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1)

作者: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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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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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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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9220字

安庆既克,曾国藩才开始认真考虑援浙及规复苏常两大任务。他一向的宗旨是:“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援浙之任,决定交给左宗棠。知人之明,莫如曾国藩,他深知左宗棠的才具,足当方面,但亦深知他的性情好大喜功,不受羁勒,最好是给他一个不受各方牵制,可以放手去干的局面,则以浙江的情况来说,他人视作棘手者,却正好发挥左宗棠的长处。


规复苏常之任,曾国藩觉得一时难有适当的人选,因为这个任务与援浙不同:


第一、浙江已成糜烂之势,人人皆知事不可为,所以随左宗棠怎么去搞,都不要紧,大不了沦陷了再想办法去克复。而援苏常则必先保上海,托付不当,上海一失,则东南饷源,十失七八,关系太重,不能不格外审慎。


第二、浙江方面,望援军如大旱之望云霓,王有龄已经奏保左宗棠,并已表示愿交出浙江军务指挥的全权,所以左宗棠一到,王有龄必会拱手让贤,俯首听命。而上海则不同,情况相当复杂,何桂清虽已革职,潜势力犹在,薛焕驻上海当然要执行江苏巡抚的职权,而苏松太道吴煦,则成了“地头蛇”,把持利薮,毫不放松。事权纷歧再加上洋务烦剧,即有精兵良将,能不能指挥如意,实成疑问。


其时恰好江苏乞援的专使来了,而且来了不止一个,苏松太的士绅十几名,学申包胥哭秦庭,非哭得曾国藩发兵不肯走。


这十几名江苏的绅士,为头的叫钱鼎铭,字调甫,江苏太仓人,他的父亲钱宝琛,做过湖北巡抚。洪杨事起,奉旨在原籍办理团练,钱鼎铭跟着老父在一起办事,便耽误了功名,从道光二十六年中了举人以后,一直未能北上会试。


咸丰三年,小刀会刘丽川起事,攻占上海,青浦的帮会头脑周立春起而响应,一时声势浩大,连陷名城。钱鼎铭便招募团勇,配合官军作战,咸丰五年收复上海,平定小刀会,论功行赏,授职江苏海州所属的赣榆县训导。以钱鼎铭的才气,如何肯屈就一县学官?为了急于用世,走了捐班的路,在户部当主事。不久,因为丁忧回籍,三年守制家居之时,江南局势已经大坏,大营再陷,和春、张国梁殉难,太平军席卷吴中,江苏巡抚退保上海,苏松太一带的绅士,亦纷纷避难,托庇于“夷场”。


但“夷场”不是久居之地,沦陷的家乡,更渴望光复。眼看江苏之后,浙江又几乎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如果杭州沦陷,浙江的战事告一段落,李秀成倾江浙两省的物力财力以围困上海,则一隅之地,必难固守。而上海一失,足以养兵数万的关税、厘金为太平军所得,一出一人,关系极大,那时要想回家就很难了。


于是聚集在上海的江苏士绅,由团练大臣庞钟璐召集会议,筹谋自保之策。江苏的大员固然都集中在上海,但自何桂清失苏常,他手下的那班人,如现任江苏巡抚薛焕、苏松太道署理藩司吴煦,在江苏士绅看来,都是不足恃的人,可恃的只有新克安庆的曾氏弟兄。


因此,早在拟议中的,向曾国藩乞援计划,很快地成熟了。这个计划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由庞钟璐出奏,请派曾国藩分兵急取苏常,同时由江苏在朝的大老,如庞钟璐的同乡前辈、翁同壧的父亲,大学士翁心存等人,策动朝议,责成曾国藩出兵,一面派专人赴安庆大营乞援。


但是道路艰阻,由上海西上,通过太平军的重重关卡,到达安庆,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路吃辛苦,弄得不好,性命都会丢掉。如果出重赏招募一名勇士,间关投书,又怕不够郑重,曾国藩置之不理。就这为难的当儿,钱鼎铭慨然请行,有人领头。事情便好办了,一下子有十几个自告奋勇。


他们走的是水路,坐了英国轮船,平平安安到了安庆。一上岸就到大营谒见曾国藩,呈上庞钟璐的亲笔信,说是“上海饷源重地,请以精兵万人,一勇将统之,倍道而来,可当十万之用”。


“话是不错。无奈无人可派。‘精兵万人’,谈何容易?”


听得曾国藩这样表示,钱鼎铭悲从心来,放声大哭。他一哭,同来的人也哭,而且环跪满前,倒像大丧举哀似地,哭得满营皆惊。


“请起来,请起来,有话平心静气地谈!”


尽管曾国藩一再这样表示,而且命戈什哈上前搀扶,无奈江苏的士绅,情词急迫,竟似耍赖似地,非曾国藩点头答应,不肯起身。


曾国藩可真有些急了,“诸公好不晓事!”他说,“就算现在有兵有将,请问,如何才到得了上海?这不是你们一哭,我说一句话,便可成功的事。快请起来,从长计议。”


话责备得对,而且口气也松动了,环跪在地的士绅才遵命站起。曾国藩便吩咐请一位他的幕友,也是他的门生来。


这人就是李鸿章——为了参劾李元度,李鸿章跟他的老师闹得不欢而散,到江西闲住了一年,依然故我,回想在祁门大营那一场争执,觉得自己也未免太鲁莽了些,一则,到底是老师;二则,李元度也实在辜负曾国藩的期望,只看他募勇援浙,沿途诳报胜仗,而到了浙江,食人之禄而不忠人之事,寄身于敌人尾闾之间,真有点近乎无耻了。


这样转着念头,便一直想回到曾国藩大营,只是苦无机缘,直到安庆克复,李鸿章才写了封信去道贺,虽未提到想重投师门,但言外之意,以曾国藩的肯虚心体察人情世故,自然能够默喻。


曾国藩对这位门生的期望甚高。但李鸿章的年纪还轻,尚欠沉着,料事太易,求功太切,而且喜欢“打痞子腔”作英雄欺人之谈,在曾国藩看来,驳杂不纯,因而要下一番陶冶之功,挫他的虚骄之气。在营里,李鸿章喜欢睡懒觉,而曾国藩一定要等幕友到齐,才开早饭,逼得李鸿章不能不一早起身,诸如此类的“细故”,使得李鸿章对老师大为不满,因而才有为李元度相争,绝裾而去的结果。曾国藩当然了解他这个门生的心事,如今肯回头相就,足见得他自己下过一番省察克己的功夫,非昔日可比,所以立即覆了一封信,说是“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同时关照粮台汇了旅费到江西。于是李鸿章欣然到了安庆大营。


曾国藩会“看相”,看的不是那一年走鼻运,会发大财之类,而是看此人的气色与气度。一度不见,发觉李鸿章神情肃穆,劲气内敛,大为安慰,留他在左右参赞军务,大致布陈方略,有关安危大计的奏疏,都由李鸿章拟稿。这时江苏士绅,哭求援师,该当如何处置,曾国藩也要找他来商议。


“是。”李鸿章听老师道明究竟,便即答道:“容门生与江苏诸公细谈,再来回报。”


“好,好。你们先细谈了再说。”


于是钱鼎铭便在李鸿章那里谈了一夜,盛道上海因战火而带来的畸形繁荣,五方辐凑,商贾云集,巨室播迁,多挟重金住在夷场上,上海若为太平军所得,曾国藩沿长江逐步肃清,进围金陵的计划,便很难收功了。


这番话使得李鸿章大为动心,英雄要有用武之地,但求一所谓“善地”甚难——办太平军咸丰初年以前的军务,完全不同。那时国家有大征伐,命将出师,仪式隆重,至于“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更不用专阃之将费心,朝廷会拨国帑,指派大臣,经纪其事。作统帅的只要知人善任,必奏全功。如今办太平军,朝廷不责以时效,不遥为控制,进兵快慢,固可收发由心,就是丧师失地,只要是非战之罪,亦可邀得宽典。这样的情形,比雍正、乾隆年间的大将,固然好当得多,但练兵、筹饷要靠自己,却又比那时候的大将苦恼得多。


兵饷两项,又以饷为根本中的根本。有饷无兵,像浙江这几年的局面,是自贻伊戚,主事者的失算,但如有兵无饷,则孙吴复生,亦未见得能练成一支劲旅。现在上海有这样丰厚的饷源,那就是一等一的善地,大有可为了。


但饷源虽厚,如果不能归自己掌握,依然无济于事。因而李鸿章接下来便想到上海的事权,以此向钱鼎铭询问。


“江苏现在吃亏的,就是云集上海的大员太多,事权不一。


照规矩说,该归薛中丞控驭一切,而其实上厄下制,少所作为。”


“上厄?”李鸿章诧异地问,“莫非何根云还以江督自居?”


“虽不以江督自居,却以苏浙两省的太上巡抚——”


据钱鼎铭说,薛焕与王有龄感念何桂清提携之恩,庇护甚力,尤其是薛焕,近在咫尺,事事承命。他一再为何桂清请命,先跟王有龄合疏奏请“弃瑕录用,俾奋后效”。朝命不许,从而单独上奏,说嘉兴方面的官军将士,请何桂清去督剿,等克复苏州,再进京伏罪,朝命又不许。但何桂清始终还在上海,薛焕仅是为何桂清能不被捕,便已费尽心血,对公事上,自然就顾不到了。


“那么,”李鸿章又问:“受制于下,又作何解?”


这是指苏松太道署理江苏藩司的吴煦:他是上海的地方官,而且兼管海关,饷源都握在他手中。吴煦其人,自然是精明的一路,但对军务一窍不通,他的唯一办法是用重金、募洋将,自从用美国人华尔收复松江,益发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是至理名言。可是大把银子散漫地花,反而养成了那班在本国立不住脚,到上海来找机会的“洋打手”的骄气,出兵以前,先索重赏;临阵之际,坐观成败;如果打了个胜仗,回来又索重赏。薛焕也觉得这样搞法,不是回事,无奈吴煦已成了地头蛇,而且他自己跟洋人打不来交道,只好听任吴煦去胡搞。


“薛中丞也招过好几次兵,前后不下三四万人,无奈成军不能出队,一出队就打败仗。”钱鼎铭紧接着又说:“天下皆知善战者湘勇,所以薛中丞已派了人,携带重金到湖南招兵去了。既然如此,则善用湘勇,莫于湘人,吴人望涤帅如泰山北斗,既在治下,则不求涤帅又求那一位?”


“我老师新奉节制五省军务的诏令,责任不轻。统筹全局,分其缓急,这也是他老人家身负艰巨,不能不持重之处。再说治军贵得人和,上海似乎另成一个局面,事权不专,办事也棘手,到那时辜负吴中父老的期望,心何能安?”


“若说事权,既有节制五省军务的诏旨,在上海的薛中丞、吴观察,岂敢不听涤帅的指挥。在地方上,请转陈涤帅,我敢以身家性命担保,一定唯命是从。”


听得这一说,李鸿章更觉事有可为。将彼此的谈话回想了一遍,认为薛焕到湖南招兵的情形,大可注意,因而在这方面问得特别详细。


“听说薛中丞叮嘱招募委员,到湖南募勇,一定要挑那经过训练,历过战阵的老兵,庶几乎一经招募足额,便可成队,一经成队,便可出仗,一经出仗,便可成功。”


李鸿章听罢哈哈大笑,倒弄得钱鼎铭愕然不知所措,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话?


“调甫兄,你也在珂乡带过勇,打过仗,倒想想看,世界上有那样的事吗?照薛中丞的如意算盘,银子花出去就可以打胜仗,那何不打银子?兵勇枪炮都不用,只拿大把银子撒出去,长毛就会望风披靡!天下岂有斯理?”


“是呀。”钱鼎铭说:“我们也觉得薛中丞求功太切,反倒不可倚靠。”


“倒也不是求功太切的毛病——”李鸿章把下面的话咽住了,薛焕的如意算盘,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他还不肯教给钱鼎铭学个乖。


听完李鸿章的报告,曾国藩也觉得薛焕派委员到湖南募勇的办法,天真得可笑。“经过训练、历过战阵的老兵”,如果是能打仗的,何不在外头打仗立功,跑回家乡去干什么?薛焕所说的那些“老兵”,其实是湘军各营的溃勇,或者被裁汰资遣回籍的“兵油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照曾国藩以威继光遗规订立的招募条件,是决不能合格的,李鸿章也服膺这些道理,所以一听钱鼎铭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


“老师,”当笑话谈完了这件事,李鸿章正色说道:“薛中丞散漫花钱,一定会把湖南的风气搞坏,未曾入营,先多方需索,以后我们去募勇就难了。只怕九叔回湘招军,也受他的影响。”“九叔”是指曾国荃,其实国荃的年纪比李鸿章还轻,不过照世交规矩,不能不这样尊称。


“那倒还不至于。”曾国藩徐徐说道,“其实淳朴农夫,何地无之?少荃,你也不妨回你家乡去招募一支勇看。”


李鸿章异常机警,听出曾国藩无意中透露,有让他带兵的打算,他所求的就是这个机会,但不出则已,一出也得像左宗棠那样,担当方面,才能舒展怀抱,所以这时出以沉着,淡淡答道:“那是以后的事,眼前援沪一节,总要老师先定下主张,才好措手。”


“饷源是要紧的。”曾国藩徐徐答道:“胡润芝当年在武昌,月筹40万,供馈长江上下游,如果不是他,何有今日?”


“就是这话啰!”李鸿章赶紧接口:“上海一地,每月所收关税厘金,可用来作军饷的,总有六七十万。比胡润帅当年的收入还多。而且一出一入,所关更巨。”


曾国藩点点头:“我也知道。上海是要想法子守住的。我想写信找沅甫来商量,看他所募的六千人,能不能先用在上海?”


李鸿章心想,曾国荃一心想收复金陵的大功,不见得肯到上海。但这话自己不便说,说了倒像自己想讨这个差使似地。老师的意向不明,躁进怕为他看不起,不如不说。


不说却又不可,缓不济急的话,应该可以说的。于是他这样答道:“老师,苏绅望安庆,如大旱之盼云霓。而且长毛‘二李’,裹胁几十万人在浙西,一旦猛扑上海,后果不堪设想。老师若是定了宗旨,请九叔带队赴援,那也就不必再商量了。迳自写信给九叔吧!”


“沅甫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凡事要出于他的自愿,才能坚忍不拔。强使行之,并非善策。”曾国藩想了一下又说:“世事千头万绪,还得要从长计议。眼前先不谈可行的,要先谈不可行的。少荃,我倒请教,现在有一大支兵将在这里,千里迢迢,重重阻隔,怎么到得了上海?是不是一路打过去?要打,当然先打金陵;若非如此,用哪条间道?这些疑问,如果瞠然不知所答,那就无从谈起了。”


一句话将李鸿章问得哑口无言,不过他的心思极快,心里在想:“既然钱鼎铭能来,我又为什么不能去?”这样自问着,突生灵感,脱口便喊了声:“老师!”


喊了这一声,却又不响了,只怔怔地看着老师,眼中流露出喜悦而迷惘的光芒,曾国藩一看就明白,从容问道:“少荃,你有什么好主意?”


“门生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我看,此事非借重洋人不可。”


“你是说,照他们在上海的办法,也是募洋将洋兵,替我们来打仗?”


“不是。不是募洋将洋兵,是以重金募洋商。”李鸿章放低了声音说:“门生打算雇几条洋商的大火轮,载运兵勇,鼓掉东驶,一路冲过去。老师看行不行?”


曾国藩闭目不语,眼中浮起一幅景象——这幅景象出现在这年初夏,胡林翼应邀到东流商议进兵方略,曾国藩邀他登上安庆城外的龙山,视察形势。骨瘦如柴的胡林翼,立马遥望,意气甚豪,指着安庆城内的太平军,说他们已为釜底游魂,指日可以平服。一句话未完,颜色大变,口吐鲜血。


这是因为胡林翼突受刺激,刺激来自两条西洋的轮船,逆水直上,迅如奔马,洋人有此利器,不能不忧。胡林翼本来就有肺疾,从此病势日重,半年功夫,竟至不起。临终前几个月,有人跟他谈起洋务,他总是闭目摇手,神态忧郁地说:“不谈,不谈。这不是我们所能谈得出结果来的。”


曾国藩在这方面,跟胡林翼约略同感。这时李鸿章提到“洋商的大火轮”,自然而然地忆及往事,既忧国势,又悼良友,所以闭目不语,神色不怡。


李鸿章不免诧异,“老师,”他问,“忧虑的是什么?”


“当年——”他将当年荩臣忧国的因由,说了给李鸿章。


“胡润帅原是深谋远虑的人。不过洋务连谈都不愿谈,也未免过分。”李鸿章停了一下说,“照门生看,师夷以制夷,倒是可行之道。”


“那是以后的事,眼前还谈不到。”曾国藩将话题拉了回来:“安庆被围的那时候,城内的长毛,就靠洋商的轮船接济,官军拿他们没有办法。轮船外包铁甲,其行如风,用洋枪打是不中用的,不过,拿大炮轰呢?僧王守大沽口,恃有炮台,英法军舰不敢贸然内犯,看起来,轮船不能不怕大炮。这一层,你要仔细思量。”


“门生想过了。运兵的消息,当然要严防外泄。雇船的时候,不必先跟洋商说破,到时候兵上了船,不怕洋人不就节。”


曾国藩沉吟久之,方始开口:“这样做法,迹近挟制,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而且也怕洋人不服,反倒会泄消息。照我看,这件事做倒可以做得,总须先求稳当。第一先要仔细探查,此去有哪几处会受长毛的炮轰,可有闪避之道?第二、要跟洋商说得明明白白。水脚贵一点倒不要紧,必得听我们指挥,要走要停,白天走,还是夜里走,不能随人摆布。”


“老师顾虑得是,我就照老师的话,跟钱调甫他们去说。”


“不忙,不忙!”曾国藩摇其头,“还有最要紧的一件事,尚无眉目。少荃,我这里怕抽不出多少人,沅甫虽有六千人,是不是肯担当此任,尚未可知。再说,进围金陵,亦不可缓。你能不能自己练一支兵?”


练兵先要招兵,这不是三两个月可了的事,李鸿章有些为难,回乡招募,练成一支可以与湘军并驾齐驱的劲旅,固是极好之事,就怕远水救不得近火,等练成了,上海已经失守,变成无用武之地,岂非白耗心血。


曾国藩见他沉吟不语,便猜到了他的心事,“少荃,”他提醒他说,“兵总是要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才会得力。鲍春霆会打仗,不会练兵,他的队伍,纪律太差,只能攻,不能守,一屯下来,百姓就要遭殃。这是鲍春霆吃亏的地方,你当引以为鉴。至于军队练好了,不愁没有用处,你不必三心两意,只从根本上去着力,决不会错。”


李鸿章矍然而起,毅然表示:“我遵老师的训诲。”


从曾国藩那里退了出来,李鸿章先不跟钱鼎铭见面,得要找一个人去好好商量,这个人就是安庆克复之前,向曾氏弟兄投诚的长毛程学启。


程学启是安徽桐城人,字方忠。年纪虽轻,在地方上的声名甚盛,他没有读多少书,但行事有游侠之风,喜用奇计,更善结纳。陈玉成在皖北,深慕其人,百计招致,程学启不肯投伪。因为得不到,便愈觉得珍贵可爱,最后陈玉成出了下策,将程学启的父母掳了去当人质,这才逼得他出面,受任了太平天国的官职,领兵扼守安庆城外,与城内的太平军互为支援。


但是,程学启内心是不满太平军的,尤其是用这样的方式将他逼得落了水,更觉于心不甘。不过他为人极深沉,表面丝毫不露痕迹,在安庆的太平军以及陈玉成亦都对他深信不疑。谁知就在攻防战最激烈的紧要关头,他拉着队伍反正了。


反正以后,并未获得重用,曾国荃只相信子弟兵,曾国藩则出以持重,不敢过分信任,所以仅拨了一千兵给他,担任不关紧要之处的外围警戒。但李鸿章因为同乡的关系,跟程学启颇为接近,每次相见,一谈就是半天,深知此人才气纵横,有担当、有决断,是绝好将材。这时受了曾国藩的鼓励,预备回家乡招募人马,自然第一个就想到这位同乡。


“方忠兄,”李鸿章喜孜孜地用合肥土话说,“现在有个好机会,贼娘的,好好搞一下!”


程学启亦愿一抒抱负,于是倾心筹划、谈了整整一夜、拟出来一个计划,除了他跟程学启所部以外,另外在安徽募新兵五千五百人,日夜操练,士气如虹。运兵到上海的办法,亦由钱鼎铭托人跟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接头,可以包运。不过,这也不是说办就办的事,太古方面要好好筹划,李鸿章那里,更要多方部署。因此,江苏士绅、还得要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