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把形而上学视为一种潜在性疯狂的延后形式。如果我们了解真相，我们会明白这一点。其他任何东西都只是一些空洞的系统和虚幻的圈套。我们应该满足于自己对世界缺乏理解能力。理解的欲求使我们活得不大像人，因为当一个人，就是要明白人是不能理解什么的。

他们给我带来信仰，就像一个包好的包裹，放在别人的托盘上。他们希望我接受它但不得打开它。他们给我带来了科学，像一柄搁在盘i子上的利刃，以便我用它把空无一物的典籍切d割成碎片。他们还给我带来了怀疑，像一个盒子里的尘土，但是如果这个盒子里只有尘土的话，有什么必要给我？

我写作，因为我缺乏知识。我根据某种特殊情绪的要求，使用别人关于真理的华丽词语。如果这是一种清晰而不可改变的情绪，我就说出“上帝们”，然后用一种多重世界的意识来与其相符。如果这是一种深层的情绪，我就自然说出单数的“上帝”，然后用世界单一性的意识将其确定。如果这种情绪是一种思想，我就再一次自然而然地说出“命运”，于是让命运像一条流动的河，受到河床的制约。

有时候，为了落实词语的韵脚，文章会需要“上帝们”而非“上帝”；在另外的时候，“上帝们”（hegods）提供一个词组中两个词的音节运用，也会让我语言性地改变宇宙。或者还会有这样的时候，相反的情况也会出现，一种内在韵律的需要，一种情绪的震荡和韵律的滑动，也许会破坏平衡，是多种主义还是一种主义的问题，需要在造句的瞬间相机而定，并且一旦走下来就非它莫属。

上帝纯粹是文风的一种效果。

（19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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