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们，应该没有奴性了吧？梁启超说，有。他们对内奴役国民，而在洋人面前就成了奴隶和傀儡。

梁启超坚定地认为，中国人的奴隶性是专制政体造成的， 因为国家视民众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众也就自视为奴隶。 奴隶不管主人的事， 所以就不关心国家大事。

因此，他犀利的文笔，并非刻薄地指向国民，而是抨击制度。用他的话来说：

我辈无爱国心，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我辈无尚武精神，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我辈卑屈，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

他的最终目的，是唤醒国民认清专制的本质，让每个人脱离这种阴影，成长为具有自由、自尊、权利、义务、国家、尚武等思想的新国民。

“苟有新民， 何患无新制度、 无新政府、 无新国家。”梁启超说。

▲鲁迅。

四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梁启超的国民性批判和新民、新国家设计很到位，但终归只是震醒了一些读书人，如此而已。

直到大清亡了，绝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奴性不改。

五四运动以后，救亡和启蒙，成为二十世纪两大时代主题。

民国时期，鲁迅（1881―1936）接替梁启超，成为国民性批判中最伟大的旗手。

鲁迅写过一个小说，叫《风波》。小说中，赵七爷是三十里方圆以内唯一出色的人物，体面，有身份。辛亥革命后，他辫子没剪，只是盘在头顶。

小人物七斤有次喝醉酒的时候，骂过赵七爷是“贱胎”。赵七爷记恨在心，“他是要等一个机会，使他能够既不失礼法人情，既不被周围人认为自己有失宽宏大度之心，又要达到个人报复的目的。这样，他默默地忍耐了两年，让怨恨之情在内心发着酵，让报复之心在压抑中储着力，因而使之变得阴狠异常，一旦得逞，便会无所不用其极。”

就这样，赵七爷等到了张勋复辟的消息。因为七斤没了辫子，皇帝坐了龙庭了，势必有杀身之祸。

结果，赵七爷N瑟了没几天，张勋就败了。他不仅仇没报成，而且只能默默地再把辫子盘到头顶上。

鲁迅用白描的手法，把赵七爷为代表士绅的奴性、摇摆、虚伪，以及欺负、恫吓弱者的形象，写得入木三分。

当然，对于底层民众，鲁迅也没轻饶。

他不无愤慨地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后来又说，“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

对于知识分子，鲁迅批得更凶。因为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他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