹进来,我们就会想起,微风这是在嘲讽我们,告诉我们仍身陷囹圄。


夏日黄昏会令我回忆起往日的温馨梅边一日的结束,喝开胃酒的时刻,朋友们的欢歌笑语,大海的气息,身上沾着的咸味……我在回味着我曾享受过的那点美好时光。


我们无所事事,无聊至极看着一只蟑螂从一个洞钻进另一个洞,打盹儿,胡思乱想。天空逐渐暗淡,白日将近,黄昏来临。每周与每天一样,每月与每周雷同,年复一年,岁岁年年,全都一个样。我在逐渐衰竭。我在学习心如死灰。我常常感觉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黑漆漆的洞里,四周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我仿佛是一只皮球,不停地落入井中,咚、咚、咚地每次都撞击到墙上。


渐渐地,寂静笼罩住了我们。唯有看守们的脚步声、哨子声、钥匙串声、鸟的歌声、一头名叫“柯尔内留斯”的毛驴凌晨4点左右的叫声或者棕榈树叶的飒飒声前来打破这死一般的寂静。其他时间,几乎什么声音也听不见。


我们逐渐地忘记了城市的喧嚣、咖啡馆里的谈话声、电话铃声、汽车的喇叭声……所有这些日常熟悉的声音全都离我们远去,让我们思念不已。


我们几个人中,米丽阿姆对时间的判断真的是令人叫绝。她能根据透进我们小窗户的阳光判断出时间来。无论白天什么时候问她“现在几点?”她便从被子里微微抬起点头来,说道,“3点10分”,“4点1刻”,相当的准确,绝对不会弄错的。


我们每个月可以获得一盒“蒂德”牌洗衣粉,用来洗手洗衣洗碗什么的。至于刷牙,我就改用盐了。有这么一段时间,我们竟然突发奇想,想用泥土来清洁牙齿,就像我们有时候用泥土来擦拭盘子一样。有一天早晨,阿代拉蒂夫醒来,嘴肿着,嘴唇发紫,舌头上尽是白斑,我们就没敢再用泥土清洁牙齿了。


当看守们打开我的牢门时,我便立即冲向对面墙上的那个自来水笼头,用“蒂德”牌洗衣粉洗头。一擦,一搓,满头的泡沫。看守们认为我们的头发之所以这么飘逸,就是用它洗头所导致的。


他们彼此间还就此聊上了:


“她的头发真漂亮。我也试过这么洗头,但是一点也不起作用。”


我们曾经用洗发露洗过头,可是,头发掉得厉害,而且还起湿疹……


我们始终穿着同一件衣服,我们戏称为“作战服”。妈妈把我们的旧衣物和床罩收集起来,替我们改成长裤穿。


像是特别安排似的,我们7个女的都是同时来月经。我们没有棉条,没有卫生巾,只好用破得不能再破了的毛巾头凑合着。而且还必须把这些破布洗干净,然后交给阿利玛拿去放在火边烤。大家只好叉开两腿等着它们烤干了之后接着用。


女人隐私的这种无法遮掩让我们仿佛是在受酷刑一般。我们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生活着的:洗漱,如厕,悲伤,病痛,全都在一起。只是到了夜深人静时,在被子里,我们才能哭个痛快,不被别人听见。


不过,我们之间都是亲密无间的。我们彼此并无争执,除了几个小女孩之外,我一直在看着她们,不让她们发生争吵。由于妈妈不在她们身边,我便担当起了她们母亲的职责。是我在教导她们,给她们灌输礼仪规矩,尊重别人。


即使是在监狱里,在比尔—杰迪德,在苦役监,我都毫不放松。我要她们吃饭时坐端正,细嚼慢咽,要她们把“谢谢”、“请”、“对不起”挂在嘴边,要她们饭前必须洗手。我要她们仔细地洗手,特别是在月经期间,不管分配给我们的水有多凉多脏。说实在的,特别是大冬天,那水只要一碰到你的手,准冻得你嗷嗷叫,手立刻发红。


我在王宫受到的教育已经深入到我的骨子里了。拉乌夫每每想嘲讽我几句,总要学着德国女管家里埃菲尔的德国腔调。我对此根本就不在乎。当然,精神应该战胜肉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忍受一切,不过,我也没有逼迫大家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我有时特别想把自己打扮得俊俏一点。我不想让自己的脸蛋儿很快就满是皱纹。妈妈给了我柏柏尔女人养颜的秘诀:她们把枣儿蒸熟,捣成枣泥,像面具似的涂抹在脸上。我们在斋月期间有权享有一点枣儿。我把每个人分得的枣儿全都掠了来,蒸熟捣烂,做成面膜,贴在脸上,保持一整夜。结果,老鼠们可就高兴了,在我脸上撒欢,容颜当然是没有任何的改善……


妈妈获准保留一把小剪刀,以便为我们裁剪衣服。我们便用这把小剪刀来剪头发。拉乌夫没有胡子,他对此不无担心,特别是我们还专爱拿这一点来嘲讽他以及他下巴上只长着的三根毛。


后来,他终于长出山羊胡子了,他声称,他剃掉胡子的那一天将标志着我们的囚徒生活的结束。


他这么随口一说,倒是一语成谶了。一天早晨,他要求狱卒替他把胡子剃掉,其实他这是硬充好汉,故意找狱卒们挑衅。


“我是个男人,”他坚定地说道,“我不能这么一副模样。”


狱卒们让他到院子里去,替他把山羊胡子给刮光了。


一个月后,我们便越狱了。


饥饿


饥饿让人饥不择食,让人活得人不如狗;饥饿使人忘掉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自己的尊严;饥饿让人变得如同野兽。


我们总是腹内空空、饥肠辘辘的。


每半个月,辅助部队的士兵便把食粮放在阿苏拉的牢房里,让她做给大家吃。她做好后,从我俩之间的牢房墙上我们挖好的小洞传给我。就那么点食粮,她巧做安排,维持到下一次送食粮来为止。可是,每次送到她牢房里的食粮真的是少得可怜。


没有奶,没有黄油,没有水果,只有几粒皱巴巴的枣儿和几个长了霉斑的橙子。一些发蔫了的蔬菜、两碗面粉、一碗鹰嘴豆、一碗槟豆、一打臭鸡蛋、一块变质的肉、几块方糖、每月一升油和一小盒“蒂德”牌肥皂粉,这就是我们全部的供应。我们绝对不敢随便地扔掉什么的。可是……


我还从未见到过成了这副模样的蔬菜,更没想到过这样的蔬菜还能吃。胡萝卜是发绿的,而且根又粗又长。茄子发青,长毛,阿苏拉用它做出来的菜,弟弟妹妹们称之为“日本料理”。槟豆上爬满了小虫子,泡在水里,虫子漂了一层。


食物经过煮了再煮,煮得透透的,烂烂的,大家终于可以忘了它们的怪味和原先的怪模样,好下咽得多了。最糟糕的是,大家都饿得不行,都想多吃一口。与其他一些不断地在折磨着我们的痛苦相比较,肚子饿却更加让人难受。我们对干净不干净已无所谓了,不再在乎什么卫生不卫生了。就连喝水,也不问水好水坏,水倒是让我们喝个够,可是却又咸又苦,越喝越渴。


我发觉阿苏拉和阿利玛串通一气,在食物分配上做手脚,偷偷地给其他牢房多分点方糖和面包。尽管我仔细地把鹰嘴豆数了又数,但总发现数不对,少了一点。可她俩却对我说:“是被老鼠啃啮了,坏了,扔了。”


但我总也不相信她们说的。


于是,我决定亲自掌管食物。待食粮物品等一送到,我便分门别类地登记,并且由我亲自保管。我把送来的东西统统储藏在与我的牢房紧挨着的一个小房间里,放在石板下面临时做成的“食物柜”中。面包则藏在一只手提箱内。我在尽量想法节省,以便熬到下一次送食物来。


我们每天在牛奶咖啡里放少许的糖,那是中午11点左右的一次给男孩的点心,特别是给阿代拉蒂夫的,因为他正在长身体,特别需要增加点营养。我们几个姑娘则吃得很少,早上喝完咖啡之后,便在盼着晚餐的蔬菜了。夏天还好,不怎么饿,因为天太热,也吃不下饭,再说,我们已经习惯挨饿了。但是,到了冬天,胃就不干了,叽叽咕咕得厉害,我们强忍着,不去听肚子发出的响声。


每天晚上,我把做饭的原料交给阿苏拉,她做好后,一式9份,分给大家,每天都是这样。乌夫基尔家的最好的厨娘,总要头顶着墙抽泣好半天。


“玛丽卡,就这么点东西,怎么让这么多人吃饱呀?”她哭泣着对我说道。


她的眼泪并没让我心软。我此时此刻已是铁石心肠。如果要想熬上一个月,就得这么按量分配粮食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