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闲话历史真实

作者:熊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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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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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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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974字

去年九月,在中国作协港澳台文学研究中心举办的海峡两岸历史研讨会上,唐浩明兄曾对我戏言:“如果你有钱,你就设立一个奖项,在世界范围内征求研究文章,如果有谁能把历史的真实性问题研究明白,且让大家都接受他的观点,就给他一百万奖金。”浩明兄说这句话,实乃事出有因。近些年,历史的创作非常兴旺。如果用读者决定市场的观点来衡量,无疑历史在中国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大凡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国民都有嗜史的习惯。小时候读过的《今古贤文》上的一句话“观今宜鉴古,无古不知今”,可作为嗜史的注脚。嗜史并不是怀旧,而是一种观照当今鉴别世事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不仅中国人如此,印度、埃及,俄罗斯等有着悠久历史国度的人民亦复如是。前年,我曾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前往印度访问。在新德里,主人招待我们观看了一部印度电影《阿育王》,这是一部历史大片。爱情加暴力,故事紧凑曲折,颇有美国好莱坞影片的特点。阿育王所处年代,比中国秦始皇稍早一些。他统一了印度,几乎成了印度历史的代名字。他在征伐期间,嗜杀成性,一俟建立起庞大的帝国,他便昄依佛教。在全国大建梵刹。在阿占陀石窟,我看到了那一时期佛教的辉煌。虽然两千多年时间过去,在今日之印度,阿育王依然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印度以他为体裁的文学作品不少。《阿育王》的热映证明了阿育王这个历史人物持久不衰的生命力。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这部电影非常喜欢。但问及印度同行,他们中不少的人表示了相反的态度。回国后,我查阅有关阿育王的资料,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影片中的第二号人物,为阿育王深爱着的那一位另一部落的公主,完全是作者杜撰的人物。如果去掉这个人物,可以说整部电影将不复存在。奇怪的是,我的印度同行责难的并不是因为作者杜撰了一个风情万种的女子,令阿育王神魂颠倒。而是认为这部电影过于美国化。印度人支持传统,有着我们中国人无法比拟和难以想像的固执。由此我想到,如果《阿育王》换成是一部中国电影,那么肯定会有一些专家在赞赏它具有创造性(因为像美国片)的艺术追求的同时,一定还会严厉的指责,它为什么不着重历史,要让阿育王这样一个伟大的开国皇帝爱一个并不存在的女人?同样都是东方文化,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和评价作品的尺度为什么如此的不同?也许有人会说,印度人注重艺术的真实,而中国人更注重历史的真实。


近些年,在中国的历史创作领域,的确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某些评论家总是用他认为的“历史真实”,来衡量别人的作品。将作品中本属艺术处理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上升到侫史或诬史的高度来进行抨击和批判。将文学创作变成历史的考据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学的悲哀。


什么是历史的真实,这是一个争论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问题。文学非物理,它没有客观真理,它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无不充满歧义,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一个历史作家,我实在不愿意在“历史的真实”这一命题下过多的绕舌。但是,既然有人老是愿意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我也只好硬着头皮说几句。


前年,应於可训先生主编的《文艺新观察》之约,我写了一篇名为《让历史复活》的文章,算是拙著《张居正》的创作谈。文章里,我论及历史的真实主要存在三个方面:一、典章制度的真实,二、风俗民情的真实,三、文化的真实。我还说到,前两个真实是形而下的,比较容易做到;后一个真实,是形而上的,很难做到。大凡历史的创作,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观点,即三分虚构,七分真实。这种三七开的说法,源于对《三国演义》的评价。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是最正宗的历史,现在,民间关于三国的许多传说,譬如桃园三结义,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关羽亡命走涿洲,张飞喝断霸王桥,赵子龙血战救阿斗等等,都来自于《三国演义》。但是,说到底,《三国演义》只是而不是历史。关于这一段历史,最权威的史书是陈寿著的《三国志》。若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对照来看,则罗贯中先生的虚构恐怕就不止三分了。上述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不是子虚乌有,就是张冠李戴夸大其辞。如此说来,用历史的真实来衡量《三国演义》就大有问题,用文化的真实来衡量,还勉强说得过去。若用事件的真实来对号入座,则必定是理不直气不壮。说到人物,《三国演义》似乎也有多处值得商榷。譬如关羽,因为罗贯中先生的精心塑造,他成了忠义的化身,完全不近女色。投降曹操时,曹操送给他十个美女,但他坐怀不乱不肯享用。事实并非如此。第一,他降曹时并未得到十个美女的赏赐;第二,据《华阳国志》、《蜀记》等几部史书记载,关羽在对吕布的战争中,曾一再乞求曹操,希望仗打赢后,能够把吕布手下大将秦宜禄的妻子赐给他。由于他希望迫切,恳求再三,于是引起了曹操的疑心。攻破吕布固守的下邳城后,曹操命人把秦宜禄的妻子带上一看,顿时大惊,原来这少妇是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的美人。于是坚决不肯赐给关羽而留下自家消受。从这个记载来看,关羽是一个好色之徒,罗贯中先生替伟人讳了,也就是说,他粉饰了关羽。


这么说,似乎我要批判《三国演义》违背历史的真实,再刻薄一点,说罗贯中先生厚诬历史了。后辈岂敢如此,举出这么多例子,无非是想说明,历史的魅力,正在于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虚构。要说明的是,我认为历史中的历史真实,就是前面讲过的三点。


如此给历史下真实的定义,我只能算是一家之言。时下有一种风气,在讨论历史真实时,往往对作品中描画的某一特定时代的历史氛围。文化心理以及风俗民情忽略不计,而刻意强调人物以及事件的真实性。这种对历史真实的理解,应该适用于历史教科书,而非历史。


勿庸讳言。一个作家的历史观决定了其作品的历史真实。而作家描写历史真实性凭籍的史料,往往会受制于史学家的历史观。例如《明史》,举凡研究明史的人,都必定首先要接触到它,但若一味地相信它或依赖它,则错莫大焉。须知《明史》是清朝人编纂的,对一些具体人物和事件的取舍与评价,则不得不听命于清代统治者的好恶与需要。如对明代皇帝,不管好坏,一律加以美化。就像隆庆皇帝,其沉湎酒色,迷恋道术滥用春药等等劣迹,明人著作中多有记载,正因为他荒淫无度。以至三十六岁就一命呜乎。这样一位庸君,《明史》中却称赞他“端拱寡、躬行俭约。”对他的私德,只“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一笔带过。《明史》作者的历史观于此可见,凡帝王,一定要正面歌颂。对皇权有制约的大臣,则被斥为权臣。如果我们依赖《明史》来写作,岂不落入编纂者的皇权至上的圈套?编纂者有此历史观,便会按图索骥,寻找相应的历史事实来加以图解与阐释。而对其不利的史料,则弃之毁之。既然史书编纂者有权按自己的历史观来遴选与征集史料,我们作家为何就不能按自己的历史观来“粉饰”与“厚诬”古人呢?历史是一座巨大的迷宫,史学家与作家都有权选择自己进入其中一窥堂奥的方式。这里面不存在优劣,只存在历史观的差别。


写到这里,若有人问我“你的历史观”是什么?我回答十四个字:“不以道德论英雄,应以苍生谋福祉”。我的拙著长篇历史《张居正》,正是按这样的历史观来征选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地虚构。如果有哪位方家觉得鄙人此种做法不妥,敬请批评。


20031213夜草于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