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主要是指代性问题。游戏主人讲这些劣根性，都代之以具体某个人的事，顶多就是地域黑，黑某个小地方的人，绝不会全体性指称“中国人”“大清人”怎样怎样。

中国人是这样的，反正不是说我，我看热闹最好。

清末以来，知识分子掀起的国民性批判却恰好相反，指称一定是全体中国人，艺术化的处理也一定是杂糅了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中国人形象，让读者、观众看完有照镜子的不适感。

所以才会招骂。

中国人很少有自省的能力。同样的毛病，你通过嘲笑张三李四，可以逗笑我，但你嘲笑到我头上了，老子就跟你翻脸。这个本事，倒是根深蒂固。

▲梁启超。

三

从清末开始，有一批人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最早批得最有水平的，是梁启超（1873―1929）。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从日本学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自我批判国民性的那套话语。这期间，他一直在思考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以及维新变法夭折的原因。

找来找去，发现问题出在国民性上。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清廷及文武百官不惜卑躬屈膝，卖国求安，而广大民众对时局的严峻则麻木冷漠，隔岸观火。如此情势，不亡反倒没天理了。

梁启超感叹道：“以今日中国如此之人心风俗，即使日日购船炮，日日筑铁路，日日开矿务，日日习洋操，亦不过披绮绣于粪墙，镂龙虫于朽木，非直无成，丑又甚矣。”

也就是说，不改造国民性，光引进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制度，通通没用。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国民品格中存在许多缺陷，但林林总总，最根本的一点是奴隶性。“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奴隶性具体有哪些表现？

梁启超做过形象的描述：

奴隶云者，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侍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无敢不死。

这就是失去自我意识和群体观念的奴才。

一个社会有一帮奴才，腐朽之气已经四处可闻。但梁启超更“残忍”地指出，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都普遍存在奴隶性，这是一种浸入国民灵魂深处的亡国根性。不仅乡曲小民对于文武百官自居于奴隶，而且小官吏对大官吏、下级对于上级，无一不自视为奴隶。“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于奴隶者。”

更可怕的是，奴性越强的人，混得越好，地位越高。

久而久之，奴性变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处世哲学，通往成功的必修之路。人们不仅自居奴隶，见到不做奴隶的人，还要对其进行群嘲与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