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谒张居正墓

作者:熊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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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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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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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5070字


冬日的江汉平原,若是雨天,那种辽阔的灰濛濛的色调,树林、牲畜、田野与村庄皆如烟凝,若真若幻,这是一种让人忧郁的景象,然而萧瑟并不冷清,枯寂并不衰败。不知为何,我一直喜欢在这样的冷色调中旅行。


现在,我们乘坐的面包车正穿行在江汉平原的冷雨之中。车上除了我,还有三位著名的学者,他们是王春瑜、王先霈与何镇邦。此行的成因是王先霈的一位学生在秭归县当领导,他邀请我们前去参观已经蓄水的新三峡。在我的动议下,临时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就是順道去荆州城中拜谒张居正墓。



张居正的墓在沙市市郊一处名叫张家台子的地方,荆州与沙市两城合并后,该墓便在荆州城内。


我自1993年对张居正产生了兴趣并从此开始了对他长达数年的研究。在这次拜谒他的墓园之前,我已独自前来凭吊过两次。第一次是1998年清明节。那时,我对张居正的研究和史料搜求的工作已大致完成,正准备选择一个吉日动笔写作四卷本的长篇历史《张居正》。清明节的早上,我独自驾车从武汉出发,沿宜黄高速前行约两百公里,至沙市站下。友人刘心宇君在出站口等着我,带我去墓地。约半个小时,我们的车停在一片泥泞之中,心宇领我走进一畦散发着粪臭的菜地,指着菜地中的一个土堆说,这就是张居正的坟墓。


尽管动身之前,我对该墓的毁坏已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及至亲临其境,仍不免深深地惊讶。


这座在平地上凌起的土堆,陷在难以插脚的泥淖之中。墓的后头地势稍高,即当地人所说的“台子”(我不知道张家台子的地名,是不是因张居正的坟墓在此而得),上面盖满了两层的农舍。墓之两侧,左为民居,右为村人筹资修建的一座名为菩提寺的小庙。据说所用寺基,亦是侵占墓园的用地。


我走到墓碑跟前,两条裤腿溅满泥浆。而台子上的村民,莫不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由此可以揣测,前来墓园拜谒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土堆前的墓碑是极其普通的米青石,显然是今人所立。没有任何雕饰,仅“张文忠公之墓”六个隶书大字,用油漆涂红。也许又经历了一段岁月,碑上漆色剥落,字迹开始模糊。圆土堆的一圈墓墙,用约两尺高的青砖砌起,年久失修,有几处已经倾圮。土堆上的蒿草欲青还黄,在艳丽的阳光下,格外引发人的沧桑之感。


心宇君告诉我,这座坟墓即是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钦天监为张居正选择的墓葬的原址,但坟墓却不是原来的。盖因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红卫兵小将们信奉毛泽东主席的教导,认为帝王将相无一好人。作为当过万历首辅的张居正,焉能放过?小将们遂成群结队前来掘墓。墓很坚固,用锹铲之类的工具无法挖开,便有人开来推土机,终将墓室摧毁。掩封了近380年的棺材显露出来。红卫兵们一涌而上,掀开棺盖,除张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袍服尽烂,棺内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别无任何陪葬品。这结果让红卫兵们深感失望,也就一哄而散。入夜,一张姓老农(据说是张居正后裔)悄悄来到墓地,将被红卫兵丢弃的张居正的散乱白骨收拾起来,装在一个临时找来的陶缸里,在原地挖了一个坑予以埋葬。又二十年过去,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们的曾一度得了妄想症的民族部分恢复了记忆,列宗列祖的文治武功不再一概抹杀。时任沙市博物馆馆长的侯先生与陈先生,终于鼓起勇气要重修张居正的墓园。首先,他们找到那位老农,将张居正葬于陶缸的尸骨挖了出来。那只陶缸过于简陋,他们便让当时尚在博物馆工作的刘心宇找来一只精致的青花罈子,将张居正的尸骨再次收殓。然后,在当年被推土机推平的墓基处重新挖坑,将青瓷罈埋于其中,又把散于原地周围的断砖捡起做了墓堆的护墙,并作了一块墓碑竖起,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一座坟茔了。侯、陈二人本来雄心勃勃,要建一座张居正陵园,并在今已盖了菩提寺的地方修建一座张居正纪念馆。他们把报告呈给有关领导,可惜没有下文。两位老先生现已退休,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张罗此事。


所以,我第一次谒墓,在满目荒芜的墓园听完刘心宇的讲述后,心境之苍凉可想而知。这苍凉中,既有为张居正死后数百年来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悲哀;更有为我所置身的这个民族的后代子民对先贤的麻木不仁而痛苦。



我是在39岁的时候,才有意识地研究张居正这个人。那时,因为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国人中的确掀起了一股曾国藩热。我在坊间购得《曾国藩》读过之后,遂留意起曾氏著作。后来在湘中名士王闿运的著述中,得知曾氏非常推崇江陵人张居正,说他柄国于“窳盐之极,其功尤伟”。我便开始搜求张居正的著作。不久,便买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幑主编的煌煌四巨册的《张居正集》,又从友人处借到了朱东润先生写于抗战时期的《张居正大传》。这便是我研究张居正的发端。


我在另一篇《让历史复活》的文章中,谈到研究中国的政治,首先要研究两个系列的人物,一是皇帝系列,二是宰相系列。称职的国务活动家,是宰相多于皇帝。在中国那么多可圈可点的文治武功的宰相中,张居正无疑属于最优秀的一类。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认为张居正不但是明代惟一的大政治家,就是自汉以降,也只有诸葛亮与王安石二人稍可比拟。这是因为,诸葛亮只是蜀国的宰相。局促的舞台,不足以让他运筹帷幄,摇撼乾坤。王安石才情很高,人品也不错,但缺乏将理想化为现实的政治智慧。同张居正相比,他更像一个文人。他的源头是屈原,而张居正的源头是申不害与霍光。但张居正在历史上的功绩,却是远远超过申霍二人。


明代有作为的皇帝,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篡位的皇帝朱棣,史称太祖与成祖。其后的十几位皇帝,依次为仁宗、宣宗、英宗(中间有一位景帝干了七年)、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与毅宗。这些皇帝除仁宗、孝宗与穆宗比较忠厚外,多半昏庸。特别是武宗与世宗两朝,共六十一年,已经把国家搞得一塌糊塗。穆宗是世宗的第三个儿子,继位时三十岁,享祚六年。如果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六年也能做出几件事来,怎奈穆宗素无大志,虽然俭朴本分,但沉湎酒色。所以,国政在他手上,仍没有什么起色。到万历皇帝登基,张居正出任首辅时,国家除边防稳固之外(这其中也有张居正的功劳),内政几乎乏善可陈。官腐民败,政以贿成。斯时之皇权,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九五至尊,威加四海。但其实际的控制力已相当薄弱。京师百里之外的地方,盗贼成群——这是民不聊生的显著特征。


远在世宗中期,张居正还只是翰林院的一个编修,就痛感国运的土崩鱼烂,朝廷中的官员庸多贤少,于是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弥天下之患。”张居正的宰辅之志,并不是入仕之后才有的,当他还是一个青巾学子的时候,便想成为当世的伊吕。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扎扎实实地做准备。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由于得到首辅徐阶的赏识,张居正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而参赞入阁。他的这一地位类似于今日的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年,张居正四十二岁。幸运的大门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洞开。历代的内阁,都是权力斗争最为激烈的地方,一是与皇权的磨擦,二是阁臣之间的斗争,很少有人能在那枢机之地呆得长久。就是能够呆在里头,也极难有所作为。但张居正却是一个特例。从他入阁到去世,他一共在内阁呆了十六年,六年次辅,十年首辅。其间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政权嬗变,人事代谢,他都固安其位,巍然不动。不言施政,单从为官的角度看,张居正无疑也是最优秀的。


张居正的政治理想是“足食强兵,国富民本”,在朝廷命官“饱暖思淫欲”普通百姓“饥寒起盗心”的明代中晚期,这理想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但张居正明知不可为而为,从未放弃自己的渴求与梦想。隆庆元年,他入阁之初,就向新登帝位的穆宗上过一道《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这是张居正经过长期思考而精心写出的一份相当完备的改革文件。自商鞅以降,漫长的封建时代曾发生过几次影响深远的改革,但没有任何一位改革家提出的改革措施能像《陈六事疏》这样切中要害,而且富于操作性。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遗憾的是,穆宗缺乏从根本上改变朝局扭转颓败的勇气。他只是对《陈六事疏》说了几句赞扬的话,在西苑搞了一次阅兵,仅此而已。经过这一次试探,张居正知道时机并未成熟。他仍隐忍地呆在内阁,在保全自己权位的前提下,做一些于社稷苍生有利的善政。


穆宗皇帝去世,作为太子的老师,随着太子朱翊钧的登基,他迅速得到了重用,取代高拱当上了首辅。万历新政的改革大幕,此时才正式拉开。


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一个人在副职的位子上干得太久,骤膺大任,很难摆脱“小媳妇”的心态,缺乏总揽全局的才能与朝纲独断的勇气。用这一观点来衡量张居正,显然不合适。他从翰林院的编修干起,到国子监司业(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教务长),到左春坊(太子的老师)以及入阁为次辅,他做过的官,不是无关国计民生的文职,就是与大办事员无异的副手。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他一天也不曾干过。这种出身,很容易书生意气。但张居正不同,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种“磊落伟人”。甫一上任,他就施出雷霆手段,裁汰庸官,两京不到三万名的官员,被他裁掉七千人。仅这一举动,就令天下士林为之侧目。并因此被人指斥“与天下读书人为敌”。面对汹涌而来的道德的责难,张居正不为所动。为了改革,他说过“虽万箭攒体,亦不足畏”的话。没有这种敢于担当的勇气,则他所领导的改革,不可能实现历史的飞跃。



后世对万历新政的评价,大都肯定。但奇怪的是,对万历新政的倡导者张居正,却颇多攻讦之词。细究其因,是因为张居正的改革得罪了两部分最不能得罪的人:一是以皇权为代表的势豪大户;二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清流。


孟子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其实,自商鞅至康有为,封建时代的任何一次改革,莫不都是拿势豪大户开刀。举凡江山易主之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产生痼疾。所谓太平盛世,就是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达到了某种平衡。士农工商各有天地,政治清明民淳事简。在这种和平的环境里,耽于享乐的人群愈来愈多,于是,攫取财富的贪欲也越来越强烈。此情之下,那些把握权柄的人总是能够通过不正常的手段,掠取和占有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财富。政治家的责任,就是通过他们的领导才能,使社会资源能得到合理的分配。但是,在封建专制的情况下,这样的政治家并不多见。


张居正怀着安邦济世之心,一心想救赎饱受苦难折磨的黎民百姓。当上首辅之前,他曾说过“长安棋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奸人乘一日之衅,则不可胜讳矣。”他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若对贪婪的豪强集团不加抑制,则胆小怕事的百姓都会成为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历史上所有的改革,莫不都是豪强集团与弱势群体产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发生的。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一系列举措诸如裁汰庸官、整顿驿递、减少生员、清丈田亩、一条鞭法等等,都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老百姓的困苦。当然,也把势豪大户得罪干净。


关于第二点,张居正得罪清流的问题,至今,仍有人认为这是张居正不可饶恕的罪过。在古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国的读书人,若想光宗耀祖,只有一条出路,即博取功名,金榜题名后做官。张居正也是凭着这条途径而逐步攀上权力巅峰的。但他一直对官场上的人浮于事,政令不行而以玄谈相尚的陋习深恶痛绝。他上任之初,一些同年同乡莫不欢欣鼓舞。认为升官的机会到了。可是半年时间之后,他们便深感失望。张居正并不任人为亲,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同科进士,时任湖北巡抚的汪道昆。他的确凭着张居正的关系,从地方的抚台升任为兵部左侍郎。张居正让他去蓟镇巡视边防。每到一处,这位汪侍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当地的文人,吟诗作赋,极尽风雅之能事。回到京城后,他呈给皇上的巡边奏疏,是一篇字斟句酌的美文。美则美矣,却对蓟镇边防的情况语焉不详。张居正看了很生气,在奏疏上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意思很明显,你即便是一株美丽的芝草兰花,却因为长错了地方而不得不除——路是用来行走车马的,而非园圃。于是,汪道昆被皇上下令致仕,回到歙县老家,当了一名真正的吟风弄月的诗人。另一个例子是,仍为张居正同科进士的王世贞,他本想依靠张居正的关系谋求升官,但张居正觉得这位同年虽是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但并不具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才干,所以拒绝让他担任要职。王世贞因此记恨在心,他在晚年写了一部“嘉靖以来首辅传”,对张居正褒少贬多。他说“居正天资刻薄。好申韩法,以智术取下”。在张居正同时代中,除了这部书,另有他的前任高拱写的《病榻遗言》,也是对他多有中伤。


重用循吏而疏远清流,这是张居正的一贯主张,也是值得肯定的用人之道。但恰恰这一点,他得罪了读书人。乃至在他死后,一些清流竟然配合豪强集团,对张居正横加指斥,大肆挞伐。这不是张居正的悲哀,而是民族的悲哀。黎东方先生的一段话,道出了个中奥妙:“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在明朝,是一个只讲私情,不讲国法的社会。谁要执法严明,谁就免不了得罪人。官位愈高,得罪人的机会便越多。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丢官的丢了官,说人情的说不到人情,借钱的借不到钱——如何不恨?恨张居正的人,实在太多了。”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享年五十八岁。在他之前的一连五位首辅,没有一位死在任上。张居正真正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死,对朱明王朝来讲,是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但是,直接从张居正推行的改革中得到实惠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却并不这样认为。张居正出任首辅时,朱翊钧才十岁。一应国家大事,全凭张居正作主。张居正的角色,类似于摄政王。随着朱翊钧逐渐长大,特别是十六岁大婚之后,亲政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加之他生性喜爱钱财,为花钱的事,屡屡与张居正发生龃龉。久而久之,他由当年对张居正的言听计从变为内心厌恶。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朱翊钧即开始了对他的清算。家产被抄,爵秩尽夺,家人死的死,谪的谪。朱翊钧本还想开棺戳尸,在众多大臣的力谏之下,才罢止了这个念头。自此,人亡政息,


仅仅两年时间,万历新政带来的中兴之象,便消失净尽了。好货的朱翊钧,又上承他的祖父世宗,开始了横征暴敛,国事越发地糜烂了。在他主政的最后十几年,内忧外患一直没有停止。朱明王朝,终于在他死后二十四年彻底地崩溃了。


张居正死后的数百年,围绕他展开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每遇国难之时,总有睿智之士感叹“世上已无张居正”;而遇太平顺境,便有人站出来替皇权讲话,斥张居正是“威福自专”的权臣。平心而论,张居正是爱权力,有独操权柄的嗜好。但更应该看到,他决不是那种以权谋私的人。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确确实实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张居正死于京城,遗体运回江陵老家安葬。当年他的葬礼十分隆重,享受到赐祭九坛的规格,可谓达到人臣之极。但仅仅一年后,墓庐尽毁,并从此以后再没有修复。1966年,早已沦为荒坟的张居正墓也没有被红卫兵放过,终于开了棺,扔了尸骨。四百年前的万历皇帝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在毛泽东主席支持的红卫兵手上终于做成。同在1966年,万历皇帝的尸骨被付之一炬。此前的1959年,他葬于万寿山的寝宫就被考古部门打开。这寝宫,就是我们今天参观的十三陵。朱翊钧与张居正,这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君臣、师生,尔后又成为明代昏君与明臣的两极,在同一年以不同的方式暴尸骨于世间,兴许,这又是一个历史的玩笑。



第一次谒墓,我怀着一颗惆怅的心情离开。到了第二年的年底,我的《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已经出版。武汉电视台读书栏目决定为这本书做一个专题。在我的建议下,摄制组随我第二次去荆州谒张居正墓。薄暮时分,凛冽的寒风中,我们仍然是踩着泥泞来到墓冢前。依旧的残碑、依旧的荒草,同行的编辑与摄影师,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破败的坟包里,埋藏的竟然是一位封建时代的杰出政治家。他们认为,张居正身后的寂寞,在政坛、在史坛,得不到正确的评价还可以理解。但在自己的家乡,也遭受如此的冷漠则令人费解。我告诉他们一个小故事:此前,我曾在友人的安排下,与荆州的某位领导见面。我向他讲述张居正,意在引起他的重视,能够修一修这座荒坟。可是,他听了我的介绍后,立即回答说:“我正在规划,在荆州城内给关羽修一座中国最高的铜像。”我听了甚为奇怪,放着自己的乡贤不管,却要大费钱财去为隶籍山西的关羽造像,这究竟出于何种动机?我想问他,但话到嘴边又打住。道不同难与为言。面对这样的父母官,我还能说什么呢?又过了三年,我的四卷本《张居正》已全部出齐,我得以有第三次机会到荆州谒墓。在车上,在雪意渐浓的景色中,我向三位学者讲述了我头两次谒墓的经过。著名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说:“你的《张居正》一书出版,且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想必张居正的墓不至于那么荒凉了吧。”我也如此期冀,但这次的谒墓,我们仍深深地失望。


三年时间,荆州城区的建设日新月异,新建了许多宽阔的马路,高耸的楼房。合并后的沙市、荆州两城,中间的接合部成了美丽的新区。我们乘坐的面包车驶进城中,已完全找不到前往张居正墓地的道路。司机多次停车问路边的行人:“请问张居正的墓地怎么走?”被问者皆一脸茫然:“张居正?张居正是谁?不知道。”车子在城里瞎转。这时,我想起了定居北京的刘心宇,便打电话问他。他回答说:“你不要问张居正墓,你问菩提寺。”果然,一问菩提寺,路人都知道。我们终于也在颇费周折之后,再次来到张居正墓前。


比之三年前,这墓园除了对面新添了一座巨大的垃圾堆外,别无任何变化。一样的泥泞、一样的荒草、一样的残碑、一样的断砖······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学者,绕墓一周,对残冢一揖,也只能感慨唏嘘。


谒墓之后,车向三峡。过枝江,丘陵渐多,辽阔的江汉平原已在身后隐去。但三次谒墓的感受,却在我心中拂之不去。当夜,在秭归的旅舍里,我写了七律一首,名为《再谒张居正墓》:


忍向荆州寻旧冢,三年凭吊我重来。


残碑更欲迷荒草,梵磬悠然怅客怀。


社稷频添龙虎气,英雄谁上凤凰台。


伊周事业千秋在,岂让丹心化作灰。


写完之后,我就想,待有机会再到荆州,一定要把这首诗,焚化在张居正的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