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问第十四-1

作者:南怀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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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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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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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42592字


侠隐中人——原宪


现在讲《宪问第十四》篇。这一篇是上论《里仁》篇的发挥与引伸。


首先,在这个题目里,就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原宪这个人,是孔子学生中,所谓“七十二贤”里很有名的人物。在上论中谈到过,他曾替孔子管过总务方面的事情,用现代观念随便来比,可能在孔子当司寇的时候,他担任过总务长一类的职务,但究竟合于什么官阶,无法明确的定论。孔子死了以后,他退隐于山泽布衣之间,走半隐侠的路线,等于在过去的社会中,领袖清流。所以司马迁著《史记》,在《游侠列传》中,曾提到他和季次。


司马迁赞成游侠,认为游侠是很需要的;但是有人认为不需要,如法家的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认为当时读书的知识分子,对于法制的实行是有妨碍的,于是法家的思想,影响了后世,秦始皇时代的政策都与它有关。韩非子的理由是儒者知识多,嘴会说,手会写,有许多意见提出来,思想不同,使法令不能推行,难于执法。而侠义道中人,是慷慨好义的,好用武力,又容易形成恶势力,也是使法令不能推行的障碍。所以韩非子反对这两种人。司马迁写《游侠列传》,一开始也提到韩非子这两句话,不过他又认为世界上有许多事,用道德、政治、法律都解决不了,只有“老子拳头大”的办法,一下就解决了,所以他认为游侠有游侠的好处。而且他认为古代的游侠,一诺千金,对朋友讲义气,帮助贫弱的人,这些都是最了不起的,其中提到古代侠义中的佼佼者,有季次、原宪。


原宪在孔子死了以后,再没有出来做事,就退隐于草泽之中,现在来说就是退隐到下层社会中,和平民一起生活。后来子贡非常想念他,有一天排场很大去探望他,大有所谓“结驷连骑”的派头,好像现代带了几部汽车的随从侍卫。原宪却穿了一件破旧衣服,好像现代的穿件破衣服,衣冠不整,钮扣不扣,便出来和子贡见面。子贡见他这个样子,就关心地问他是不是生病了?子贡的意思本来想接济这位老同学一下,不料原宪说,无财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我没有病,只不过穷而已。他这番道理,无形中也骂了子贡,等于说当年在老师那里学习,老师教我们该如何做事作人,我们今天对这个时代、国家、天下没有贡献,有什么资格摆你那样的派头?子贡被他骂了这一顿,一直放在心里,始终很难过。


由原宪这个人,可知孔子的学生,什么样的人都有。高行的如原宪一类,也可以说是逃名遁世的隐士,他知道所处的社会太乱,无法有所贡献,因此远走山林,韬光养晦。


名利浓于酒


现在我们先简介了原宪,这里记载的是: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谷”的意思是代表当时的俸禄。原宪问什么是可耻的事情,孔子说,国家社会上了轨道,像我们这一类的人,就用不着了,我们不必去占住那个职位,可以让别人去做了。如果仍旧恋栈,占住那个位置,光拿俸禄,无所建树,就是可耻的。其次,社会国家没有上轨道,而站在位置上,对于社会国家没有贡献,也是可耻的。结论下来就是说,一个知识分子,为了什么读书,不是为了自己吃饭,是为了对社会对国家能有所贡献,假如没有贡献,无论安定的社会或动乱的社会,都是可耻的。


讲到这里,我们想起一些故事,可作为研究这两句话的参考,像原宪的生活型态与思想,他问孔子及孔子所答的话研究一下,这个免于“耻”字的功夫可真难。


如大家所熟知的,汉光武刘秀和严光(子陵)是幼年时的同学好友,后来刘秀当了皇帝,下命令全国找严子陵,而严子陵不愿出来作官躲了起来。后来在浙江桐庐县富春江上,发现有一个人反穿了皮袄钓鱼,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怪人,桐庐县的县令把这件事报到京里去。汉光武一看报告,知道这人一定是老同学严光,这一次才把他接到京里,但严光还是不愿作官。汉光武说,你不要以为我当了皇帝,如今见面还是同学,今夜还是像当年同学时一样,睡在一起,好聊聊天,严子陵还是那样坏睡相,腿压在皇帝的肚子上,所以有太史公发现“客星犯帝座”的说法。后世在严光钓鱼的地方,建了一座严子陵的祠堂,因为历代以来的读书人,都很推崇严子陵,认为他是真正的隐士。有一个读书人去考功名,经过严子陵的祠堂,题了首诗在那里:“君为名利隐,吾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这是推崇严子陵的。相反的,清人却有诗批评严子陵:“一袭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这是说严子陵故意标榜高隐,实际上是沽名钓誉,想在历史上留一个清高的美名。这是反的一面的。


这里只是提供几个故事,作为研究孔子“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的参考。这些都是人类社会的通常现象,正如古人说,“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


此外,还有一段中国历史上蛮有趣的事情。满清入关以后,有许多读书人不投降。但清帝康熙非常高明,他十六岁登基,就平定了这样一个广士众民的天下,做了六十年的皇帝,把清朝的政治基础奠定下来,可以说他是一个天才皇帝,不是职业皇帝了。他看见汉人反清的太多,为了要先收罗那些不愿投降的读书人,在科举中特别开了一个“博学鸿词科”。对于前明不愿投降的遗老们,特别恩准,马马虎虎,只要报个名,形式上考一下,就给予很好的官位,结果有很多人,在这种诱惑上动摇了,而进了“博学鸿词科”。也还有很多人硬不投降,所以当时闹了很多笑话。其中一些是非常尖刻讥讽,当时曾留下几首讽刺的名诗:“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煞无端谏武王。”后来又开第二次“博学鸿词科”,再收罗第一次未收罗到的人。因为许多人看见第一批“博学鸿词科”的人,都有很好的官位,自己就更忍不住了。(从这里看,中国人讲究的节操,要守住真是难事,自己的中心思想,能终生不变,实在是最高的修养。)第二次去的人更多,考场的位置都满了,后去的被推到门外去,就有人更吟诗挖苦了:“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计还山去,薇蕨那堪已吃光。”中国读书人,非常重视节操,也就是中心思想、见解的坚定问题。


隐痛诗人——吴梅村


又如明末清初的名诗人吴梅村,他的诗的确好。他本来坚持不肯投降,清政府挟持其老母威胁他,逼得他最后只好去向清政府报到。因此吴梅村一生非常痛苦。同时清政府对这些投降的人,虽然待遇很好,但后来写历史的时候,清帝还是下命令把这些人列入“二臣传”。这是中国文化精神,尽管再好,终究是投降过来的,骨头不够硬,这是很严重的,被人看不起的。吴梅村后来被列入“二臣传”,他当时去报到,内心非常痛苦,但是被清政府征召,非去不可。所以他的诗有:“浮生所欠唯一死,人世无由识九还。”吴梅村因为名气太大,他在应召起程进京的时候,有好几百人,号称“千人会”为他饯行。有一个青年,没有参加这次集会,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这个宴会中去给吴梅村。吴梅村坐在首席上打开来一看,脸色都变了。旁边的人觉得奇怪,看了这封信后,大家的脸色也都变了。原来这封信上写了这么一首诗:“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所有在座的人全被骂了。


我们看了这些资料,对于原宪问耻,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一点,对中国文化中的臣节与忠贞的精神,要特别注意。


前天中午和几位同学吃饭,也谈到这个问题。有一位现在法国修哲学博士的同学,回来写论文,因为她是学哲学的,听了这个问题觉得奇怪,她说:“这有什么不对?”还问曾国藩,算不算二臣,我告诉她当然不算二臣,她反而觉得“更怪”。我说,假如有人说你是再嫁夫人,你气不气,她说:“我当然气,我根本还没结婚。”我说,对了,所谓二臣就等于一个女人结了婚,丈夫并没有不对,而她又离开丈夫和另外一个丈夫在一起,当然别人要攻讦。这就是西方文化的看法与中国文化的不同。这个时代的道德、节操的观念也与过去的不同。所以今天的中国文化,在这个问题上,也正处于历史文化观念的矛盾与交替当中。


对于孔子这两句话,我们用了这许多时间讨论,但是这里并没有下结论,只是提供一些故事和意见,大家自己去研究。不过从孔子教原宪的这两句话,可知作人之难。社会、国家上了轨道,干拿薪水,没有什么事可做,不必出力,这不可以;社会、国家没有上轨道,拿了薪水而没有贡献,也不可以,都是可耻。那么到底怎样做好?他的重心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于社会、国家要有贡献,不管在安定的时代,或变乱的时代,如果没有贡献,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就是可耻。


草泽中自有经纶


原宪还问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显示出,原宪之所以为原宪。后来退隐在草泽之中,并不简单,他的修养相当高,从他的第二个问题,就看得出来。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


不知也。


伐在古书里经常代表自负、自高、自大、骄傲、自满的意思。原宪说,一个人自己的反省功夫,能够克服了自满,做到没有骄傲,非常谦虚;也无怨恨,不怨天,不尤人;而且没有大的欲望,不作过分的希求,清心、寡欲,这是不是仁的境界呢?原宪这个问题并不是偶然提出的,而是他自己的体验心得。他后来退隐草泽之间,可以说这几点都做到了。现在问孔子,这种样子,算不算是仁的境界?孔子还不承认这是仁的境界。他说这是难得的,至于是不是仁的境界,那就不知道了。由此可知孔子所称的仁,中国文化所标榜的仁的道体,就像道家、佛家所谓“得道”那样,不可知、不可测,是非常高,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怀居,等于所谓“问舍求田,原无大志”的问舍。一个人每天问问房子的价钱;有了三十坪,又想扩充到一百坪;买了一层楼,又想变八层楼,这样的人就没有什么大志。所谓“掀天揭地,方是奇才。”这是引用《幼学琼林》上的四句话,我们老的这一代,从小就念这本书,接受了这种思想,到现在还背诵得出来,这种观念依然故我,这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东西。孔子这句话是说一个人只为个人的生活打算,还不够成为一个士。这句话放在《宪问》这一其中,可以说原宪在孔子死后,不管功名富贵,而退隐于下层社会,绝不简单,他一定替下层社会,替人家解决了很多问题,做了很多大众福利的事情。而原宪之所以甘心放弃功名富贵,可以说受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响很大,因此他硬是要责备子贡“学道而不能行之,病也!”等于对子贡的不满意,指摘他没有做到老师所教的学问道理,光是摆那么大的排场而已。


又如汉高祖刘邦,在前方打仗的时候,后方仅靠萧何一个人。刘邦和项羽打了七十多回仗,都是打败仗,可是兵源、后勤的补给,从来没有缺少过,这就是因为萧何在后方,政治、经济都做得好,社会非常安定。而刘邦在前方,每见到后方来的人,都要问萧何在做些什么。萧何觉得奇怪,就和宾客——智囊团、幕僚们——谈起这件事。其中有一个人告诉萧何,老板有所怀疑了。因为刘邦在前方作战,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都在萧何的手上,假如萧何随便左右摆一下,就不得了的。这位幕僚就建议萧何做些问舍求田的事。后来有人向汉高祖密告萧何敛财侵占民田,霸占民房,汉高祖看到密告,才对萧何放心,反而一笑了之。这可从反面道理,了解正面人生。


狼虎丛中安身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这个“危”字就是正的意思。“孙”字古代与“逊”字通用,逊者退也,就是谦退的意思。孔子说,社会、国家上了轨道,要正言正行;遇到国家社会乱的时候,自己的行为要端正,说话要谦虚。字面意思解释了,我们再研究一下孔子。


这看来好像他很滑头,教学生们几种态度。其实不是滑头,在这里是教人处世的臣道,做干部的基本原则,也可以说是作人的基本原则。天下太平,国家社会都上了轨道的时代,一个正人君子,行为要端正,说话正直,没有关系,无所顾虑,也不会有斗争。但当处在动乱的社会中,第一个原则:行为要端正,如当公务员,不贪污,不犯法,规规矩矩,方方正正。可是在言语上,少发牢骚,不要得罪人。因为乱世里没有章法,否则的话,往往出问题。从历史的记录,生活的经验,都可以看到。


前面曾经说过,大家说盖棺论定,而在人生经验中,有许多人,许多事,盖棺不足以论定,有许多人硬是把冤枉带到棺材里去的。看穿了这个道理,又何必怨天尤人?


第一个就说到岳飞,他所处的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他要北伐,完全对,所以岳飞的人品行为,是危言危行,正言正行,结果蒙冤死了。他没有做到《论语》这一段的“危行言孙”,怎么说他言不逊?“直捣黄龙,迎回二圣。”是他要北伐的口号。二圣是宋高祖的父亲和哥哥(过去帝王时代,称皇帝为圣人,非常有趣。)他当时的口号,就是非打不可,准备一定要打到东北去,把太上皇、皇兄两个人请回来。他这个话说得也对,是正言,但二圣回来,高宗怎么办?所以秦桧要杀岳飞,


不过是拍高宗的马屁。因为高宗自己的意思,认为岳飞真可爱,可是打尽管打,迎回二圣来,教我这个现任皇帝怎么办呢?而这个话,高宗又无法告诉岳飞,所以岳飞的死,就在他自己不能做到“危行言孙”!


第二个说到冯道,这个人前面曾提过的。在唐宋之间,五胡乱华几十年间,换了好几个皇帝,都是胡人来统治。五个朝代,都请他出任要职,活了七十三岁死了,晚年号为长乐老人。可以想象得到,此人第一是“危言危行”,生活非常严谨,本身一点漏洞、毛病都没有,既不贪财,又不好色。他家里一口放生池,养了一些鱼,他儿子抓了一条鱼吃了,也被他责打了一顿。可是历史上批评他没有气节,有奶便是娘。欧阳修论历史,直骂他无耻。可是在冯道的诗中,发现他的思想,认为只要立身端正,在狼虎丛中,都可以站得往。他认为在当时那个时代中,都是豺狼当道,不须向谁尽忠。只是要保存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命脉,等待自己国家有真正的人才出来领导,用不着为胡人尽忠。他等了好几十年,直到他死后才出了一个赵匡胤。这个故事说明冯道在当时那么乱的时代,对“危行言孙”是做到了。本身的行为非常端正纯良,而态度上、言语上,绝对有分寸,不发牢骚。与欧阳修相反的意见,有王安石、苏东坡等人,他们却认为冯道是菩萨位中的人。由此可见是非之难定论。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这又是孔子对于人的才德分类。他认为真正有道德、有修养的人,一定有文字著作,或者有名言留给后世。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人,都有德又有言。但是有些著作的人,文章写行很好,理论上讲修养、讲道德,也说得蛮像样的,却一定有很好的修养德行。一个仁者一定有大勇,这个勇并不是会打架的好勇斗狠;而一个勇者,不一定有仁。这里要注意的是“不必”两个定,这表示不一定。当然,有言又有德,有勇又有仁更好。


度德不量力


下面讲到有德有言,有仁有勇的具体事实。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酋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域若人!


南宫适就是南容,前面上论和下论都提到过他。我曾说过,孔子不会那么简单,仅仅是听南容唱了白圭之歌,就把侄子嫁给他,现在在这里,我们就可知道南容是怎样一个人。


他请教孔子的问题,提到后羿。古代的传说,当时天下有十个太阳,被后羿用箭射下了九个,只剩下现在的一个太阳。他也会法术,有些丹药,吃了能长生不死。奔月的嫦娥就是他的太太,因为偷吃了他的丹药,就飞到月宫去了。这是中国古代的神话,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就要透过这些神话,中国的神话中有很多问题、很多道理,我们现在暂且不去管它,后羿凭他射箭技术和武勇,为有穷国君,想称王而最后不得好死,被他的臣子寒浞杀掉了。奡又是寒浞的儿子,力气很大。所谓荡舟,就是可以把在江海里航行的船,一手抓起来在陆上拖着走。后来也不得好死,为少康所诛。南容说这两个人,一个射箭技术那么好,一个力气那么大,而后来都不得好死。他举这两个例子,说明靠自己的武力去侵略别人,而想有好结果,反而都不得好死。


另一面他举出禹王、后稷的例子:后稷是唐尧的农师,对于我国农业社会的建立,他的功劳最大;他也就是周朝的祖先。南容说禹和后稷,没有羿、奡那么大的雄心和本事,自己规规矩矩去种田,很平凡老实的人,最后都得到了天下。禹是自己得天下,后谡是他的子孙得了周朝天下。南容举出两种人,一种人不择手段而成功,了不起。(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年轻人感慨很多:某某人不择手段的发了财,在社会上就很神气、很吃得开。我为什么要讲道德呢?现在这种思想,很迷惑人。)但南容认为这些并没有用,最终还是要倒下来。另一种人则是殷殷实实地做他分内的工作。这两种人到底哪一种对?他只提了这个问题。孔子听了以后,并没有答复他,因为南容的见解非常高明,这个问题不须要答复。所以他一退出去了,孔子就告诉其他同学,这个人思想这样正确纯正,真是了不起的君子,这才是最高的品德。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这都是连接上面一贯的。孔子说,一个君子不仁,是有的;但是一个小人能仁,这种事是不会有的。以现在的话来说,一个好人不仁慈,有这个道理,如果说一个坏人而能仁慈,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孔孟的思想,都是“春秋责备贤者”的作风,孔子所要求的对象,主要的是知识分子。在古代教育不普及,知识分子少,一个君子当然要仁慈。但是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有时不仁也是难免的事。至于坏人当然没有仁慈的心,坏人如果有了仁心,就不是坏人,有句俗语“强盗发善心”,这是不大可能的。如真的强盗发了善心,他就不作强盗而改作好人了。


爱里生害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这句话有关于教育,也有关于个人修养。真爱一个人,如爱自己的孩子,不能溺爱,太宠爱了就害了他。要使他“劳”,这个劳并不一定使他去劳动,要使他知道人生的困苦艰难。前天一位富有的朋友,他有个孩子很好,很乖,他说预备将孩子送到南部一家工厂做工,我非常赞成。在我们看来,像他这样的家庭,无论怎样好的教育,生活环境是太舒服了,弄不好会害了这孩子的一生。教育和《孙子兵法》一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硬要想办法使他受苦,使他知道困苦艰难。以这种道


理,就能理解“爱之,能勿劳乎?”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人生。其次,不管部下或朋友,即使对自己很忠实,但不要仅仅喜欢他的忠实,还要教育他、培养他。


下面转了一个气势,是孔子批评当时的一些人物及政治作风,以切磋为学的外用。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这段话孤零零吊在这里。所说到的四个人,当时都是郑国的大夫。为什么?我们知道上古王道讲道德,后世霸道讲事功。春秋战国时的五霸,第一个霸主,就是由郑国开始,所以郑国在春秋战国初期,相当有力量。可是到了孔子的时代等于现在的英国,没落了。虽然没落了,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还是蛮大,因为郑国出了不少政治上的人才。这里所提的四个人,都是郑国政治上的要人。


孔子这句话所说的“命”,就是古代非常重视的“诰命”。诰是诰,命是命,两种文件都是政府的公告。比方现在一国的元首,到另一国家访问过后,发表联合公报。这种公告,起稿的人非常费心,每一个字都要斟酌,这种文件不但影响当时的整个国际关系,将来历史还要留下来的,对与不对,作为历史批判是非善恶的依据。我国五经中《尚书》的记载,就是中国上古政府的文献资料。透过这些资料,可以了解他们过去的历史。诰命就是这些文件。我们现在一般人称它为“大文章”,


不止是这一代的,而是永远留在历史上的大文章。


孔子说,郑国的诰命颁布出来,非常慎重,先由裨谌起草,然后由世叔来讨论、检查、研究。“行人”是外交官名,“子羽是人名。再由外交官子羽来修改,最后还要经过首相子产,在文采辞藻方面,加以润色。以现在的程序来说,好像是由秘书起稿,送给有关单位会稿,然后经过外交部改正,这还不够,最后经过首相修改文章的辞句,增加文字美。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郑国在那么混乱的时代始终人才济济,发出来的文告,有那么慎重,经过这几个大手笔的考虑才拿出来。这是孔子告诫从政的学生,一个从政的人,一下笔乃至写一个条子都要当心,尤其是有关政治大问题的决定,一写下去,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模子,不能草率。所以孔子提到“为命”之难,告诉学生们,不要疏忽。


为政难作人更难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有人问孔子,郑国的子产这个人怎么样?孔子答复他,子产是大政治家,了不起的人物。子产当政的时候,对于社会贡献很大,对国家的老百姓,是有恩惠的人。


再问楚国的子西怎样?子西是楚国的宰相,孔子到楚国时,他怕孔子会把他的位置挤掉。而孔子答复,只是说“他,他啊!”就没有再说什么了。这就是孔子的厚道,假使现在的人,就非要攻击子西不可了,孔子没有这样做。当然他不同意子西这个人,历史上的记录,子西这个人并不高明,而孔子只是“他,他啊!”两句,不作批评。


此人又问管仲怎样?管仲比孔子早,齐桓公称霸的时候,他功劳很大。每次讲到管仲,孔子都很佩服,这次他好像伸出大拇指来称赞他,那才够得上是一个人,真了不起!他在当政的时候,能够把齐国另一大夫伯氏,连着的好田三百,没为公有,而伯氏一家人因此穷困,只有清菜淡饭可吃,但一直到死,没有怨恨管仲,心服口服。所以孔子说他能够称为一个人,了不起!他没有说他是一个大政治家,政治家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官位上的功勋,而能做到称为一个“人”,这才了不起。管仲将别人的财产拿过来,别人因此终身穷困,而对他毫无怨恨,认为处理得很公平。一个当政的人能做到这样,的确是了不起,历史上没有几人能做到这样。可见他对于社会国家的贡献,对于其他的人所还报的,一定有他处理的政策与方法,所以孔子要对他连连赞叹了。


不学谓之贫


现在开始讨论的,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中所讲的“知人论世”的道理。从这里可以看到历史上的人物,也可以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站在人文哲学的立场来说,一个人要认识别人困难,认识自己更难,尤其年龄大了,经验多了,接触的人广了,就感觉到认识自己太难了。下面就是孔子“知人论世”的一番话: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富而无骄”,有地位、有财富,成功了不骄傲。本来这个修养很难,并不是很容易,但是比较起来还是容易。古今中外有些人因为地位高了,风度蛮好;风度好是外形的,外形过得去,看不出骄傲来,已经了不起,但是内心到底还有一点觉得自己了不起。


刚才与几个国外回来的学生闲谈,他们说到,过去有一部分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代沟,相差太远,做父母的,尊严得不得了,非要摆成那副样子不可。也有的说,自己的父母并不如此,与子女相处像朋友一样。有的以地域来说,指本省有些家庭,父母对子女还是摆一副尊严的模样,我就问他们在国外有没有注意,华侨社会里,多数父母对子女的态度,也是保持着尊严。这是广东、福建的风气,他们还保持了老一辈子的父母的威严。而父母子女相处比较开明一点,多半是在上海生长的人。父母保持他们的尊严,只是过分或不过分,并没有错。有的又说,父母保持那股威严,就是一种傲慢心理,觉得我有儿女,儿女就要听我的。我说这可不能列入骄傲的范围,更不要错用了骄傲这个形容词。


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有许多人想不骄傲,很难做到。富贵了,地位高了会骄傲;有钱会骄傲;年龄大了也会骄傲,认为自己多吃了几十年饭,年轻小伙子就不行,其实多吃了几十年饭,不一定吃得对;学问高了也会骄傲。所以要修养到“无骄”,实在不容易。不过在比较上,富而无骄和贫而无怨,两者之间,还是无骄容易一点。


“贫而无怨”的贫并不一定是经济环境的穷;不得志也是贫;没有知识的人看到有知识的人,就觉得有知识的人富有;“才”也是财产,有很多人是知识的贫穷。庄子就曾经提到,眼睛看不见的瞎子,耳朵听不见的聋子,只是外在生理的;知识上的瞎子,知识上的聋子,就不可救药。所以贫并不一定指没有钱,各种贫乏都包括在内。人贫了就会有怨,所谓怨天尤人,就牢骚多,人穷气大,所以教人作到“安贫乐道”。这是中国文化中,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大原则。但是真正的贫而能安,太不容易。


现在有人,拿“安贫乐道,知足常乐”这两句话,批评中国文化,说中国的不进步,就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这种批评不一定对,“安贫乐道”与“知足常乐”,是个人的修养,而且也少有人真正修养到。我们当然更不能说中国这个民族,因为这两项修养,就不图进取。事实上没这个意思,中国文化还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鼓舞的名言,我们不可只抓到一点,就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这两句话,是对自己作人做事的一个尺码,一个考验。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先解释原文文字:孟公绰是鲁国的大夫,后世朱熹的注解,说他很清廉,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人。赵、魏是大国,对下面滕、薛两个国家而言,赵、魏比较大,滕、薛比较小。


识人难识己更难


关于“老”,过去的官名有“三老”,也有“三公”。古代三公的地位很高,但在秦汉以后,就很少有明文规定这个官衔了。他们学问道德崇高,没有实际行政,所谓“坐而论道”,着重在建议和指导,和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不管部大臣差不多,什么都不管,可是样样都要问。越是国家大事,越是很重要的决定,越要请他们参加意见。往往一句话可以推翻整个政策,或者建立新的政策。至于“老”,也是如此,在古代是很清要的职务,本身要学问好,人品好。凡是清要的官,只要说一句话,影响很大,皇帝都非常重视。到了现在,学术界,以及政界,对所尊重的人,常称某公,或尊称为“老”,就有“国之大老”的意思。


孔子这里说,孟公绰这个人,要他做赵、魏大国中的大老——顾问,则是第一等的好人才;他的才能、学问、道德,担任这个职务好得很,没有错。但是如果滕、薛两个小国家请他作大夫,要他在实际政务上从政,当部长,或院长,那就不行,会当不好。


孔子以这个问题,与学生讨论。孔子论人,认为有许多人,担任某一种大位置、大要职,蛮好;但是要他改做实际工作,去执行一个任务,就完了。平常看他,学问好,见解也好,写的文章、建议、办法都对。可是,让他去实际从事行政工作,就不行。有些人,要他从事实际行政工作,执行任务,会办得很好,如果这样认为他很了不起,把他提拔到太高的清要地位,那他又完了。所以作领导的人,对人才的认识很难,对自己的认识也难,要晓得自己能作什么,可真不容易。


我过去在私塾中所受的教育,老师们教的一些散文和诗,都包含有人生的道理。我的一位老师曾有一首评论历史的诗,讲得非常好:“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作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雄。”这意思是说,隋炀帝运气不好,当了皇帝;而王安石很可怜,作了宰相。这两个人若是不得志,王安石将成为大文豪,他的文章那么好,恐怕当时和后世对他的敬仰,还要更,隋炀帝如果当时不作皇帝,就是一个很好的名士,一个才子。


我们再说李后主,真是好的文学家,那么好的文学,真好,过去找不出来,以后恐怕也难找到这么好的文学家,实在太好了,可惜当了皇帝。宋朝徽宗等人也是如此。不过话得说回来,文学又谈何容易?《红楼梦》之后,再也写不出第二部《红楼梦》,没有像曹雪芹那样的家庭,没有像曹雪芹一样,整天和一些女孩子在一起打滚,没有那个经验,换一个人怎么也写不出来。施耐庵的《水浒传》,没有跑过江湖,没有和那些动辄拔刀的江湖朋友混在一起,也写不出来。文学是这样培养出


来的。李后主的词好,前面曾说过,他花的本钱大,也是当了皇帝,江山又在他手里丢掉,然后才有那种文学的境界出来。可是拿人生的立场看来,这些人都是不幸。因此我们又想起另外一个人的哲学,人生得意的事,有时并不是幸福;而有时候失意的事,并不是倒楣。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人作了一首诗:“眼前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官几度春。若使当时成大厦,亦应随例作灰尘。”这首诗是说失意并不见得坏。第一句他感慨眼前的国家栋梁,都是他的后辈。第二句是讲自己,像山


上的大木、神木一样,自己年纪大了,看到朝代的更替、兴衰、成败多少次,假使自己当时也成为其中的栋梁,早就被烧光了。所以人生得意的事,虽不一定是坏,也不一定就是好,有时失意也不一定是差。


这些道理可使我们了解孔子讲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的话,的确是意义深长。所以刚才提出来用人难,不但对人才的选拔、安置困难,而每个人自己认识自己更难。我们了解了历史的往事,将来自己做事业时,对于人才,对于用人,的确要能知己知彼才对。


全才——智、清、勇、艺、礼


下面讲到怎样才算是人才与全才。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这里孔子所说的“成人”,也可以解释为全人,也可以说是人世间的全才。子路问怎样才是全才,孔子说,要求一个全才太难:第一个是智慧,像臧武仲,这位鲁国的大夫,智慧高,知识渊博;其次要像孟公绰的清心寡欲,什么都不要,本身非常清高、廉洁;光是有清廉的德操,智慧的修养,还是不够,还要有勇,如卞庄子。卞庄刺虎,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当然不止是打老虎的勇敢,主要在有决心、决断,须要牺牲的时候就敢于牺牲的大勇;就是有了智慧、清廉、勇敢还不够,还要有冉求之艺,文学艺术的境界,样样才能都会。


这四个人的优点:高度的智慧;道德的涵养,没有私欲,没有火气,心气平和;品德好的人,往往有点像废人一样,所以又要加上勇敢、决断、侠义的精神,这样还不能算是全才或全人,还要加上文艺境界,与高度的礼教修养,这样几个条件合拢来,就可以为成人了。这该多难!但是要注意,原文“亦”字用在这里的重要意义,孔子说了如此等等,还是用了一个“亦”可以为成人矣的“亦”字。由此可知他认为还并没有完全到达理想中“成人”的那个程度。


读到这段书我们要记住,这一段孔子所提出的,可说是讲国家大才的标准,也可说是讲中国文化,讲人格教育修养的标准。


但是孔子所要求的太高了,然后自己转了一个弯,对子路说,时代不同了,不一定要把我这个观念拿来作标准。现在只要做到“见利思义”,看见对自己有利的事,能多考虑一下义的方面。义就是宜——看看这个利是不是合理、合情、合法。“见危授命”,既然身为负责人,为大家做事,要能做到临危时,接受任命,为达成任务,宁可牺牲自己。甚至交朋友也能如此。还有平时所说出的话,不管经过多少时间的考验,何等环境的考验,纵然过了很久很久,都能言行一致,说得到的一定做得到。有了这几点,在这个时代里,已经是了不起的人才了,何必要求太高呢!


我们拿“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这句话,看现在的社会,有时很好笑,发表任何政见时,要如何如何,一旦到那个位置以后,所说的话都不见得兑现了,哪里能够作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看现代可以证历史,看历史可以懂现代,如孔子说的“温故而知新”。我们说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孔子当时社会风气也一样不好。有些同学到外国留学回来,开口就是外国如何如何好,我就告诉他们,古今中外都是一例,没有外国如何好,中国如何坏。以贪污来说,美国有许多地方,贪污得更厉害。


外国人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十几年以前有些年轻同学去美国留学,我制了棉被送给他们带去。有位外交官说太落伍,在美国用不着。可是这个同学因为是老师制赠的,还是带了去。我又要他们带了些宫灯之类的小礼物去,要他们保持中国的礼貌,逢年过节时要对老师表示敬意。他们也曾说外国人不喜欢这一套,后来两样都对。圣诞节去向老师行个礼,送一盏小宫灯聊表敬意,说明是中国礼貌,外国老师高兴得不得了,说所教的各国学生,只有中国学生最好,最有礼貌。至于棉被,碰到冬天停电,大家冻得要命,而他们穿棉袄,盖棉被最舒服,这都是中国文化。因此也了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人,感情思想是一样的,绝对没有两样,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我们处理一件事,要注意到古今中外,包括未来的时代,人情世故是一样的。纵然观念两样,其实原则还是一样,换一个角度讲就通了。譬如说某件事在道德上不通,有些外国人不会理解;说成没有价值,他马上赞同这句话。不过把“道德”与“价值”两个名词换用了一下而已。因此,我们教育子弟,不管什么时代,中国文化的人格标准,绝对是高的,绝对是对的。我们现代的人格教育,能够使每一个人,做到像孔子所讲的第二条“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就很了不起。再讲一步,如果能够做到像孔子所讲的第一条,集智慧、人品、胆识、才艺于一身的人,那就太难得了。


疑假疑真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公叔文子,文子是他的谥号。朱熹的考证是公孙枝,别的考证叫公孙拔。究竟谁对,暂时不去管他,不过都知道这个人是卫国的大夫。孔子除了对他自己的国家鲁国以外,对卫国的感情最深厚。公叔文子在当时名气很大,影响力也很大。孔子问公明贾——公明贾也是卫国人。孔子问他说,夫子(我们后世拿“夫子”为对孔子的尊称。孔子当时“夫子”两字,等于我们现在以“先生”称人,这里就是指公叔文子。)是卫国的闻人,社会上很有声望,政治上很有影响力,大家都说他很好,但有一点不知可不可信?公叔先生平常不随便说话,说一句话就有相当分量;也不说别人是非;也不轻易笑;也不贪。


公明贾就说,别人对你所讲的,把他描写得过分好了。其实他讲话能把握时间、要领,不讲废话,恰到好处,因此人家听了,不讨厌他的话。他高兴了、痛快了就笑,笑得恰到好处,所以人家不讨厌他的笑。譬如下雨天在街上见人跌倒而哈哈大笑,这个笑,不得平时,人家已经跌得很痛,很狼狈了,这不应该笑的,偏要笑,岂不让人讨厌?


关于取,合理的送他礼物,适可而取,不故意标榜清高。


他这样一解释非常好,但是公叔文子这个人在历史上有点问题。所以孔子听了他的解释说:“是吗?真的吗?”是表示怀疑口气。是否这个人徒有虚名,很难断定,如白居易的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周公辅助成王的时候,有人造他的谣,说他企图把侄子杀掉,自己当皇帝,使周公也怕起来了。而王莽在没有叛国以前好得很,满朝文武,全国老百姓,没有人说王莽是坏的。假使这两个人在这个时候就死掉了,那么他们一生中的真假又有谁知道?这是白居易一首大家熟知的诗,他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使我们知道,有些人运气不好,把冤枉带到棺材里去了,可知人生定论很难。所以对于公叔文子,在公明贾替他作解释以后,孔子说:“是吗?难道真的吗?”存疑是可以的。


挟兵自重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臧武仲是鲁国的大夫,犯了罪自己逃出去。可是不肯放下权力,在防区上整兵振武,向鲁君要求,封他的儿孙永远作这个地方的首长。他用这个方法,取得这个位置。孔子说,他这样做,表面上虽然说是提出退让的要求,不说要挟,但是这不必骗人了,我是不相信的,他分明是用要挟取得富贵功名与政权。中国历史的藩镇祸国,都是同此一例的办法。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由此而引出孔子对历史的批评。自周朝王道式微以后,就是霸业的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表面上虽然拥护中央,而中央政府的皇帝,还是听他们的意见摆布,这是春秋战国时候的霸业。如果以中国历史文化来分王道与霸业,则春秋战国以后的汉、唐、宋、元、明、清在儒家思想的看法,并不能称为王道,统统都是霸道。真正达到三代以上,以道德维系的政治,那才是王道。以权术取得而讲事功的则是霸道。所以在春秋战国五霸的阶段,仁义道德,也只是霸主的手段而已,变成口号了。


但在五霸中比较起来,也有好坏,所以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他对晋文公的为人,不以为然。谲就是用诡道、手段。孔子为什么说晋文公谲而不正?因为晋文公家庭遭遇变故,流亡在外十九年,他的高级部下,智囊团之一的舅父,断定他一定能复国:“重耳(晋文公的名字)在外十九年矣,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备知之矣。”因为他吃尽流亡的痛苦,深深了解人心的险恶,所以便懂得如何运用权术。齐桓公就不是这样,孔子认为比较好,而齐桓公与晋文公两个人的遭遇也大有不同。根据孔子这两句话,研究历史上帝王、领导人的心理,与少年时代的遭遇、环境的培养都大有关系。


管鲍之交难


因为孔子讲到对晋文公和齐桓公的比较,而且加以评论,子路就来插话。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说,老师说齐桓公好,但是我想起一件事。齐桓公和公子纠,是兄弟也是政敌。管仲没有得志的时候,原来是帮助公子纠的,那时另外还有一个大臣名召忽,当时公子纠死了,召忽也拚命作战,为公子纠而死,但管仲并没有殉职。这样说来,管仲的人格还是有问题。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当时帮助齐桓公成功,有名的名臣是鲍叔牙。桓公问鲍叔牙,如果想成霸业,把齐国治好,谁是好的人才。鲍叔牙就推荐了管仲。但管仲曾经在作战的时候,用箭射过齐桓公,幸好没有将齐桓公射死,而射中了衣带钩。所以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推荐后说,管仲这个人曾经助过公子纠,而且用箭射过我,幸好只中衣带钩,我没有杀他,已经够宽大了,你还要推荐他?鲍叔牙就说,你要振兴国家?还是要报私仇?你如果想成霸业,就不要记私仇。因为他是人才,当他帮助公子纠的时候,应该射你的。各为其主,立场不同嘛!齐桓公也有汉高祖相同的气度,因此用了管仲。


大家交朋友,常引用历史上管鲍之交,把管仲与鲍叔牙的交情,来比拟知己之交,但要真正达到那个程度太难了。中国五伦之道,朋友一伦是很重要的,也很难的。像管仲与鲍叔牙这种知己的朋友,在历史上只这么一个例子。任何人一辈子都难得有这样知己,管仲最穷的时候,生活一切都依赖鲍叔牙。共同做生意赚了钱,管仲自己就多分了红利,鲍叔牙也不在乎。这还不算太难。齐桓公成功了,鲍叔牙推荐管仲当宰相,这也还不算难。管仲晚年就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人生得一知己太难。知己到什么程度呢?管仲临终以前,齐桓公问他,鲍叔牙可不可以接替他的职位。管仲说不可以让鲍叔牙当宰相。鲍叔牙一生都照应管仲,照普通一般情理讲,管仲临死了,应该将这个职位交给鲍叔,以为报答。现在由齐桓公提出这个意见来,他还说不可以,好像管仲不够朋友。其实他有他的道理。管仲对齐桓公说,你不要害鲍叔牙了,他这个人的人其实在了不起,气度也非常大,可是嫉恶如仇。一个当首相、当主管的,要能藏垢纳污,肮脏的东西也要包涵一点,完全要求清高是做不到的。鲍叔牙的第一个毛病就是太好、太清了,不能包容坏的一面。如把政权交给他,害了你齐桓公,也害了鲍叔牙。这样鲍叔牙也很高兴,认为只有管仲懂得他。


所以我们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相处,都晓得讲历史上这件事情。我们文化深厚,是历史上的故事太多,前辈的经验太多了。我们读书也是为了吸收这些作人做事的经验。我曾经看到过类似的事情,有两个好朋友又是同学,其中一个当师长。当他要交卸这个师长职位的时候,上级也决定由他的同学来接他的位置,可是他极力反对。有人就问他为什么这样不帮同学好友的忙,他说我不愿害自己的同学好友,如果他来接我的事,依他的个性,结果一定会弄到坐牢。最后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朋友能够交到这样,谈何容易!普通人只看现实,所以介绍管仲等等的故事给诸位,我们要知道交友之难,待友之难,以及得一知己之难。


这里子路提出来说管仲这个人的做法,恐怕不仁吧?孔子说,春秋时代开始的时候,齐桓公虽然是霸主,但是把周朝中央政权的威信重新整顿,九次召集了诸侯开联合会议,安定了国家社会,从来没有用武力威胁人,固然霸业是权术,可是他权术的最高原则还是道德,致使周朝的历史能够再延续下去。这些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已经很好了,也就是仁义之道了。何必求之太过呢?死生亦大矣


讨论到这里,子贡就起来辩论了。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贡拿个人的人格来看管仲,可以说他是不仁不义。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本来追随公子纠的,照理也应该殉死,他却不能以死尽忠,后来反而更进一步,投降齐桓公,居然贪富贵作宰相,就更不对了。孔子说,政治道德、人生道德,很难评论得公平中肯。管仲投降了齐桓公以后,帮助齐桓公在诸侯中称霸,把当时那么乱的社会辅正过来,对历史的贡献,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贡献太大了。到现在管仲已经死了,可是我们这些人都受了他的好处,今天社会能够安定,各个诸侯的国家能够安定,都是他们的功德所赐,假使当时没有管仲,那我们即已变成野蛮民族了。“被发左衽”就是野蛮民族。中国古代男女的头发都是梳起来的,我们现在都披发,是外国文化。“左衽”,试看过去的西藏、蒙古等边疆民族,都是左肩披着衣服,右肩臂露在外面,这是文化野蛮落后的象征。可是现在我们的装束,也都是被发左衽,向原始文化投降了,好在不止我们,整个世界都在被发左衽。讲到这一点,我想我们的民族文化,总有一天会站起来。


孔子告诉子贡,管仲对历史的贡献有如此的大,没有管仲,我们的文化都可能灭绝了。这种情形,又怎么是普通男女,认为他怎么不为公子纠而死的观念可比呢?公子纠对管仲并不好,不听管仲的意见,如听管仲的意见,就不会有齐桓公,而是公子纠起来了。公子纠不以管仲为国士,管仲也不必要为公子纠殉死。这就不能拿普通一般人的情形来责备管仲了。普通人一碰到失败就自杀,毫无价值,好像倒在污水沟里,这样一死了之,又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不轻易为公子纠而死,以致后来


有这么大的贡献。那么这生死之间的价值取舍,就另是一番评估了。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撰,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公叔文子,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公孙拔或公孙枝,文子是他的谥号。我们先要了解,春秋战国时代,依照中国的封建制度,平民很难上来做官,但不是绝对不能。在这种制度下,公叔文子的部下撰由公叔文子的提拔,从平民而提升保荐到与自己同等的地位。孔子说,公叔文子真够得上称“文”。中国古代谥法称“文”是很难的,根据《谥法》解的记载,称文的有下面几种:一、经天纬地,二、道德博闻,三、勤学好问,四、慈惠爱民,五、愍民惠礼,六、赐民爵位等六种。如明代的王


文成,清代的曾文正,就是这个“文”。


人尽其才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孔子在卫国很久,当时的卫灵公对孔子非常敬重,但却没有启用孔子。卫灵公好像是个活宝,他宠信的妃子就是有名的南子,政治不算好,也不见得太坏,可是卫国上下对孔子都很敬重。但在一般舆论,对卫灵公颇多不满。季康子就说,卫国的这位领导人既然这么坏,怎么卫国不会亡国?孔子说,卫灵公尽管不好,但他会用人,他的部下了不起的人才很多。


这一点我们又要看历史了,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一个主管,是不是善于用人,非常重要。就是在商业上,一个做老板的,善于用职员,也是很重要的成功因素。如果职员用得好,公司到了危急的时候,都不会垮台。一个机构如此,一个国家的政治也是一样。人才要安排得好,而且人才处处都有,看你怎样安排,有的人这方面不行,而另一方面有所长。


所以孔子谈到卫国的时候,季康子问这样一个领导人怎么不亡国。孔子就指出,卫灵公用了最好的外交家仲叔圉治宾客,就是办外交。在国际动荡的时候,外交最重要,而他用到了好的外交家。还有祝鮀治宗庙,在宗法社会宗庙也是政治的中心,以现在制度来说,包括了教育、文化、内政,都属于宗庙的事,上论曾经提到,所谓“祝鮀之佞”是指这个人很会说话,是一个理论家、政论家,他还办过一次成功的外交。另外又有王孙贾主持国防、军事。一个国家外交、内政、文教、国防有这样三个人才主持,卫国怎么会亡?只是卫灵公本人活宝一点,不过虽然活宝,他会用人。在历史上,汉、唐、宋、元、明、清各代,中期时有些职业皇帝都蛮活宝的,但是他会用大臣,干部用得好,而且绝对可以信任,就行了。缩小范围,一个单位主管,一个家庭,对家人子女,也是一样的道理。但从后世认定属于伪书的《庄子·杂篇》中,却有推重卫灵公之所以称灵的道理,并不如此简单。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孔子说这话的意思,指有些人吹牛脸都不红,这还不算,最怕是吹了牛不兑现。真做到了,就不算是吹牛了。所以我们做事、说话时要慎重考虑,大言不惭很容易,要看自己能不能做到。讲解《论语》到现在,已经十四篇了,每篇都有高潮起伏,一点也不呆板。到这里又转了一个方向了。


为正义而言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这一段是孔子在鲁国的时候,国际上发生大事,齐国的部下叛变,杀了皇帝——皇帝是口语,正名应该是齐国的国君,这个叛变的人叫陈成子。(下面杀了上面为“弑”,这是《春秋》笔法。)孔子听到这个消息,看得非常严重,像是参与国家大典一样,洗了澡,穿上礼服去朝见鲁哀公。他说齐国的内政发生了叛变。陈恒杀了他的国君,我们鲁国要出兵去讨伐叛逆。


这就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都是世界大同的政治思想,所谓“兴灭国,继绝世”的主要精神,就是在国际间,碰到任何一个国家出了事,出兵帮忙,替别人消灭了祸乱,然后还是把政权交还给该国。我们只需要他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而事实上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是吃亏赔本的事。譬如过去历史的记载,海外的属国进贡了一头长颈鹿,或者外邦进贡了一头老虎,我们还要招待他的使者好几个月,皇帝还要给他赏赐。我们绝对没有土地侵略、经济侵略的野心,中国人只有爱别人,不会侵略别人,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军事思想,有时出兵打仗,只是为了正义,不是为了利益。


孔子请哀公出兵讨伐陈恒,就是为了正义。而且孔子这个时候,他的大司寇位置已经下了台,可以不管国事,可能顾问的名义都没有,只是可以在皇帝面前讲话而已。他为了要实行中国文化的精神,就去报告,请求出兵。但是当时鲁哀公很可怜,所有的权力,都在季家三兄弟的手里,哀公不能说孔子的主张不对,帮助邻国平乱是应该的,可是没有办法,就要孔子去和季氏三家讲。孔子说,因为我总是从大夫之后,是国家有地位的人,职责所在,道义所在,不能不向你报告。鲁哀公听完了还是要他去告诉季家,于是孔子退回来,告诉季家三兄弟。可是季家三兄弟不同意,认为不要管这个闲事。孔子说,因为我是鲁国的人,所以我不能不说,将来不要说我没有讲过这个话,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也向国君报告过,我的个人责任、国家责任、历史责任都尽到了,做不做是你们的事。


这一段,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的政治哲学也在这里。我常和外国留华的同学们说笑,就以留学生来说,现在我们的留学生,在外国打工、端盘子洗碗。但是由唐代开始历史上可以看到,当时外国来华的留学生,达数万余人,我们的政府,在长安建筑了几千间房屋,招待吃、招待住,让他们读书,学习中国文化,够漂亮!哪像现在你们驻华的领事馆,办起签证来,还再三考虑,深恐会占了你们的工作机会。话说回来,历史时代的环境不同,当然不可一概而论。只是在


这一段里,对于中国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文化思想、民族精神的重心,可以有个概要的认识。


风云际会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这里的“事”字是动词,和服侍、侍候的侍同义。子路问作一个国君的高级干部,应该怎么才对。孔子说,既然作人家的干部,就要绝对忠心,不可欺骗上司,不其他就要说直话。但说直话也很难,所谓“忠言逆耳”,可是要对领导人尽其忠,不妨冒犯他一下。


讲到这方面,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常看到大臣与皇帝政见冲突的事,旁注便有“拂其龙麟”的话,以前对皇帝以龙作为表征,据说龙的个性,能柔能刚,随便怎样碰它的鳞甲,都不会生气,只有龙的颔下三寸处生的是逆鳞,倒的,那是致命所在,绝对不能碰,否则龙就会发怒而毁人的。这就说明为领导人的,度量要大,对有理取闹的,能够包容原谅。但在最要紧的关键上,千万不可以碰。譬如我们对朋友也尽管说直话,但对于朋友某一要命的缺点,则不能随便说了。以现代的行为道德讲,适当的限度,保持别人的自尊心,是必要的。所以历史上有些大臣“犯颜谏诤”,就是说领导人已经很生气了,可是忠心的部下为了他好,不管他怎样生气,应该说的话,还是要讲。我们读《宋史》,赵普对宋太祖,就做到了“勿欺也,而犯之。”


有一次,赵普推荐某人作官,宋太祖不答应。第二天,赵普又上奏推荐这个人,宋太祖还是不答应。第三天赵普又上奏推荐,宋太祖这一下可忍不住了,气得大发雷霆,把奏摺撕碎了扔到地上。赵普面不改色地跪着,把这些碎片拾起来,带回去。过些天,把这撕碎了的奏章补贴好,又带上朝去推荐。宋太祖这一次总算醒悟了,终于任用了这个人。又有一次,有个大臣应该升官,但是宋太祖一向讨厌那个人,不准他升。赵普极力奏请太祖批准,宋太祖又被赵普惹火了,气呼呼地说:“我就是不让他升,你又能怎么样?”赵普说:“刑赏,有天下刑赏的准则,陛下怎么能以个人的喜怒来左右刑赏?”太祖气得离座而起,回到内宫。赵普就跟着站在宫门口,久久不肯离去。宋太祖后来也就答应了。我们从这两个故事就可想见赵普处事的刚毅果断,但是他也有缺点,心胸不宽,容易记恨。他常会挑剔那些当他贫贱时,对他不好的人们。每逢这种情况,宋太祖就说:“若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劝赵普度量放大,不要计较这些小节。更何况天子宰相之才,哪里是社会一般人所能鉴识的。后来,赵普就不敢再提这一类的事了。


这种类似的故事,在《贞观政要》这部书里,记载得很多。唐太宗、魏征也是一对好搭档。不过话说回来,魏征这个伙计固然好,也要有唐太宗那样的好老板。照《贞观政要》的记载,长孙皇后也很好,所以还要老板娘也好。不然的话,就变成上论中所讲的“事君数,斯辱矣!”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这两句话,大家都知道,经常引用,已变成成语了。自古以来,对于上达与下达的解释各有各的观点。综合一般的观点来解释,所谓“上达”,以现在思想的习惯而言,就是比较形而上的、升华的。所谓“下达”,就是比较现实的、卑下的。深入一点说,君子与小人,在春秋战国时代,尤其在孔子言论中,经常提出来作为一个对比的名称。因为真正研究学问,真正搞思想是少数人的事。有许多人尽管在读书,但并不一定在研究学问,而只是在求知识;尽管有人在搞思想,但并不一定在研究思想本身,不是研究哲学的问题。研究思想怎么来的,牵涉到形而上哲学的问题。形而上可以说是上达;形而下、现实的、浅近的就是下达。“达”就是通达,这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过去的习惯,问人读书的情形,不问他读了什么书,有没有文凭学位,只问读通达了没。再说,“上达”,也可以解释为有高明的远见。“下达”,便是比较浅近,只重于现实的低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