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京口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

作者:田余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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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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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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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354字


关于京口的作用,历来史家独重谢安以谢玄据京口创建北府兵之事,这无疑是有理由的。但是北府其所以具有这种地位,其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首先是由于前此郗鉴的长期经营。否则,谢玄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在京口建成一支足以支配南北关系和东晋政局的北府兵。


京口在郗鉴经营时期,已经发挥颇为显著的作用,概括言之,有控制三吴、抵御海盗、拱卫京师三个方面。


控制三吴在琅邪王司马睿南渡江以迄东晋初年的大约二十年内,朝廷和执政并未认识到京口的重要性,没有人去特意经营。京口成为重镇,是从苏峻之乱时由于控制三吴地区的需要开始的。首倡“静镇京口”的郗鉴受命为都督八郡诸军事,并节度浙东的王舒之军和浙西的虞潭之军,显示出京口具有控制三吴的功能。这种功能一直维持下去,东晋末年,居京口的北府主将取得了更大的权势,京口对于三吴的控制也就更为明显。三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是由来自京口的军队压平的。这种种情况,已在或将在它处论及,这里从略。


抵御海寇海寇骚扰,是晋成帝时的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海寇著者,一为刘徵,一为韩雍,都是由北方的青、徐泛海南扰的石勒部将。《晋书》卷七《成帝纪》咸和五年(330年)五月,“石勒将刘徵寇南沙(今常熟西北,有司盐都尉),都尉许儒遇害,进入海虞(今常熟)。”咸和六年正月“癸已,刘徵复寇娄县(今昆山),遂掠武进(今常州)。乙未,进司空郗鉴都督吴国诸军事。戊午,以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这几次海寇骚扰所至,都在晋陵、吴郡各地,逼近京口,迫使“静镇京口”的郗鉴加强京口防务。《郗鉴传》:“时贼帅刘徵聚众数千,浮海抄东南诸县。鉴遂城京口1,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率众讨平之”。《晋书》卷六七《虞潭传》,潭为吴郡太守,“修沪渎垒(在今上海市西北)以防海抄,百姓赖之。”事在郗鉴城京口约略同时。


韩雍抄寇事,在咸和七年(332年)三月。《成帝纪》:是月晋将赵胤、匡术“攻石勒马头坞(今安徽怀远南),克之。勒将韩雍寇南沙及海虞。”《石勒载记》:“晋将军赵胤攻克马头,石堪遣将军韩雍救之,至则无及,遂寇南沙、海虞,俘获五千余人。”韩雍救马头不及而转南寇抄,当为循淮入海而下;“俘获五千人”,当指韩雍所俘南人而非东晋所俘北人。这说明晋陵一带虽然得免于北寇陆上侵袭,比较安全,但在海寇抄略之时则又首当其冲。所以郗鉴城京口以御海寇,是那时加强防务所必需的军事措施,否则海寇溯江而上,陷京口,攻江乘,扰建康,对东晋的威胁就更大了。此后海寇很少,应当说京口防御加强是重要原因。


拱卫京师苏峻之乱的形势,使京口成为建康“东门”。其时郗鉴自广陵过江,本在京口,可西向策应建康,也可南向策应三吴。后来郗鉴奉召西行,与陶侃会,三吴的王舒、虞潭遂失策应,作战不利。《晋书》卷七八《孔坦传》,坦为陶侃长史,其时“郗鉴镇京口,侃等各以兵会,〔鉴〕既至1,坦议以为‘本不应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等犹疑,坦固争甚切,始令鉴还据京口。”郗鉴遂与后将军郭默还丹徒,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拒苏峻所遣军队,直到苏峻之乱弭平。以此为契机,郗鉴及其后人长期留在京口,在京口起着支配作用。


京口重镇,据《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说,其所统“东至土山(案即北固山),西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蔡谟为郗鉴后任,他镇京口时军事设施如此,当沿袭郗鉴规模。


《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南徐州条曰:“今京城(案即京口)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


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也把京口之于建康,比之于孟津之于洛阳,孟津为洛阳门户锁钥,京口亦为建康门户锁钥。司马氏出自河内而于洛阳成其帝业,刘、萧则起自京口、晋陵而称帝于建康。因帝乡而多膏腴,京口也同河内一样。


京口拱卫建康,主要是具有战略意义。从战术上说来,建康自有石头、白石等门户,特别是石头城。孙吴迁都建业之日,就立石头以屯军。周札开石头之门,王敦遂得以制建康;苏峻取得台城,必倚石头方能固守。这都是战术形势使然。至于京口,形成重镇以后,其战略价值表现在:一,起威慑作用,减少甚或阻止建康变局的出现。陶侃、庾亮惮郗鉴而不敢贸然兴师废黜王导,就是证明。二,尽管朝局已变,京口还有可能扭转局面,刘裕自京口驱逐桓玄,就是证明。由于东晋建康处在长江上游的军事压力之下,荆豫诸州动辄拥兵犯禁,京口作为建康东门重镇,更得以显示其重要性。


我们可以把京口在孙吴时期和东晋时期发挥的作用,略作比较。孙吴设京下督,宗室孙韶、孙越以及顾承等均曾为之。京下督所司,除连接建康与三吴以外,据《吴志·孙韶传》,主要是观察江北动静,防备魏军。所以京下督虽然密迩京师,从其职能看来只能算是吴之外镇,对吴国京畿政局并不起直接影响。


其时上游荆州一直在孙吴的稳定控制之中,不存在顺流问鼎之虞。东晋则不然。东晋荆扬相持的政治格局业已形成,京口重镇的职能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起着防备上游以稳定建康的作用,因而获得“内镇优重”的特殊地位。日后东晋政局的变迁历程,反复证明着这一点。即令是在谢玄创建北府兵和淝水之战前后时期,京口也只是兼有外镇作用,其主要职能还不是外镇。


如果进一步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我们将发现,京口的“内镇优重”地位,正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物。荆、豫与扬、徐的关系,所反映的是各个士族门户之间的关系,这是门阀政治的地域表现,或者说是以门阀为背景的地缘政治。孙吴时期,门阀士族已在形成;江左的顾、陆、朱、张,已经具有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且其时荆州上游又由陆氏人物世代据守达数十年之久,这一点,东晋时期盘据上游的士族还无法与之比拟。但是孙吴时的建业并不依赖京口以与上游抗衡。所以我们在用东晋门阀政治解释京口作用的时候,还要看到东晋主弱臣强的状况,看到东晋司马家与士族“共天下”的现象,而这些在孙吴的历史上却看不到。孙吴时上游与下游重镇,同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东晋则不然。孙吴时的士族是皇权下的士族,东晋的士族则是与皇权并立的士族。这同样是我们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