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1)

作者: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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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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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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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28196字

何桂清由于在江苏学政任内,喜欢谈兵,屡次上奏,论列军务,为文宗所欣赏,因此,在咸丰四年四月,调补仓场侍郎,到秋天灌米海运毕事,继黄宗汉而为浙江巡抚。此中当然有“巧妙”,大致内有他的同年军机大臣彭蕴章的援引,外有也是他的同年的黄宗汉的支持,但穿针引线王有龄功不可没,当然也有朱大器的谋划在内。


何桂清抚浙,王有龄自然更得意,咸丰五年调补首府杭州府知府,不久又兼署督粮道。同一年,赏戴花翎,并奉旨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这称为“内记名”,越过吏部这一关,是补缺最优先的“班次”。


咸丰六年,王有龄又奉委兼署盐运使,护理按察使,集粮政、盐务、司法于一身,为浙江第一能员,也是浙江第一红员。因此遭人之忌,有个通判叫徐徵,告了一状,告何桂清奖荐不公,奉旨明白回奏。何桂清“年少气盛”,覆奏的语气,不免亢激,因而下诏责,何桂清便只好称病辞官,已经打点行李回乡了,而忽有意外的转变,奉旨以二品顶戴署理两江总督。


据说转变的经过是如此,两江总督怡良,因病免职,文宗召见军机,商量继任人选,他说:“两江总督一缺,以筹饷为命。派谁去好?”


“以何桂清为宜。”彭蕴章毫不迟疑地答奏:“何桂清在浙抚任内,筹给防守徽州兵勇数万人的饷,应付裕如。”


徽州原属两江该管,与浙江无干,但地势上却是密切相连的,因此徽州的防务划归浙江。这是加重了浙江的负担,而何桂清毅然挑起这副担子——文宗最恨封疆大吏,自划界限,不但各人自扫门前雪,如秦人之视越,甚至将雪扫到他人门前,推出了事,所以此时想到何桂清的好处,也是毫不犹疑地接纳了彭蕴章的建议。


这一来,王有龄的行踪也改变了。当何桂清辞官之前,先替王有龄作了安排,利用“内记名”的方便,外放为云南粮储道——何桂清回云南,王有龄改官云南,依然可以朝夕过从。


这虽是出于感情深厚的安排,却到底是不得已之举,既然何桂清有此意外的恩典,王有龄当然要留在江南做官。于是拜托新任浙江巡抚曾国藩的同年晏瑞书出面上摺说,浙江办理防剿,与安徽接壤的宁国府正在吃紧之际,请求派王有龄帮办浙江军务,等到各路军情稍松,再行驰赴新任。这有个名堂,叫做“奏留”,凡遇到军务、河工等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件,都可以“奏留”得力人员,通常也都可以邀准的。


王有龄留在浙江,是为了改官两江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在宁国府克复后,由何桂清与江苏巡抚赵德辙会衔出奏,说王有龄在浙江筹饷如何精敏,现在江苏的税捐,非他来清查整顿不可。这也有个名堂,叫做“奏调”,向例封疆大吏除了翰林以外,外官道员以下,京官司员以下,都可以奏调。而且文宗派何桂清继任江督,本就是为了筹饷,所以奏调王有龄的摺子,自是“准如所请”。


王有龄到了两江,先在上海整顿海关,关务把持在书办手里,黑幕重重,经过王有龄的清查整顿,公库增收了两百多万银子。由于这一劳绩,何桂清保他升官江苏按察使,不久又署理布政使,就是藩司,掌管一省的财政与人事。


江苏的地方官最多,两江总督驻江宁,江苏巡抚驻苏州,藩司亦有两员,称为江宁布政使与江苏布政使,前者管江宁、淮安、扬州、徐州四府,及通州、海州两直隶州,后者管东南膏腴之地的苏、松、常、镇、太五府州。照系统上说,江苏藩司的直属长官是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隔了一层,是管不到的,而此时的情形不同。


其时因为江宁失守,两江总督驻常州,常州既为江苏藩司所管,所以王有龄便事事请命于何桂清,赵德辙根本不在他眼中,每次“上院”,仰面朝天,滔滔不绝地讲他办了些什么事,办得对不对,巡抚是不是同意?他都不问。赵德辙受不了这股气,又拿他没奈何,只好告病辞官。


接赵德辙遗缺的是徐有壬,由湖南藩司升任,未到江苏以前,就听说王有龄跋扈专横,决心要杀杀他的威风。


第一天到任,会过学政,便是接见藩司,王有龄习性不改,上院带两个极漂亮的小跟班,每人手里一支云白铜的水烟袋,站在他左右,轮流替他装烟。


“慢慢!”徐有壬挥手阻止小跟班送烟,“老兄官做到藩司,还不晓得官场的通例吗?”


王有龄愕然,只好请问:“请大人指点。”


“向例:藩司谒见巡抚,只许吸旱烟,不许吸水烟。老兄虽然才略无双,不过做此官,行此礼,定例不可违背。”接着用很威严的声音对那两个小跟班说;“你们下去!”


王有龄的气焰一挫,对徐有壬的礼貌不同了,但办到公事,因为有何桂清撑腰,擅专如故。


其时金陵被围,已经一年有余,存粮将绝,人心惶惶,而太平天国内部,大闹夺权的内讧,杨秀清与韦昌辉的冲突以后,石达开独树一帜,远走西南,太平天国只能托命于两个人,一个是陈玉成,一个是被公认为太平天国第一人物的李秀成。


为了号召“勤王”,洪秀全接受李秀成的建议,封陈玉成为“英王”,赐“八方金印,便宜行事”。但陈玉成作战慓悍绝伦,而威信不孚,所以太平天国各路将帅,不遵他的调遣。


同时,由于清军利用降将,想通款曲于李秀成,因而反促成李秀成的被重用,洪秀全“进封秀成忠王、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赐尚方剑,八方金印,便宜行事,自主将以下,先斩后奏”。时为咸丰八年十二月,正是徐有壬刚到任的时候。


咸丰九年二月,李秀成大会诸将于安徽枞阳,此会有一极重要的战略宣布,李秀成说:“官军精锐,聚集金陵,而饷源在苏州与杭州。如今金陵城外的长壕,已经构筑完成,‘江南大营’的张国梁又是有名的勇将,所以要解金陵之围,不论内外如何硬攻,都难得手。我现在决定,以轻兵间道,奇袭杭州,杭州告急,苏州亦必震动,官军怕我们绝他的饷源、粮道,一定分兵相救,然后我们诸路合围,直捣江南大营,大营一破,不但金陵围解,苏杭亦皆为我所有。”


战略虽已决定,却一时难以实现,因为金陵外围,官军云集,每一路都逼得很紧,使得李秀成无法脱身。


一直到了咸丰十年李秀成方能出金陵,三天以后,张国梁率领水陆诸军,攻克浦口九洑洲,约期攻上关、下关,以为金陵指日可破。而何桂清则以九洑洲之战,筹饷有功,加官衔“太子少保”,与胡林翼齐名,并称长江上下游、胡何两宫保——此为何桂清一生事业顶点,过此就走了下坡,而且一落千丈,垮得极快。


当官军将帅士兵,无不得意洋洋,踌躇满志的当儿,李秀成亲领精骑一千余人,由皖南鸠江越清弋江,出宁国后路,解围以后,疾趋广德,扑入浙江泗安——泗安守兵十五营大溃,总兵李定泰逃之夭夭。于是李秀成分兵两路,一路由他族中弟兄李世贤率领,攻击湖州;一路由他亲自指挥,自安吉、武康进犯杭州。


这一支奇兵,震动了两江,也震动了朝廷。朝旨命接替向荣的钦差大臣,也就是负江南大营全责的和春,兼督浙江军务,分兵赴援。


江南大营的战将分两个系统,向荣的旧部,多为他的同乡四川人;同样地,张国梁的部下,多为他的同乡广东人。当时大家希望张国梁能亲自出马,赴援浙江,但围攻金陵,正当功在垂成之际,不仅阵前易将,为兵家大忌,而张国梁亦不愿将可到手的功劳,拱手让人,因而只有派蜀将援浙,此人叫张玉良,重庆人,其时的官职是肃州镇总兵,受命统率援浙诸军。


由张玉良担任浙江方面的主将,是何桂清与和春会商后所作的决定,同时何桂清又在奏报援浙经过,顺手放了浙江巡抚罗遵殿一枝冷箭,说他“主守不主战,守近不守远”。所谓“守近不守远”,是指罗遵殿将守湖州一路的重兵,移防省城,湖州亏得有赵景贤的团练,不然危乎殆哉!当然“守近不守远”确是措置乖方的事实,但何桂清放那枝冷箭,却是别有用心,目的在为王有龄开路。


张玉良援浙,路过苏州,王有龄留他住了两天,为他讲解杭州附近的形势,而就在这“面授机宜”之际,李秀成的军队,已经直薄杭州,罗遵殿和驻防将军瑞昌、副都统来存,昼夜防守,相持了10天,李秀成在清波门掘了一条地道,用火药轰开二十余丈,蜂涌而进。瑞昌退保子城——或称满城,在湖边上,是驻防旗人的营区,苦苦守了6天,张玉良的八千援军到了。


李秀成的目的,就是要引诱江南大营分兵援浙,好减轻金陵被围的压力,一看张玉良的兵到,立即展开撤退的计划,先设疑兵,在城上遍插簇新的旗帜,表示他亦有援军新到。张玉良见此情形,未免胆怯,将八千援军,安顿在距杭州40里的塘楼,同时派人混入杭州,与瑞昌取得联络,预备内外夹击。


可惜,他们的行动慢了一步,李秀成使了一条奇计,找了许多瞎子来当更夫,一面偃旗息鼓,全师而退,走天目山,经孝丰,一日一夜行军300里,回到广德。


瞎子茫然,五更三点,照打不误。李秀成走了3天,瑞昌才发现杭州是座空城,于是张玉良率亲兵600人,直捣空城,一路往广德追了去,李秀成早已算到,将从杭州藩库、盐库、关库中得来的数十万两银子,沿路散布,张玉良的兵捡银子要紧,顾不得追敌,李秀成得以安然脱身。


杭州城破之日,罗遵殿仰药殉节,等到“克复”,则是瑞昌和张玉良的“奇功”,御赐黄马褂,封骑都尉的世职,张玉良还升了官,擢为广西提督。此外何桂清又上奏,说张玉良援浙、受王有龄的密计,所以收功如是之速。于是王有龄顺理成章地升任了浙江巡抚,而罗遵殿则有人弹劾他不能御贼,以致追夺恤典。


这时的李秀成,已聚集50万人,会议解金陵之围,当时的部署是如此:杨辅清进溧水、雨花台;李世贤进溧阳、攻句容;刘官芳进秣陵关、逼七甕桥;黄文金进高桥门。


首先收功的李世贤,攻占句容,疾趋淳化,张国梁大败,退入大营。其时何桂清与和春已发觉中计,飞调张玉良回师,却已来不及了。


当时对洪杨的征剿,责任区分,大致如此:金陵城外由钦差大臣主持、成立江南大营;后路苏、常一带,则由两江总督与江苏巡抚防守。在军事指挥系统上,有时不免紊乱,江南大营之毁于一旦及苏、常之失手,此为主因。


江南大营由向荣所创立,他是四川大宁人,寄籍甘肃,由行伍出身,为道光朝名将杨遇春所识拔,当洪杨起事,他正当湖南提督,在宿将中名望最高,所以文宗特地调他为广西提督,与满洲名将乌兰泰,为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左右手,以后赛尚阿失机获罪,洪杨大举东下,向荣受命钦差大臣,沿江穷追直到金陵,屯兵孝陵卫,继而进屯紫金山,所率一万七千余人,结营十八座,这就是江南大营的创始。


向荣手下的第一大将就是张国梁。他是广东高要人,本名嘉祥,号殿臣,“大天二”出身,但不妄杀,是“盗亦有道”之流。以后为广东臬司劳崇光所招降,改名国梁,剿匪得力,积功升到守备,咸丰元年,改隶向荣部下,一路打到南京,勇猛绝伦,深为向荣所赏识。


咸丰六年七月,向荣病殁军中,由和春继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以张国梁帮办军务,升官湖南提督,所以称为“副帅”。文宗颇有知人之明,曾有好几次优诏,奖许张国梁忠勇,有一次,张国梁因作战炮伤中指,文宗特颁御用伤药,并且亲笔硃谕:“勇猛中宜加慎重”。尚方珍玩,不断赏赐以外,又命图形进览,所以张国梁感恩图报,奋不顾身。当向荣病殁后,金坛被围,而和春还未接任,就由于张国梁的招集流亡,激以忠义,解金坛之围,进克句容,使得江南大营的声势,复又大振。


可惜,文宗虽能赏识张国梁,而其时用兵命将,还不脱成见,以为膺专阃之寄者,非旗人不可,所以用了和春,如果当时以张国梁接替向荣,则局面又自不同。和春比赛尚阿、琦善虽要高明些,却仍不脱旗人蔑视汉人的积习,以及好逸恶劳,喜欢奉承等等“旗下大爷”的习气,因而江南大营的士气,大不如前。


士气之坏,坏在和春所用的一个翼长王浚,翼长有二,顾名思义,可知如鸟之双翼,为钦差大臣的左右手。王浚以受和春的宠信,把持军政,克扣粮饷,因而部下无不怀恨,除了张国梁直属的部队以外,其他各军,纪律废驰,普遍传播着这样一个说法:敌人如果来攻,我们坚守不出,看大帅跟翼长如何退敌?


军心如此,偏偏又有一道打击士气的命令发布:45天发一个月饷。也就是说:一个半月当一个月。本来江南大营的饷,由两江总督专责筹措,每个月约须50万两银子,由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太仓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等地方筹措,按期供应,毫不缺乏。


这稳定的收支情况,渐有无法保持之势,因为在金陵城外筑长壕,添募兵夫,粮饷增加,又因为援各处,开拔要一笔“开费”,亦是很重的负担。支出如此,收入却以浙江防务吃紧,自顾不暇,“协饷”不能如数解足,“粮台”每月亏短二三十万两银子,所以何桂清与王有龄仔细商量,不得已采取减饷的办法。


其时顿兵日久,纪律松驰,营盘里游娼出入,酒色皆备,照数发饷,尚感不足,何况减饷?而和春又听信了王浚的话,以“不破城、不发饷”为激励之计,这一下越发动摇军心。张国梁一看情势不稳,有哗变之虞,痛哭流涕地要求和春发饷,而和春一口拒绝,说是后路粮台的饷银未到。其实,王浚手里存着30万的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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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在广德建平所定的作战计划是:分五路回救“天京”,他自己担当左翼,在李世贤于闰三月初三,攻占句容时,他亦从句容以南的赤山湖,赶来会师。其时张玉良一军,已从浙江沿太湖西岸赶来,经过常州,为何桂清留住助守,因此,江南大营仍旧是空虚的。


在静止了4天以后,大战在闰三月初七爆发,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合力往西进攻,大败张国梁于马鞍山,同时陈玉成,从全椒撤围,自东西梁山间渡过长江,经当涂往东,与二李会师。至此西楚霸王起兵自刎之地的乌江,东至道教胜地的茅山,都在太平军掌握之中,对江南大营,形成了反包围,但是何桂清在常州则有重兵两万余人,为太平军所隔断,无法为江南大营所用,同时,何桂清亦不愿意为江南大营所用。


在常州的两万余人是这样集中的,当金坛被围时,和春先后调守防扬州的总兵马德昭,及援浙的参将罗希贤,各领三千人赴援,走到中途,何桂清下令马、罗两人,改援常州,而以由浙江赶回来的副将周天孚,以及战斗力不甚坚强的新募潮州兵数千,换到金坛。其次是张玉良的全军,亦不下万人,为何桂清所留住,加上宜兴、广德及王有龄特从苏州调来的精兵一千人,将常州保护得十分周密。在江南大营后路未断时,和春想调张玉良,不许,想调马德昭,又不许。在这时,何桂清已经打定了主意,弃和春、张国梁于不顾,在常州拥众自卫,打算着和、张兵败以后,另起局面。其时常州附近,并无太平军的踪迹,因而他又飞章报捷,奏陈常州、镇江一带的军情,分常州、宜兴、镇江、丹阳、金坛五路部署,各路都请归张玉良节制,自愿力保苏、常辞气甚壮。


其实,这是色厉内荏。何桂清先以书生论兵,其后则全靠王有龄替他策划、替他担当。王有龄一到浙江,何桂清顿时六神无主,因此王有龄不得不每天给他写一封信,规划一切,由专差逐日递到常州,若有一天信不到,何桂清便忽忽如有所失。


王有龄真不负何桂清,看出他好大言而无用,是个经不起考验的人,在此一生祸福,千秋功罪所系的紧要关头,万万错不得一步,所以一再以极严重的语气,警告何桂清,千万离不得常州一步。他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艰难之秋,万目睽睽,瞻大帅为进退,一摇足则众心瓦解,事不可为矣!


何桂清起先亦未尝不想坚守,但兵败如山倒,觉悟到拥兵自卫,不援前线则等于自撤屏藩时,悔之已晚。


***


当闰三月初七,太平军发动总攻击时,五路十道,同时出兵,士气极旺,相反地,江南大营则流言四起,士无斗志,“开小差”的不计其数,所以太平军所踩的大部分是空营盘,当然,张国梁一军,不致如此。


其时天气极坏,雷电交作。凡是大会战,天时的影响极大,汉光武的昆阳之战,是个最明显的例子,特别是双方士气旺弱不同,坏天气对已坏的士气,必是更坏的打击。所以此际在江南大营中,便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支部队,和春那部分,逃的逃,躲的躲,不逃不躲的则天天到王浚的营帐去索饷,而张国梁的部下,则受了“副帅”的激励,忍饥受寒,坚守不退,搏战七昼夜之久,到了闰三月十六日,战况发生了剧变。


这一夜各营起火,情况不明,王浚部下首先逃散,接着是和春的部下各自为计,这一下牵动大局,和春、王浚所部,全军皆溃。最倒楣的是何桂清的同年,原任江苏巡抚许乃钊,本不知兵,而强赋以领兵之任,先以失机被革职,却又不放他回杭州原籍,赏给光禄寺卿的头衔,仍留江南大营帮办军务。和春与何桂清不和,与张国梁相左,都靠他从中调停,费尽口舌而不讨好,此时失陷军中,吃尽千辛万苦,才得回到镇江,狼狈不堪。


这一退,沿途抛弃的粮饷军械、锅碗帐篷,以及其他军需,不计其数。张国梁的部队,此时尚屹然未动,但一听大军溃散,自然动摇;张国梁顿足痛惜:“八年心血,毁于一旦!”


愤激伤痛之下,跟曾国藩靖港兵败一样,打算自裁,为部将苦劝而止。


于是,他第二天亲自殿后,撤退部属,太平军所惧的官军将领,没有几个,多隆阿、鲍超以外,张国梁的威名最著,所以还不敢相逼,容他安然退到镇江。


这时何桂清晓得糟糕了,和春是钦差大臣,论军事指挥权,在两江总督以上,九度行檄,乞取援军而何桂清置之不理,该负战败的全责。和春先因身在前线,拿他无可如何,现在退到后方,自然要跟他算这笔帐。如果据实严劾,何桂清百口莫辩。非革职严办不可。因而连夜致书慰劳,同时请和春移守丹阳。


和春自然万分愤怒,但一则自己也有听信王浚,扣饷不发,以致士兵哗变的罪过,再则此时卸甲丢盔,狼狈不堪,诸事要靠何桂清照应,所以只得暂且隐忍。


于是何桂清又上奏,划分防守责任,丹阳以上的军务,归和春、张国梁主持,常州军务,由他与张玉良负责,一等布置稍定,进据溧阳,其实是空话。张玉良的部队,由常州西南到西北,结营20座,围成一个弧形,都只是为了保护他个人的安全。


收拾残局是靠张国梁,招集溃勇得一万三千余人,自守丹阳,另外他的部将冯子材未败,以一万二千人扼守丹阳之西,正当第一线的镇江。安顿尚未完成,何桂清已来公事催了,他自己的部队,按兵不动,却催和春、张国梁,进援金坛。


***


其时太平天国,正在大开庆功宴,接着由李秀成主持会议,商定战略,先取苏杭上海,再购置轮船二十艘,水陆并进,西取湖北。这是闰三月二十一的事;四天以后,开始行动,由李秀成统率全军,方略如此:


一、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等,随同李秀成,攻取苏州。


二、皖南调来的部队回防。


三、英王陈玉成再攻扬州,目的牵制江北清军,不能南援苏常。


四、别遣一队赴皖北,支援捻军张洛行。


太平军“东征”的先锋,是陈玉成的部将刘玱琳,陈玉成因为要渡江攻扬州,所以亦在东征军中。刘玱琳受计,不攻正面镇江,由句容往西南,先取珥村,珥村在金坛之北、丹阳之南,相距各40里,是镇江与常州往来间道的中心,亦为北面丹阳、南面金坛、东面常州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夺取其地,可以进而截断常州与丹阳的通路,果然,何桂清闻警,派马德昭往西北方面的奔牛镇迎敌,而太平军则化装成清军,直趋西北的吕城——东吴大将吕蒙所筑的城,东距奔牛镇18里,隔绝了常州通丹阳的大道,至此,水陆两途都为太平军所冲断,丹阳孤立无援了。


就在这时候,前军有一批饷银解到,王浚依然如故,每名士兵仅发银2两,而且名之为“借给”,因而包括张国梁所部在内的全军大哗,各营普遍表示:“如果不发饷银,不换翼长王浚,决不接仗。”而和春执迷不悟,无所处置。


到了第二天,两军接战,刘玱琳的部队首先开火,不断一排枪、一排枪地放,清军真个“不接仗”,相持了一个多时辰,和春部下熊天喜的马步,在丹阳苏西南的白土镇溃败,熊天喜本人自杀。


这时候李秀成已亲将10万人,抵达丹阳,震于张国梁的威名,不敢造次,步步为营地向丹阳城下逼近。张国梁开丹阳南门迎敌,太平军望见“张”字帅旗,立即撤退,而张国梁实力不足,未敢穷追,此时他最主要的工作,便是收容散兵游勇,编组成军,好稳住阵脚。


收集溃散之卒,最要紧的是照料生活,可是这批饥卒疲兵,既无营帐可以容身,亦无铁锅可以造饭,至于其他军需,更不用谈起。部队成了这样子,不但不能拒敌,而且如置火药于热灶之上,是件极危险的事。


闰三月二十九,清军不战自溃,顿兵观望的太平军,向丹阳西门进击,其时一片混乱,但见张国梁率亲兵,往来驰骤,不断冲杀,却无法杀出重围,而太平军改扮清军,乘机混入溃卒中,反向张国梁袭击,以致浑身重伤,力竭时还手杀数敌,跃马入丹阳南门尹公桥下而死。


李秀成占领丹阳,第一件事就是找寻张国梁的尸首,以礼葬在尹公桥塔下。接着,送陈玉成渡江佯攻扬州,而仍派刘玱琳为先锋,直逼常州。


常州本地人,决意自保,溃兵过境时,老百姓在城上抛掷砖石,用意是迫他们不可溃退,但无效果。第二天,和春与许乃钊脱险到常州,连随从只得十二骑,王浚则死在乱军中了。


何桂清见此兵败如山倒的景象,吓得心胆俱裂,“力保常州”的壮语,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同时接替王有龄而总管粮台的卸任按察使查文经,迎合意旨,邀集同官,向“大帅”上一通“公禀”,请退保苏州。何桂清大喜,当即批示“照准”,即日拜折,说钦差大臣和春已到常州,军务仍归督办,他则移驻苏州,以便筹饷接济。


这一下招致了常州百姓大大的惊惧与不满。在先前,何桂清已密遣亲信,将他那“门稿”出身的老太爷与两个姨太太送到通州,却又贴出告示,派兵按户严查,不得迁移,以免影响民心士气。至此,狐狸尾巴完全露了出来,无锡、常州的民姓,一向对利害观念的感觉比较尖锐,所以有“无常一到,性命难逃”的谚语,何桂清玩弄常州人于股掌之上,自然难逃性命;四月初一那天,常州耆绅到总督行辕去“跪香”,留他勿走。


何桂清岂肯留在危城?一面派人敷衍,一面乔装改扮,溜出东门,正待上马时,遇见在城外巡逻的常州府知府平翰。


何桂清当他是来追自己回城,亲自拔出洋枪,威胁平翰,等他一走,何桂清率五百亲兵,绝尘而去,10里外运河边上,已有船在等着,下船直放苏州——他是第二个脱逃的大吏,第一个是查文经,前一天上公禀为何桂清开路,以此“功劳”,得用“护运饷银”为托词,奉总督批准,先期脱出。


何桂清到达苏州,碰了个大钉子,这是后话,先要叙常州的情形。


常州官场,从总督逃之夭夭,变成群龙无首,文武官员尽皆奔散。明、清两朝,地方官的威权特重,总督开府,出巡的派头,连王公都不能比,但有一条决不可移易的原则,就是“守土有责、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如今何桂清一走,弃地的责任,归他一肩承担,文武官员,乐得避危趋吉,王有龄告诫何桂清“不得离常州一步”,原因在此。


文武官员一逃,诸军皆溃,既烧且抢,无所不为,只有张玉良的部队未散,但军纪亦很坏。张玉良为防守计,下令坚壁清野,他的部下便借烧民房的机会大肆劫掠,丹阳的溃兵,如法炮制,三番抢劫,民无孑遗而常州毕竟未曾守住。


先是官军有一营通敌,迫使张玉良退往无锡高树,但城外的居民无屋可住,退入城内,城内存银74万两,柴米油盐及一切生活必需的杂货,存量相当充足,所以当地绅士中,以康熙名臣赵申乔的六世孙赵振祚为首,倡议举唯一不逃的官员,职居通判的旗人诺穆布为“城主”,自行守城。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自四月初二围攻常州府城,并致书招降,到了初六,张玉良留在城内的一小队,与太平军有了勾结,纵敌以绳梯登城,常州沦陷,太平军屠城,死的人不计其数。


常州城破之日,逃到无锡浒墅关的和春,悔恨交集,吞鸦片自杀。其时何桂清已到苏州,徐有壬闭城不纳,下令凡总督的随后,一个人不许进苏州。同时上疏严劾何桂清弃城丧师,纵兵殃民。何桂清无奈,由苏州到常熟,当地绅士递了一个公禀,说“常熟小邑,不足烦督府亲驻,请免税驾以召寇”。何桂清表示亲兵缺饷,当地百姓送了1000两银子的饷,200两银子的程仪,何桂清住了3天,以借洋兵为名,逃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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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既下常州,第4天进攻无锡,张玉良倒是狠打了一阵,无奈众寡不敌,太平军别遣一军绕出九龙山之西,由间道攻无锡,只守得一日,即已沦陷。张玉良收集残部,奔向苏州,自请助守,徐有壬不放他进城,指定他屯兵葑门外。


其时东来的溃卒,一批一批地烧抢,城外富庶之区,成了一片瓦砾,苏州人恨极了官兵,竟发现了反动的标语,张玉良见此形势,一无可恋,连夜拔营遁走。


其时苏州城内,已有两名太平军的间谍埋伏着,一个叫李文柄,广东人,原跟小刀会刘丽川在上海起事,上海克复,投降官军,以后改了名字,捐官候补道,分发苏州,走门路做了带兵官。另一个叫何信义,也是广东人,候补知府,带过抚标中军。这两个人等李秀成的军队一到,开城出降,正好遇上徐有壬带兵在巡逻,于是短兵相接,展开巷战,徐有壬不屈被害。李秀成只派了270多人进城,就占领了苏州。


太平军的东征,初步至此告一段落。此一役也,清军降的有五六万,所获金银财宝、大炮洋枪无计其数,到了四月下旬,继续东进,昆山、太仓、嘉定、青浦、松江,相继易主,东南膏腴之地,尽入太平军掌握,于是决定第二阶段的计划,进攻上海。


在上海的两江大员有总督何桂清及由藩司坐升的江苏巡抚薛焕。何桂清这时已上了奏折,说“和春溘逝,兵勇解体,大局摇动,非臣书生所支持。”文宗接奏震怒,亲笔批示:“平时侈谈彼短,一旦决裂,不知认罪,犹以书生自居,可叹可恨,殊有愧书生二字。”


所谓“侈谈彼短”者,指他在江苏学政任内,一再上书论兵,对他的同年江苏巡抚许乃钊,多所指责而言。许乃钊虽不知兵,但先练“抚勇”攻小刀会刘丽川,次则在和春大营,身临前线,进退与共,而何桂清拥兵自卫,置精锐于无用之地,以致江南大营因势孤而陷,已不可恕,及至太平军自东而至,丹阳未失,镇江屹然,常州则兵粮俱足,民气可用,居然望影先逃,并且在老绅跪香攀辕时,命亲兵以洋枪轰击,杀无辜19人之多,真所谓丧心病狂,衡诸国法、天理、人情,都非杀不可。


然而京内消息隔膜,江南人“都曰可杀”,京朝大老,却颇有人为何桂清缓颊。先是当江南大营一破,文宗忧虑苏常不保,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还说:“何桂清驻常州,筹划精详,又有张国梁、张玉良一批骁将,文武协力,战守有余,苏常必保无虞。”不数日败讯到京,文宗痛责彭蕴章无知人之明,因而解除军机大臣的职务。同时,何桂清被革职查办,以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当时湘军还未入江苏地界,江苏的最高地方长官是薛焕,他是何桂清所提拔的人,自然向着何桂清,其次是浙江巡抚王有龄,也要救何桂清,所以多方庇护,一再联衔上奏,“请弃瑕录用,俾奋后效,以赎前愆”,文宗不许。于是又说他在上海激励团练,运动内应,设法光复苏州,请求等到苏州克复,再赴京伏罪,文宗又不许。以后英法联军内犯,文宗出奔,接着发生辛酉政变,肃顺被诛,恭亲王掌国,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由于这一连串的大事,拿问何桂清一案,便拖了下来,容他在上海苟且偷生了两年。


同治元年四月,朝中大局已定,于是何桂清不能不就逮,解到京城下刑部大狱,主审的秋审处四总办中,有一个是直隶司的郎中,名叫余倬光,正好是常州人,冤家遇着对头,何桂清就没有活路了。依照大清律,“封疆大吏失守城池”应得的罪是“斩监候”,但秋后处斩,须先经御笔“勾决”,这就有了一丝生机,到时候可以设法为他乞恩缓决。所以余光倬加上一条罪名,说他“击杀执香跪留父老19人,忍心害理,罪当加重”。因而拟了“斩立决”,余光倬必杀何桂清,虽有私憾,但论法则亦实无活理。当时的刑部尚书是云南昆明人赵光,他是嘉庆二十五年的进士,这一榜是名榜,出了个连中三元的广西人陈继昌,榜眼叫许乃普,就是许乃钊的胞兄,以此渊源,赵光对何桂清如何制和春、张国梁的肘,如何失陷苏常、如何纵兵殃民,十分清楚,所以传说在何案定谳覆奏的折子中,赵光有这样的警句:“不杀何桂清,何以谢江南百万生灵?”赵光为人庸愚,但这句话却是义正辞严的公论。


慈禧太后当时垂帘未几,处事以君臣“同治”为宗旨,对于刑部定拟的罪名,不肯轻作裁决,降旨命大学士六部九卿科詹科道会议,这就是明朝的“廷议”,是件很郑重的事。会议结果,如刑部所议,而慈禧太后还不忍轻杀大臣,另有一道懿旨。


懿旨上这样说:“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员,用刑宜慎,如有疑义,不妨各陈所见。”这意味着,“上头”预备网开一线,所以跟何桂清有交情的、受了运动的,或者间接有关系可能受株连的,本以为何桂清罪无可逭,救亦无用,而在廷议中默无一言者,此时纷纷上疏论救,总计有17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