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第十九-2

作者:南怀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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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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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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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21616字

小说x办丧事不是演戏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这是讲丧事,我们看到四书五经,尤其在《论语》中,很多次都说到丧事,以现在年轻人的观念来说,讲死人的问题太多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儒家为什么对于丧事——死人的问题讲了那么多?我们要了解两个道理:第一要了解所谓人生,只有生与死两件大事,这两个阶段就是两头,好比天象一样,早晨和夜晚;或如一年的过程从正月到年底,就是这样一个现象。所以中国文化对人生问题的重点,在于养生送死。西方文化的重点只有一半,养生非常重要。小孩子在西方文化中很有地位,老年人可怜得很,因为他们对送死不是太重视的。中国则顾到两头,养生与送死,因此自古对丧礼就非常重视。但是这种重视,产生了一个流弊,在春秋战国时,丧礼的繁复,讨厌到极点:一副棺材有三套,所谓衣、榇、棺、椁。朱熹有一部著作专门讲这些的,如土葬还要放木炭石灰等等,说来也蛮科学的。有的地方则不同,天葬的挂在树上给鸟吃了,水葬的丢在海里就葬了,简单得很。而中国的丧礼很繁,繁得过分了,所以当时有人出来反对。孔子以后的墨子,也是最反对重视丧礼的一个。他讨厌透了这些,所以《墨子》里有一篇《节丧》,以社会经济的观点,认为这是很大的浪费,很不应该的,这也是墨子经济道德观点。但是孔子、孟子的思想。对于过分的节省是反对的。在《礼记》上有规定,对丧礼是有所修正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历史文化的事实问题。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属于人类文化的,我们可以不用这个“丧”字,我们研究古书,对这个“丧”字,并不须要头大,如果思想贯通起来,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都是一样的。我们说过,西方文化的根源是宗教,由宗教发展为哲学,由哲学发展为现在的科学,这是三位一体的东西,对于世界上的宗教,我们就以比较宗教来讲好了,这也是近年以来在大学里一门新兴的学科,哈佛大学等都有这个系,对每个宗教的教义、哲学理论、方法,都作一个客观的比较,我们以比较宗教的立场来看,先不谈教义,每个宗教首先讲人死问题,而且每个宗教都是专管死人的,教人不要怕死,死了以后到我这里来,好像每个宗教教主都开了一家观光饭店,招揽生意:“到我天堂上来,我的天堂第一。”有的说“你到我西方极乐世界,招待周到,非常清净。”好像我们当年到了上海,一上码头,很多打灯笼的旅馆茶房来拉生意一样。为什么每个宗教都如此,都管死的事,没有管生的事?这一点唯有我们中国文化值得自豪,我们中国文化很少谈到宗教,我们固然管死,但也管生的,你们站在殡仪馆门口看,看得很可怜,每天都有抬出去,有时候每个厅还排队,上午下午都忙不过来。可是中国文化,是站在妇产科门口看,天天看到孩子抱出来,没有什么悲哀,你那里抬走一个,我这里抱出两个,高兴得很,“生生不息”。这是西方原始文化与中国原始文化的基本不同点。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不管如何,都对于生命的生与死的问题在研究。生与死的确是个大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就是说中国文化丧礼的境界,古人为什么到处提到丧礼的内涵,它包括的问题有这样大,并不简单,我们不要轻视它。


现在回到书上: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子游的思想是根据孔子的传统来的,他对于当时社会风其中,对丧礼过分的铺张,有一个修正的论调,认为办丧事要诚心哀痛就够了,表面上办得非常铺张,办得非常隆重,内心没有一点哀痛,外面的礼貌再好,仍不是丧礼的精神。古代就是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上述的观念,如果现在写文章,便可以在报章杂志上,写好几评论文批评这个事。我们现在如果把这句话对年轻学生讲,一定会引起反感,他们认为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是学问与时代没有办法配合。我们这一辈知道,中国旧式社会因几千年来的习俗,有的地方,可以出钱雇人来哭丧的,那种丧声,比唱歌还好听,就有专门以替丧家哭死人赚钱维生的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流弊。而且这种风气,过去在广东、福建某些地方最盛行,因为这是汉唐文化的遗风。这种替人哭丧的人名为“挽郎”,等于现在出殡行列中的中西大乐队,因此子游提出这个主张来,修正这种社会风气。


难能可贵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这是孔子死后,同学们互相的评论,大家关起门来的检讨。这一篇是子张开始,所以这里讨论到子张。子游说,我们的同学子张,作人的确了不起,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事情,他去做了,困难的事情,他敢去负责任,敢去挑这个担子,而达到任务。这一点子张做到了,但是还没有达到夫子那个仁的境界。


这是子游对子张的评论。曾子也随着附和,认为子张是个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但是他修养的内涵,还没有达到仁的境界。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这是用曾子的话,说明学问的道理,这里又提到丧事,他说,据我当年听到夫子(指孔子)说“人未有自致者也”。这是一个问题了。自致是自动自发,就是说自动自发的人几乎是没有,虽然有这个心情,但很难构成有恒的行为,而能够达到最后目标的很少。这个话看起来很空洞,但孔门的道统比较注重内心自省的修养,这也是求学问仁的中心。所以这句话就是说,一个人很难做到自己肯责备自己,乃至由自己内心的反省,而到达了圣人的境界,这是很少的事例。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一件事,都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出于不得已,完全出于主动的很少,例如有一件事——打牌,三缺一的时候,还跑很远的路去拉一个人,这是出于自致。但以心理学来研究,这也不是出于自致,因为打牌这个娱乐就不是靠自己来的,而是靠几个人凑合成一种环境而影响来的。所以真正由自己内心自发,自致,达于仁的境界,的确非常少。严格的说,一定要讲,哪一件事情是比较自发的呢?曾子便引用孔子的话“必也亲丧乎!”一定说起来,只有父母死了的时候,内心真觉得悲哀,那种悲哀是自然的,可以勉强说纯粹是自发的悲哀。但是注意“必也”两个字,就是“勉强、一定、硬是要说的话”的意思,实际上那种悲哀,有时候也是迫于不得已,而并不是真情。(所以说中国古文,虚字里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此一个人内心的情感与良心,真正能自发自致的毕竟太难。这节书看起来很简单,如以心理学、哲学来看,可发挥的地方太多了。


继往开来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这是历史哲学的问题。孟庄子是古代的世家,鲁国世袭的大夫,姓仲学,名速,他的父亲孟献子,名蔑。孔子当时说,孟庄子可真是一个孝子,他对于父母的孝行来说,其他的一般人都做得到。(像我有一个朋友,六十几岁了,也是白发苍苍,事业很大,工作忙得很,家中有八十多岁的老父,他每天晚上一定回家陪父亲吃饭,否则他父亲就吃不下饭,有时父亲还骂他,甚至用手杖打他,他赶紧跪下来给父亲打,但这些孝行还不算太难。)孔子说,最难做得到的,是孟庄子承继高位以后,对于他父亲原来用的这班老干部,并不改变,同他父亲一样待他们,没有变更,而且对于父亲的政策,继续执行。这两句话实在道理很多。历史上古代的政治形态,秦汉以前的宗法社会与秦汉以后又不同,与现在更不同,现在社会假使和古代一样,那就糟了。现在是工商社会科学时代。春秋战国不但是农业社会,而且还保留浓厚的宗法社会形态,非常保守的,那时是敬老尊贤,重视前人的经验。现在重视年轻人,着重求新求变。这又是历史文化一个大问题,将来是不是人类整个文化会走回头路?这很难说,看历史的演变,说不定会走回头路。这是第一点。


这段书还要注意的,中国讲孝道,曾子著了一部书,后来列为十三经之一的《孝经》。严格研究孝道,这中间也有些问题,如果我们每个家庭的孩子都是狭义的孝子,那就不会有人去革命了,大家都去当孝子,这个社会还是不会有进步的。所以孝与不孝之间,存在着问题。后来发展到孝与忠是相关连的,但后来又变成忠于一人;忠于一事的狭义的忠。实际上讲孝道,就要研究曾子所著的这本《孝经》,其中说到孝道的精神,就是西方文化的爱,爱要扩充到爱天下人,就是大孝于天下,


后世所提倡的忠,就是孝的发挥。因此唐宋之后,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句名言。一个人对父母家庭有真感情,他如出来为天下国家献身,就一定真有责任感。古代的“忠”,现在的名称就是一个大的责任感,不过这两个词句作一比较,我认为还是中国古代的“忠”更好,因为“责任”只是法治的观念,而法治观念产生的流弊,就是会在我们的思想上产生有价值没有价值的问题,如果没有价值又何必尽这个责任?中国古代的文化则不谈价值的问题,,只有情义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孔子讲孟庄子的孝道“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是说他能大孝于天下,继父亲善良政治的成规,是难得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这个“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有什么难呢?其实非常难,也许我们大家没有这样的家庭环境,体会不到,假使有这样的家庭环境就可以体会到,往往对于老一辈的干部不会用。中国有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讲历史上两个故事就可以看出来:


汉武帝杀他最宠爱的妃子钩弋夫人,是因为要立她所生的孩子为太子。当汉武帝立定了这个决心的时候,先把太子的母亲杀了。有人问汉武帝为什么这样做,汉武帝说,自古以来国家所以会乱,都是帝王年少,母后年壮干涉政治所致,我年纪已大了,这妃子还年轻,将来我儿子当了皇帝,母后如果干政怎么办?汉武帝这种做法,说来是一种权术、帝王的统治手段,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第二个故事也是出在汉朝,以前提过汉文帝到周亚夫细柳营的故事。汉文帝进不了营门;周亚夫出迎,以甲胄之士不便跪拜,拱手为礼,军容严肃,文帝赞他的军队最好,重用他。但是后来景帝时,周亚夫还是被逼死。为什么杀他呢?汉景帝讲了一句话,批评周亚夫为“此人鞅鞅,非少主臣。”这是景帝就决定要杀了他。他也认为周亚夫绝对是忠臣,但只忠于我景帝、忠于国家,可是我年纪已大,将要死了,儿子年纪还小,上来当皇帝,他心里就不会服气、不痛快了。


我们读历史,看到了很多事,所以有人看通了,一辈子都不愿出来做事。(但现在民主时代当然不同。)像这些帝王处理这些事情,如果只以古代宗法社会的体制来说,则有他的道理。


再说唐太宗与徐世绩的故事。徐世绩和太宗一同起来打天下的,战功之多,武功之高,都是了不起的。当唐太宗将死的时候,第一个决定,马上发表徐世绩去边远地区戍守边疆,等于一个总司令降下来当一个团管区司令。唐太宗并且告诉他的儿子高宗,注意这道命令送达后,徐世绩是怎样起程动身的。可是徐世绩到底是年轻时和唐太宗一同起来打天下的,也很高明。深懂唐太宗。他是在半路上接到命令的,一接到命令,连家里都不回去,立即就去边疆报到。别人把这情形报告以后,唐太宗放心了,知道他将来会听高宗的。


假使徐世绩有犹豫或不愉快的表现,恐怕也要被杀了。这件事足见唐太宗的英明。也好在是出于唐太宗的手上,因为他的好处太多了,就把这种玩手段的事忘了,如说出在秦始皇这类人手上,一定给世人骂惨了。唐太宗是怕他功太大了,所谓“功高震主”。


其实社会人情都是一样。岂但是政治?对人付出太多的感情时,对方会受不了,对朋友热心帮忙,如果过分得干涉到他的事务,必会遭反感,所以人生就是政治,政治也是人生。看多了,就知道“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的确很难。所以这几句书表面上很简单,却是真学问,要好学、要深思,用头脑从人生中去体会。


法律不外人情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孟家找曾子的学生阳肤做士师,勉强比方,士师约等于现在的司法行政部长,但权还更大,可以直接处理执行的官。阳肤上任前向老师曾子请教,征求意见。


曾子就告诉他说,上面领导的人,(古代帝王政治是说上面领导的人,现在可以说是整个的历史时代)失其道,社会文化没有上轨道,一个乱的时代,因为时代乱了,民心也散乱了,没有中心思想,没有中心信仰,也没有真感情,这情形已很久了。(自春秋开始到曾子这个时代,已经乱了三百多年,比我们现在还可怜,所以我们的历史是多灾多难的历史,中华民族文化会这样深厚,也正因为历史在多灾多难中渡过的。知识分子在多灾多难中,把政治的、人生的、社会历史的经验累积起来,流传给我们。这便是历史文化的精神。)“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这是曾子对法治的观点,他认为应该把社会的实际情形与法治配合起来,这是执法人员应该具有的态度,判案的人,要深深了解人的内情,犯罪的动机究竟在哪里?有许多是社会问题促成人去犯罪,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办案的时候,对犯罪的人,应该别有一种怜悯悲痛的心情,因为大家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老百姓,为什么这人会犯罪?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只有无比的悲痛和怜悯,没有什么功绩可喜的,更不要认为办了一个大案,自己有功了而高兴。如果社会上永远不发生罪案,那有多好呢?所以古代的士大夫,对于社会风气坏了,每人都有自己应该负责任的感觉。


上面几段,用曾子的话说明学问外用的道理。下面便提到子贡的观念:


成败论英雄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这是子贡对历史哲学的一个批评。周武王推翻纣王建立周朝,是因为纣王暴虐。子贡说,纣王的坏,并不像后世说的那么严重,等于另一派的人说秦始皇的坏,不如一般人说的那么坏,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事实,说他把天下的书都烧了则不见得,他只是把全国的书集中到咸阳阿房宫,不许民间多流传,怕老百姓知识高了难统治,这才是真的。至于坑儒,他坑的儒,是实在令人讨厌的一些人,我们注意历史上“处士横议”四个字。秦始皇最初找好多高级知识分子开会,提出很多问题向他们请教,开会时,大家屁都不放一个,开完会以后,心里又在嘀咕。这还不算顶讨厌,更讨厌的是那些没有做到官的处士们,又生横议,鸡蛋里去挑骨头,蛮横地找道理,又不是走直道,所以秦始皇一气就坑了这些人。我们大家也要反省,读书人最容易犯这个毛病。开会开多了就会知道,一些人在开会的时候,唯唯诺诺,对什么事都没意见,等散会以后,他又到处乱批评。所以秦始皇坑儒也有他的理由。这些都是李斯干的,而罪过都归到秦始皇的身上。中国的书谁烧的?项羽烧的,咸阳一把火,连续烧了三个月。秦始皇建阿房宫当然不对,像那种建筑,如果不被项羽烧掉,还流传到现在,那是了不起的文化古迹。假定根据《阿房宫赋》的形容,人站在马上,高举十丈长的旗杆,仍然可以通过阿房宫的城门,意大利的建筑是不能比的。所以我们古书文化的破坏,这位项老兄的罪过也是很大的。


不但项羽罪过大,萧何也有罪,他到底只是县吏——科员出身,到了咸阳以后,所注意搜罗的,都只是户口、钱粮这些行政方面的基本资料,都搬走了。至于书,因为他也没有把书读好过,就不管了。等项羽一到咸阳,这位世家公子一把火,把书都烧了,这也归罪于秦始皇吗?这都是对历史讲公平话。世家公子而兼太保的项羽,就有这样不懂事。近人易实甫有一首诗说他:“二十有才能逐鹿,八千无命欲从龙。咸阳宫阙须臾火,天下侯王一手封。”非常有趣。


所以这里子贡说纣王的坏是坏,但并不是后世所说的那么坏,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领导的人,如果自己做得下流,做得坏的时候,天下的错尽都归到他身上。因些我们看历史,有些人真可怜。不但历史如此,社会也是这样,子贡这个是老实话,所以作人要小心。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子贡说,一个大丈夫有过错,没有什么关系,好像日月一样,一个本来发亮的东西,给别的影子掩盖起来了,大家都看得见;变转来,大家也看得见,仍然仰慕。这段文字就是这样,在意义上有两个:第一个意义是说,君子人不怕有过,不要自己去掩饰,错了就坦承错了,给大家看得见,这是君子风度,不过现在明白了,改过来了,人家就像对太阳、月亮一样,仍然会仰望他的光明。第三个意义,君子就是代表在上面的人,领导人。在过去的社会,小人有过错没有关系,他本来就是一片无明,黑洞洞的,再也找不出一点亮光,大家看惯了。但对太阳,大家都看惯了他是亮的,假如他有一点黑,就要被人指摘,所以在客观上看,君子之过,有这样的可怕,如果错了,要马上改,一纠正大家都会原谅他,因为人们始终是仰望他的。


圣人无常师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这一段是研究孔子本人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几个不同观点。公孙朝是卫国的大夫,他问子贡,孔子是跟谁学的?学问怎么这样好?等于我们现在说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中国文化集大成的是周朝,周朝有三个人具代表性。文王、武王统一天下,而周公建立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基础,所以周代维持了八百年的政权。春秋战国的时候,正是周代衰落的时候。子贡这句话,就是说,中国文化并不是完全没有了,还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人。如果有比较贤的人,(“贤”代表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就懂得中国文化大的一方面。不贤的人,对于中国文化小的部分也知道。等于现代有人以为要了解中国文化,到故宫博物院看看就够了,对于科学方面的文化,不但不欣赏,还反感,甚之还认为我们没有人文科学,不知道中国文化在精神方面的伟大。这也就说明不贤者不是完全不知道。如绘画、编织、木刻,乃至有名的三把刀——厨师的菜刀、裁缝师的剪刀和理发师的剃刀也不能说不是中国文化,它还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是其小者。不管大小方面,中国文化,从文、武、周公以来,到孔子那个阶段,都有中国文化的精神。至于老师孔夫子,不管对于哪一样中国文化的精神,样样他都有,如果问他的老师是哪一位,那是没有的,谁有长处,他就跟谁学,所以无常师。没有认定跟一个人学。哪一门有所长,他就学哪一门。后来唐代韩愈“师说”的观念,也由此而发挥。


宫墙外望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是人名,叔孙氏,名州仇,谥为武,鲁国的大夫。这是孔子以后的事情。这一篇都是说到孔子的学生出场了,这时子路也已经死了,子贡在国际之间很有声望,所以叔孙武叔在朝廷中告诉一班大夫们说,真要比较起来,孔子的学生子贡,比孔子还行。子服景伯也是人名,鲁国的大夫,他和子贡是同学,在《宪问十四》中曾经提到过,他在当时是很有实权的人,他报告孔子,公伯寮在造老师的谣言,只要老师一句话,我就可以除掉公伯寮。孔子说不必那么做。现在子服景伯听了这个话,就回来告诉子贡,说叔孙武叔在如何批评老师。子贡就说,譬如门墙,(后来称拜老师为列入门墙,就由这个典故来的。)我们筑的墙,只筑到肩膀这么高,人家站在外面一望,就看见了里面的一切。


讲到这里,顺便提一下,我们看了日本式的房子,围墙都很矮,人家都说日本人喜欢矮,其实不然,我们中国古代,唐、宋时间的房子,都是如此,都是矮墙,所以古代的武侠讲飞檐走壁,这种墙只要有一点功夫,用手在墙顶一搭,一甩就上去了,是可以做得到飞檐走壁,可不比现在几层楼的高墙。其次,以前的墙是土墙,上面往往有小坑洞,手上有点功夫,是可以抓住洞来上去,现在的钢筋水泥墙,壁虎功也好,什么功也好,完全靠功夫上不去。古代的墙矮,宫墙也并不高,我们到日本看皇宫,靠护城河的外面的宫墙是高的,如城墙一样,里面的宫墙还不高的,这是中国的古制。


子贡说我的墙只到肩膀,人家在外面把头一伸,就看到里面,房间里摆的什么茶几,挂的什么画,好的坏的东西都看得见,换句话说,这个家里有多少内容,给人家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学问、修养、作人就是如此被人看得见,程度只到这个样子而已。讲到我们老师的这个宫墙,有数十尺之高(古时期尺为一仞),因为老师的门墙太高,连门在哪里,一般人都找不到,使人看不到里面的情形,那里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更不要说了。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古人的文字,两个地方的形容词用


得不同,子贡说自己的墙矮,人家就看穿家中的内室,“室家”两个字,严格说来就是夫妻的寝室,连私生活的房间都看见了,一眼看到底,这是子贡在形容自己。而在讲到老师的时候,就很恭敬,不用“室家”两个字了,而用“宗庙”,在古代的制度,“宗庙”是敬祖宗的地方,最高的地方。这两个形容,一个对自己很随便,一个对老师的很恭敬,这就看到古文文字的逻辑概念,身份不同,下的句子形容词都不同,古人是注意到这些要点。我们现在随便有随便的好处,也有随便的坏处。


子贡再把孔子的学问用皇宫来形容,宫殿太高了,看不进去。孔子的学问有如帝室的庄严富有,面前站着文武百官有那么多,所以一般人要研究老师,能够找到门的已经很少了,何况登堂入室!叔孙武叔这位先生说我比老师还更好,也难怪,因为我太浅薄了,他们一眼就看穿了,认识我是容易,认识老师则难,因此难怪他们要这样说了。“不亦宜乎”用在这里,是文字的反用。


宋朝的宰相张商英,是学禅的,在他没有当宰相以前,很自负,因为看了很多佛学的书,认为自己懂禅了,这时他还在当转运使,掌管几省的财税,运输补给连带地方行政,权力相当大。一次他经过一个佛寺,寺里的大和尚云峰悦禅师说,张转运使太骄傲了,自以为懂禅,他不过官做得大,但禅的修养不一定就好,我一定要打击他的傲气。可是小和尚们怕死了,因为以前的大和尚,是由政府敦请的,等于现在的大学校长,转运使有权影响把他解聘,所以徒弟们劝他不要得罪了这位大员。这个老和尚说,出家人既不求名、又不求利,是就是,非就非,教徒弟们不必管。第二天张商英来了,当然很客气,两个人就谈到禅,而张商英看不起这个大和尚,只跟这个大和尚谈诗,对大和尚说:“听人家说你诗作得很好。”这个大和尚说:“转运使你不要听外人乱讲,别人说我诗作得好,正如人家说你的禅学得好是一样的。”这句话可把张商英骂惨了,“不亦宜乎!”这句话,就是这个道理。这是讲话的艺术,也是骂人的艺术,非常高明,子贡这句话也是如此。他们说我好,是对的,因为他们眼光浅,只能看到浅的地方,孔子太高深,他们看不到。


圣人心日月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叔孙武叔这个人,又有一次毁谤孔子,子贡就劝他不要这样做,孔子不是你们毁谤得了的,别人学问好,道德好,那就好比山坡,的确崇高伟大,但还是可以慢慢爬到顶上去的。至于孔子的伟大崇高,像太阳、月亮一样,是拿不到,摸不着的。一般人与他隔离关系,想不受孔子思想的影响,等于排拒太阳、月亮的影响一样。太阳、月亮永远照临天下,你盖一间房子想挡住他,太阳、月亮并不生气,你房子里总要有些亮光,这些亮光还是从太阳、月亮来的。就是说,你虽然不接受孔子的


思想,但没有关系,孔子的思想还是慢慢会影响到你,所以你想毁谤孔子,只不过是显得你自不量力。


我们常常看到宗教的经典上,如基督教及佛教的经典,也常常用类似这个比喻。一个大圣人的心,就像太阳月亮一样。我们常看到于右老最爱写的一副对联中的“圣人心日月”就是根据这一段书来的,太阳月亮的光明,永远照临,你要盖间房子遮盖起来,是你自己的事,太阳、月亮照临的心,并没有不平,他永远是平等的。


欲赞无词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陈子禽是孔子的学生,在上论和下论中,这位同学有好几次都有所怀疑,而对子贡提出问题。这里他去对子贡说,子贡老兄,我看你很了不起,非常值得我们恭敬,你已经很成功、很完美了,身心内外的修养,都达到“恭”的境界。(这个“恭”并不只是“恭敬”,而是“谨严”的意思。)实际上我们的老师,(古代的礼貌,学生对老师可以称字、称号,不能称名,所以他们口里的“仲尼”,就是孔子的号。)我看未必比你好。子贡就教训这位同学了,他的话又和答复上面几个人的不同了。他说,一个人言谈很重要,一句话代表了你的智慧学问。换句话说,我们听人家讲话,对方一开口,他有多少程度,多少修养,就可以知道,有时候听一句话,就晓得他无知,所以言语要特别注意,不要乱开口。我们老师的高明,我们永远都达不到他那种程度,他崇高得像天一样,不是可以用一张梯子让我们爬得上去的。从《论语》这些资料,我们知道孔子在生乃至他过世以后,真正能够宣扬孔子、捧孔子的还是子贡;而对于孔子的学问,真正能在事功上用得出来,对于时代有所贡献的,也还是子贡,所以子贡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如果正面的称赞孔子,从完全敬仰孔子的学问这一方面看,古今中外任何恭维孔子的文章,所说的话,都被子贡在这里统统讲完了。结论都在下面,别人无法再超过他的好,这也可以说是预言。


他进一步对陈子禽说,夫子的学问,永远在这个世界上。小至于个人的成家立业,大至于为天下、为国家做大事,想建立一个思想行为作风的基础,必须要以孔子的学问思想作基本,没有办法不这样做,没有办法超过他的范围,人生经验到了的时候,更加深刻地觉得他的对。想做好一个领导人的,必须具有领导的基本道德与学问,领导的基本条件很多,中外有关的书籍也很多,但都是讲权术,不是道德,都不行。真正的领导要以道德为基础。说到以道德为基础的领导,就离不开孔子的


思想。要安抚天下,安抚人心,也只有用孔子的思想,因为它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中坚精神,一般人才会信仰,才会接受这安抚而来附和,而一切行为,也必须以孔子这种以道德为基础的思想,才能达到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这是子贡形容孔子的伟大之处。


下面说到孔子个人:孔子活着是大家的光荣,他死了是大家的悲哀,像这样谁都及不了他。我们两个是同学,你怎么把我捧得比老师还更好呢?“如之何其可及也!”就是说怎么办得到呢?这也可以说是子贡真诚恳切的定论,这也是子贡情深意真的心声吐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