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2第十六章寇松勋爵的朝觐

大会闭幕了，但是为了南非的工作，我还得去见一见商会和各方面的人物，所以我就在加尔各答住了一个月。这一次不是住旅馆，经过介绍以后，我在印度俱乐部弄到了一个房间。俱乐部的会员有几个有名的印度人，我希望能和他们接触接触，使他们注意南非的工作。戈克利常常到这个俱乐部来打台球，他听说我还要在加尔各答住一个时候，便邀请我去和他住在一起。我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觉得自己跑去不合适。他等了我一两天之后，便亲自来接我。他发现我还有点客气便对我说：“甘地，你还得在国内呆下去，这样客气是不成的。你应当尽可能同人们接触。我希望你给国民大会党工作。”

在我叙述和戈克利相处的情形之前，我想在这里谈一下在印度俱乐部所发生的一件事。

寇松勋爵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举行朝觐。有些应邀前来参加朝觐的王公贵族，都是俱乐部的会员。我常常看见他们在俱乐部里穿着讲究的孟加拉“拖地”、衬衫和围巾。朝觐的那一天，他们却穿上“坎沙玛”1的裤子和闪闪发光的皮靴。我觉得很难过，便问其中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

1khansamas，即招待员。

“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幸的处境，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忍受侮辱，为的是保存我们的财富和头衔。”他答道。

“可是为什么要穿‘坎沙玛’的服装和光亮的皮靴呢？”我问道。

“你看‘坎沙玛’和我们有什么分别吗？”他答道，接着又说：“他们是我们的‘坎沙玛’，我们呢，却是寇松勋爵的‘坎沙玛’。如果我不参加朝觐，那我就得自食其果。要是我穿平时的衣服去朝觐，那就是一种大不敬。你以为我到那里有机会和寇松勋爵谈话吗？根本不可能！”

我很同情这位直言不讳的朋友。这使我想起了另一次朝觐。

那是在哈定基勋爵为印度教徒大学奠基的时候而举行的一次朝觐。王公贵族当然都来了，但是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特别请我去参加，所以我也就去了。

我觉得难过的是，看见那些王公贵族打扮得象女人一般——穿着丝绸做的长裤和长上衣，脖子上戴着珠项链，手上戴着镯子，头巾上挂着宝珠和钻石繸子，此外，腰带上还吊着金柄的宝剑。

我发现这些东西并不是他们忠诚的标志，而是他们的奴隶地位的象征。我原以为他们佩戴这些萎靡不振的标记是出于他们的本意，然而我却听说在这种场合佩戴所有这些贵重的珠宝乃是王公贵族们的义务。我还听说有一些人很不愿意佩戴这些珠宝，除了象朝觐这样的场合以外，他们从不佩戴。

我不知道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否正确。但是不管他们在别的场合是否佩戴这些东西，身上戴着只有某些妇女才佩戴的珠宝来参加总督的朝觐，确实是够尴尬的。

人们为了财富，权力和声誉所承担的罪孽与谬误是多么沉重啊！

第十七章和戈克利相处一月（上）

和戈克利住在一起的头一天，他就使我感到完全象是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待我就象待他的弟弟一样，他尽量了解我的要求，并设法使我得到一切我所需要的。幸而我所要求的并不多，而且我已养成了自力更生的习惯，很少需要对我个人的照料。他对我自立的习惯，个人的洁净、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规律的生活，具有深刻的印象，常常称赞我。

他对我似乎没有什么秘密。凡是前来拜访他的重要人物，他无不向我一一介绍。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要算皮·西·罗伊医师（现在是爵士）。他实际上就住在隔壁，是一个经常的客人。

他是这样介绍罗伊医师的：“这位是罗伊教授，他的月薪是800卢比，但是他自己只留下40卢比，其余的都捐献给公众事业。他还没有结婚，而且不打算结婚。”

我看不出今天的罗伊医师和当年有多大的差别，他当年的衣着差不多和今天一样简朴，当然有这样一点不同，就是现在穿的是土布，当时穿的是印度纺织厂出产的细布。我觉得我永远听不够戈克利和罗伊医师的谈论，因为他们所谈的全都是有关公共利益，或者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事。有时他们对于从事公众工作者有所非议，也很难过。结果，有些原来我认为是坚忍不拔的战士，现在看起来倒是微不足道了。

看着戈克利工作，实在象受教育一样令人快乐。他从不浪费一分钟。

他的私人关系和友谊全都为了公众的利益。他所有的谈吐无非是为了国家好，而且绝无丝毫不真实或不诚恳之处。印度的贫困和屈辱是他一直最关心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企图使他对别的事情也发生兴趣，但是他给每一个人以同样的答复：“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所要求的是国家的自由。

只有国家自由了，我们才能考虑别的事情。今天这一件工作已够我用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了。”

他对于兰纳德的尊敬是随时可见的。兰纳德的权威在每一件事情当中都是最后的，而他随时随地都会加以引用。兰纳德逝世纪念日（或者是诞辰，我记不清了）的时候，我正和戈克利住在一起，他是照例举行纪念的。当时除了我自己，还有他的朋友卡士华特教授和一个法官。他请我们参加纪念会，他在讲话中追述了兰纳德的生平事迹。他偶尔把兰纳德、戴朗和曼德立克互相比较。他赞美戴朗潇洒的风度和曼德立克作为一个改革家的伟大。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曼德立克如何热心为当事人服务，他说有一次曼德立克误了火车，他竟包了专车以便及时赶到法庭上为他的当事人辩护。然而兰纳德比他们都崇高，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法官，还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家、经济学家和改革家。虽说他是一个法官，他却毫无惧怕地参加了国民大会党的集合，而且大家对于他的贤明是那样的信任，凡是他所决定的，都没有疑问地加以接受。戈克利在描述他的先辈的这些头脑和心地的品质时，他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那时戈克利有一辆马车。我一直不觉得他要一辆马车的必要性，所以有一次我问他：“你出去的时候，不能坐电车吗？

难道这就降低了领导人的尊严吗？”他听了有点儿难过地说道：“可见你对我也不了解！我并没有拿公家的津贴用在个人安适上面。象你那样自由自在地坐着电车到处走动，我倒是很羡慕，可是我很抱歉我不能这样做。如果你也成为象我这样的知名的牺牲者，那你要坐电车到处走动，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是很困难的。没有理由假定一个领导人所做的事情都是出于个人的舒适。我喜欢你的简单的习惯。我也尽可能过简单的生活，但是象我这样的人，有一些开销是无法避免的。”

他就这样令人满意地解答了我的一个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并没有给我满意的答复。

“可是你甚至都不出去散散步，”我说道：“你老是感觉身体不舒服，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难道公众工作就没有时间锻炼身体吗？”

“你看我什么时候有功夫出去散散步呢？”他答道。我对戈克利极为尊敬，从来不敢和他顶嘴。这个回答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我却不作声了。当时我相信，现在我还相信，一个人不论有多少工作，总得找点时间运动运动，就和吃饭一样。我的浅陋之见是，运动不但不会耗损一个人的工作能力，而且会增强这种能力。

第十八章和戈克利相处一月（中）

我住在戈克利家里的时候，常常出门。我曾经告诉过南非的基督教朋友们说，我回到印度以后要认识一些印度基督教徒，了解他们的情况。我早就听说过巴布·卡立恰朗·班纳济，对他备极钦仰。他积极参加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这和一般的印度基督教徒不参加国民大会党的活动而且自外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因而我对他没有非议。我告诉戈克利我很想见他。他说：“你见他有什么好处？他是一个大好人，不过我担心他不会使你满意。

我和他很熟，如果你想见他，当然可以。”我请他约个时间，他立刻答应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夫人正卧病床上，性命垂危。他家里很简单。在大会上，我见他穿的是西服，这一回我很高兴发现他穿着孟加拉“拖地”和衬衫。我喜欢他简朴的服饰，虽然我自己当时穿的却是一件波希外衣和裤子。我不慌不忙地把困难告诉他，他问道：“你相信人生本来就有罪孽的说法吗？”

“我相信。”我说道。

“那很好，印度教不能从此得到解脱，基督教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又接着说：“罪孽的代价是死亡，而《圣经》上说，得救的唯一道路是投靠耶稣。”

我提出《薄伽梵歌》虔诚之道的含义，但是没有结果。我谢谢他的好意，他没有满足我，但是这次会见对我却是有所裨益的。

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在加尔各答街上走来走去。我到很多地方都是步行。我会见过米特法官和古鲁达斯·班纳济爵士，我需要他们赞助我在南非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我还见过拉加·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

卡里恰朗·班纳济早就对我说过迦里神庙的事，我正急于去看个究竟，特别是在我读过许多关于这个神庙的书籍以后。于是有一天我去了，米特法官的住家也在同一个地区，所以我就在去拜访他的那天到庙里去。一路上我看见成群的羊正被赶去屠祭迦里神。成群的叫化子沿着通往神庙的小巷求乞，还有一些托钵僧掺杂其间。甚至当时我已经坚决反对施舍给那些身体强壮的叫化子。他们成群地跟着我，其中有一个人坐在走廊上。他挡住我，和我搭讪着说：“上哪儿去呀，我的孩子？”我告诉了他。

他要我的同伴和我坐下来和他谈谈。我们就坐下和他谈起来了。我问他：“你认为这种牺牲就是宗教吗？”

“谁会把杀害动物当作宗教呢？”

“那么，你为什么不宣传人们去反对呢？”

“那不干我的事，我们所要做的是拜神。”

“可是你不会另找一个地方去拜神吗？”

“所有的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好。人们就象一群羊，跟着为首的人走去。这不干我们‘沙陀’的事。”

我们没有纠缠下去，便向神庙走去。我们受到了血流成河的接待。我在那里实在受不了，既恶感又难受。那种情景我永远不能忘怀。

那一天晚上我应邀出席孟加拉朋友的聚餐会，我对一个朋友谈起这种残暴的拜神形式。

他说：“羊倒不感觉到什么。那里的嘈杂声和擂鼓声把一切痛苦的感情都僵化了。”

我不能听信这种说法。我对他说，如果羔羊也会讲话，它们说的将是另一回事。我觉得这种残暴的风俗必须加以制止。我想到佛陀的故事，但是我也明白，我对这个任务是无能为力的。

我今日还持有与昔日相同的见解。我认为一只羔羊的生命，其宝贵并不下于人命。为了人身而去牺牲一只羔羊的生命，这是我所不忍为的。我认为越是弱小无助的生物，越是有权受到人类的保护，使其不受人类残暴行为的迫害。但是那些没有资格进行这种服务的人，当然不可能提供什么保护。在我能够希望拯救这些羔羊免受这种不洁的牺牲之前，我必须经历更多的自洁和牺牲。今天我认为我应当为这种自洁和牺牲而死。我一直祈祷上苍，降生伟人（不论男女）于人间，内心燃炽着神灵的慈悲，把我们从这种深重的罪恶之中拯救出来，拯救那些无辜的生物的生命，而使这个神庙净洁起来。孟加拉以它所具有的知识、聪明、牺牲和感情，怎么能够忍受这种屠杀呢？

第十九章和戈克利相处一月（下）

那种以宗教的名义献给迦里神的可怕的牺牲增加了我想了解孟加拉人的生活的愿望。我曾经谈到和听到过关于梵教团1的许多事情。有关普拉达布·昌德罗·马俊达的生平事迹，我也知道一些。我参加过几次集会，听过他在会上的讲话。我弄到了他所写的关于克沙夫·昌德罗·沈生平的书，兴味盎然地读过那本著作，了解了沙达朗·梵教团和阿迪·梵教团的区别。我见过潘迪特·许樊纳斯·萨斯特立，还在卡达瓦特教授的陪同下去探望玛哈希·戴文德罗纳斯·泰戈尔，但是因为当时不准许他会客，我们并没有见到他。不过，我们都被邀请参加了一次就在他家里举行的梵教团的庆祝会，使我们有机会听到了优美的孟加拉音乐。从此以后，我便成为孟加拉音乐的爱好者了。

1孟如拉梵教团成立于1828年，至1886年戴文德罗纳斯担任团长，其影响乃大为扩大。他和克沙夫二人共同为梵教团设立了一个神学院，从事高等神学研究。梵教团主要从事印度教的宣传教育工作——译注。

看够了梵教团以后，要不看看史华密·维卫康纳就不可能满足了。于是我便兴高采烈地到贝禄·玛斯去，一路上大部分是步行的。我很喜爱玛斯那么一个隐居的地方。但是当我听说史华密现在住在加尔各答家里，卧病不起，不接见客人时，觉得失望而怅然。

后来我弄清楚了尼维蒂妲修女的住处，便到乔林居大厦去看她。她周围的陈设富丽堂皇，使我大吃一惊，甚至在我们谈话之中，也没有共同之处。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戈克利，他说我同她这么一个轻浮的人谈不到一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第二次会见她是在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家里。我进去的时候，正好碰上她和巴德夏先生的老母亲在谈话，所以我便成为她们两人的翻译。尽管我对她没有任何苟同之处，我不能不重视并欣赏她对于印度教的厚爱。我后来又读了她的书。

我通常把一天的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为了南非的工作去看看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参观和研究这个城市的宗教和公共团体。有一次我在穆立克博士所主持的会上，作过有关波耳战争中印度救护队的工作的报告。我和《英吉利人报》有过交情，这对于这一次的报告也很有帮助。当时宋达斯先生正卧病，但是他还是象1896年那样给我很大的帮助。戈克利喜欢我这一次的讲话，他听到罗伊医师也很赏识，非常高兴。

这样，我住在戈克利家里使我在加尔各答的工作非常顺利，使我和最有名望的孟加拉人的家族有了往来，并且也是我和孟加拉密切接触的开端。

在这个令人怀念的一月中，有很多事情我必须从略了。这里我只简单提一下我到缅甸的走马观花以及那里的和尚。我看到他们那种昏昏沉沉的样子，心里很难过。我到过大金塔，我不喜欢神庙里点着那么许多小蜡烛，而殿内老鼠成群窜行，使我想起了史华密·达衍纳德在摩尔维的经验。缅甸妇女的自由和活力使我感到可爱，而其男人的懒散使我痛心。在我短暂的逗留期间，我也看出来仰光并非缅甸，就象孟买并非印度一样，而且正如我们在印度已经成为英国商人的经纪人一样，我们在缅甸竟和英国商人结合起来把缅甸人变成我们的经纪人。

我从缅甸回来以后便向戈克利告辞。这次别离是很难过的，但是我在孟加拉、或者说在加尔各答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再住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我在定居下来之前，很想乘坐三等火车游遍印度，亲自体验一下三等车旅客的苦楚。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戈克利。起初他觉得我这个想法很可笑，但是当我向他说明我的意图以后，他却高兴地赞成了。我打算先到贝纳勒斯去拜望贝桑特夫人，当时她正在病中。要坐三等车旅行，就需要给自己重新装备一下。戈克利本人送给我一个金属的点心盒子，装满了甜点心和油饼。我花了十二个安那买了一只帆布袋，还买了一件恰亚1羊毛长外衣。帆布袋里就装着这件外衣、一条“拖地”、一条毛巾和一件衬衫。我有一条刚够自己盖的毯子和一个水罐。这样准备停当以后，我便动身去旅行了。戈克利和罗伊医师到站上来送行，我本来请他们别麻烦，可是他们一定要送。“如果你坐头等车走，我就不来送行了，但是现在我必得送一送，”戈克利说道。

1恰亚（ohhaya）波尔班达邦中的一个地方，以出产粗羊毛织品著称。戈克利进入车站月台时，没有人阻挡他。他戴着丝绸头巾，穿一件甲克短外衣和“拖地”。罗伊医师穿的是孟加拉服装。他被查票员挡住了，但在戈克利说明是他的朋友以后，便被让进了月台。我就这样带着他们良好的祝愿开始了我的旅行。

第二十章在贝纳勒斯

这次旅行是从加尔各答到拉奇科特，我本打算途中在贝纳勒斯、阿格拉、斋埔和巴兰埔稍作逗留。除此以外，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到别的地方去了。

每个城市我只停留一天，而且象普通的香客一样住在福舍1，只有在巴兰埔是例外。就我记忆所及，这一趟旅行，所费不过31卢比（包括车费）。

1福舍（dharmashas）是香客免费的休息所——译注。坐三等车旅行，我多半搭普通车，不喜欢搭邮车，因为我知道邮车总是比较拥挤，车费也比较贵。事实上三等车厢的肮脏和厕所之糟糕，今天和当年并没有什么区别。

现在也许好一些了，但是头等和三等车厢的设备，悬殊很大，比起车票的差价来，是不成比例的。三等车厢的旅客被当作羊群看待，他们所得到的舒适也就是羊群的舒适。我在欧洲的时候也坐过三等车——只有一次是坐头等，目的在于看看究竟如何——但是我发现头等和三等车厢的悬殊并没有这么大。在南非三等车的乘客大都是黑人，可是比这里舒适得多。南非有些地方的三等车厢还有卧铺和弹簧坐位的设备，位子也是有限额的，这样就可以避免过分拥挤，而在这里我发现正常的限额往往是超过的。

铁路当局对于三等车乘客的舒适是漠不关心的，再加上乘客本身肮脏和习惯不良，对于一个爱好洁净的三等车旅客来说，不啻是一种考验。这种不愉快的习惯最普通的是乱扔脏物、随时随地抽烟、嚼槟榔叶子和烟叶，把整个车厢变成一个大痰盂，吵吵嚷嚷，大笑大闹，讲一些粗野的话，丝毫不管别人是否方便和舒适。我发现1902年我坐三等车的经验和1915至1919年我一贯都坐三等车的经验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恶劣的情况，我想只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应当坐三等车以便改正人们的习惯，而且不让铁路当局太平无事，一有需要就提意见，切勿为了自己的舒适进行贿赂或采取任何非法的手段，不能听任任何有关的人犯规。这样做，我相信会有很大的改进。

1918—19年间我害了一场大病，不幸迫使我不得不事实上放弃乘坐三等车旅行的做法，这一直是一件使我难过而惭愧的事情，特别是正当消除三等车乘客困难的宣传工作已经有所进展的时候，我不能继续那样的旅行。贫苦的铁路和轮船乘客的苦楚，因为他们的不良习惯而加深了，政府给予对外贸易的过分的便利，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造成一些重大的问题，值得一两个有胆识、有毅力的人当作终身的事业来进行改革。

不过关于三等车乘客的问题我就谈到这里为止了，现在我要谈一谈我在贝纳勒斯的经历。我是在早晨到达那里的，我决定到一个“潘达”1的地方去歇脚，我一下车，便有无数的婆罗门围拢来，我挑选了一个比其余的人都干净而且给我的印象又较好的人。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不错的。他的院子里有一头母牛，两层楼的屋子，我就住在楼上。按照正统的规矩，在我到恒河去沐浴以前，我是不吃任何东西的。这位“潘达”便忙着为我准备起来。我预先向他言明，我最多只能给他一个卢比四个安那的小礼，他在备办这一切的时候，应当记住这一点。

1潘达（panda）是婆罗门僧侣兼圣地的向导——译注。这位“潘达”当然同意了。“不管香客是有钱人还是贫苦人，”他说道：“我们的服务都是一样的。不过我们收受小礼的多寡却完全看香客的心意和能力而定。”我没有发现这位“潘达”对于我的接待有什么不周之处。“普佳”

1在十二点钟的时候便结束了，我便到迦尸·毗湿奴神庙去参拜。我在那里所遇见的，使我极为痛心。1891年我在孟买执行律师业务时，我曾到普罗坦纳社的礼堂去听过一次关于“到迦尸去进香”的演讲。因此我思想上已有不抱奢望的准备。不料实际上的失望比我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1普佳（puja），意即拜神。通到神庙去的小巷是又狭又滑，那里谈不上安静，成群的苍蝇和卖货人同香客的嘈杂声实在令人难受。人们本来打算在这里找到冥想和神交的一种气氛，显然这里是缺乏这种气氛的。要找这种气氛只有从人们自己的内心去找。我的确看到虔诚的姊妹们完全沉缅于冥想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周围的喧腾。然而对于这种情况，寺庙当事人实在不能赢得什么信任。当事人有责任创造并维持寺庙内外一种纯洁、甜美而安静的气氛，包括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我发现的却不是这种气氛，而是一个狡猾的小商人贩卖甜点心和入时的玩具的市场。

我一到达寺庙，便有人在门口献给我一捆已经雕谢的花。寺庙的地面是用精致的大理石铺的，可是却被一些不懂得美学的善男信女们打碎了，他们捐了钱，却造了一座精美的垃圾箱。

我走近“旃纳－伐辟”（知识之井），想寻找上帝，但是没有找到他。因此我的情绪不怎么好。“旃纳－伐辟”周围的环境也很脏。我没有心情行施小礼，所以我只给了一个铜板。有一位负责的“潘达”生气了，他把那个铜板摔掉。他对着我咒骂道：“这种侮辱会把你一直打入地狱里去。”

这倒没有使我不安，“王爷，”我说道：“不管我的运气怎样，你这一阶级的人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这个铜板你要么就拿去，不然你连一个铜板也捞不到哩。”

“滚开，”他答道：“我不在乎你一个铜板。”跟着便是一连串的咒骂。我拣起那个铜板走了，心里正得意着那个婆罗门失去了一个铜板而我却少花了一个铜板，然而这位王爷并不是甘于失去一个铜板的人。他叫我回去说：“好吧，把那个铜板留下，我宁愿不象你那么计较。如果我不收下，对你也不好。”

我一声不响地给了他那个铜板，叹了一口气走开了。此后我又两次到过迦尸·毗湿奴，但是那是在我已经苦恼于“玛哈德玛”1的称号以后，象我上面说的那些经历，当然不会再有了。人们急于要参拜我，不让我再去参拜那座神庙了。做“玛哈德玛”的苦恼，只有“玛哈德玛”自己才知道，不然的话，那种肮脏和喧腾还不是依然如故。

1“玛哈德玛”（mahama）意为伟大的灵魂，或译为圣雄，是印度人对于甘地的尊称——译注。

如果有人怀疑上帝的大慈大悲，请他到这些圣地来看看吧。虚伪和背教都归罪于瑜伽派的神衹，这使他神圣的名字蒙受多少屈辱？他老早就宣布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羯摩”的法则是亘古不移而且无法规避的。所以实在没有什么需要上帝操心的地方。

他立下了这个法则，便无所事事地退去了。参拜过这座神庙以后，我便等候贝桑特夫人的接见。我知道她害过一场病刚好，我去见她，她立即出来了。因为我见她的目的只想问候问候她，我便说道：“我听说您身体欠适。

我只想前来问候问候，您身体虽然不好，还是出来接见了我，这种盛情厚意，我是非常感激的。我不想耽搁您更多的时间了。”

讲完这话，我便向她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