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文从忧患出(代序)

作者:熊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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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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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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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520字


拙著《张居正》出版后,获得过一些好评。许多同道称赞这部的成功,得益于我的旧学功底。古典文学,无论散文,还是诗词歌赋,对于我来讲,都属于“童子功”,在这一点我还有些自信。但是,就其的结构,也就是说讲故事的方式而言,尽管我使用了章回体,我仍要说《张居正》受到外国的影响颇大。有一次,我与《张居正》的责任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先生论及此事,我说在写作《张居正》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法国的雨果,他笑着回答说:“你如今成功了,怎么说都可以。”言下之意,他不相信。我告诉他,雨果对我的影响是漫长的。


三十年前,我在县文化馆工作。那时,县文化馆与图书馆没有分家,全县藏书最为丰富的,就该是县文化馆的图书室了。但这些藏书,因为牵扯到封、资、修,十之八九都不向读者开放。束之高阁,积满尘垢。我因占了馆员之便宜,更因为馆长理解我的求知欲,便给了我一把书库的钥匙。每天一大早,我开门进库,带一瓶水,一个馒头(中间夹二分钱的咸菜)权充午餐,在书库里一泡一整天。


拿今天的眼光看,这小书库的藏书,可能还没有我个人的藏书多,但在当时,我像阿里巴巴找到了藏宝的山洞。大约有两年时间,我独占了这间光线昏暗、蛛网蒙窗的书库。


库内的十几架书,中国古典多,而外国文学,大约有两三架吧,虽然不多,但都是精典。在那两三年里,我读了如下作品: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果戈理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小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小仲马的《茶花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狄更斯的《双城记》、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乔万尼奥尼的《斯巴达克斯》、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等等。除以上所述,书屋里所藏的巴尔扎克与雨果这两位法国作家的作品最多,几乎他们作品中所有的中译本都庋列其中,而且,我也全部读完。


当然,除了外,还有戏剧与诗歌、散文,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雪莱、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济慈、裴多菲、波特莱尔与聂鲁达等等,我亦通读,这些耀眼的星座,亦曾照亮我文学的星空,但因我这篇文章以谈为主,所以,暂时不能顾及他们。



今年十月,我曾应中国海洋大学之邀,去青岛参加一次由科学家与作家组成的人文与科技的对话。在会上,有一位久负盛名的海洋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先生直言不讳的说,他非常喜欢金庸的作品,他已把金庸全集通读了三遍,现正在读第四遍。


一个作家的全集,而不是某一部作品能够被人通读四遍,这个作家没有理由不自豪。对金庸的作品,文学界同仁褒贬不一,但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社会中,金庸的武侠享有盛誉并经久不衰,这是不争的事实。


谈外国,忽然说起金庸来,似乎跑题了,其实并没有。我是由金庸想起了法国大仲马。我记得第一次读大仲马的代表作《基督山伯爵》,是在1975年的夏天。我不记得是怎样翻出这本书来的,加之我身处偏僻的山区县城,又非书香门弟,所以也完全不知道大仲马何许人也,但当我拿起四本一套的《基督山伯爵》的第一本,读完第一章后,我就完全放不下手了。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书库里是不准开电灯的。为了防范,甚至连电线也剪掉了。但我还只是看了第一本的大半。眼看天黑,我心急如猫抓,馆长早就与我约法三章,我可以躲进书库看书,但决不能把任何一本书携出门外。但书中曲折多变的情节深深抓住我的心,如果放下书本等到第二天再接着读,那天晚上我肯定会彻夜失眼。于是,我走出书屋硬着头皮找馆长,希望他允许我把《基督山伯爵》带回寝室里挑灯夜读,馆长一口回绝。我于是又提出折衷方案,能否让我夜里呆在书库里,他说书库内不准开电灯,我说想好了,我去借一把手电筒,买两节新电池。馆长终于答应,为了防盗,也为了掩人耳目,馆长把我送进书屋后,就在外面把门反锁了。


斯时正值盛夏,窗户紧闭的书屋闷热如蒸笼,我进去不到五分钟就全身湿透。更有数不清的蚊虫永无休止地向我偷袭叮咬,但因为我急于想知道基督山伯爵的复仇结果,我已经对闷热与叮咬没有感觉了,我揿亮手电筒,开始了愉悦与紧张的。


我原本打算读到某一处,也就是说某一个情节结束时,就放下书本眯一觉。但我的这一计划落空。大仲马的,情节复杂多变,悬念跌起,不一口气读完,你就会觉得非常难受。大约天快亮时,我读完第二本,手电筒电池耗尽,我再也无法读下去,也无法眯一觉,我靠着书架,满脑子都是书中的人物与事件,并猜想在以后的篇章里,情节将如何发展……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个闷热的夏夜。此前,我也有过彻夜的经历,那是我在农村当知识青年的时候。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夜,我在读线装本的《封神榜》。老实说,这本书是可以中途放下的,我之所以彻夜读它,乃是因为第二天我就要把这本书还给人家。这一夜的经历也很有趣,值得记述:那时乡村还没有电灯,农民照明用梓油灯、松明、煤油灯三种。用煤油灯者,是人们羡慕的“贵族”,我拥用一盏煤油灯,所有的长夜便都温馨而幸福。那天读到半夜,没有了煤油,真正地油尽灯枯。我寻找解决的办法,发现了小半瓶菜油。我试着把菜油加一点到灯壶里,居然也能点亮灯捻,于是又进行了下去。这一夜,《封神榜》是读完了,但其直接后果是,我半个月没有吃到一点油水。当时物资紧缺,农村中每人每月供应四两菜油,我拿来作为照明之用,就只能吃清水煮萝卜了。


两次彻底不眠的读书感受,就其本身的快感而言,后者强于前者。


一部作品给人的快感,因人而异。我想,《基督山伯爵》能让我手不释卷并产生如此之大的吸引力,一是因为在那万马齐喑的时代,整个民族都在文化沙漠上备受煎熬,我们无法读到纯粹的文学;二是因为大仲马不同于别的作家,他特别会讲故事。他的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在这一点上,金庸先生与大仲马庶几近之。



年轻时不但是生命的花季,亦是文学的花季。可以说,我读过的,五分之四都是在三十岁之前完成的。我从十二岁就开始读,二十岁之前,主要是苏联及新中国的,二十岁至三十岁这十年,了大量西方名著。


我的青年时代,内心充满渴望与向往,而世界则显得呆板而冷酷。在这种业界里生活是极不愉快的,它压制了你的许多骚动,也扭曲了你的许多人性。但也有一个好处,你无法在现实中找到诱惑,你的时间不会被咖啡屋、美国大片、网球场、qq与八卦新闻等等奇异的小资文化分割成无法拼拢的碎片。那时,你虽然不拥有完整的白天,但至少你拥有完整的夜晚。


大概从十五岁开始,我似乎将所有的夜晚都用在上。古人有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注脚。照此读书,便有极端的功利性。我当时读如此之多的外国,并没有任何功利性的想法,我只是觉得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我个人的嗜好,喜欢情节生动曲折的,冗长的心理描写和节奏缓慢的叙述,会令我昏昏欲睡。青少年时代,我都是在故乡读过,由于娱乐生活的缺乏,鼓书艺人成为受人欢迎的职业。夏夜的禾场、冬夜的火塘边,都是鼓书艺人献技的地方,我听过他们绘声绘色讲述的《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粉桩楼》、《大八义》等等,中国最早不叫,而称为话本。这话本,便是说书人的创作。而我故乡的人,管说书叫“讲传”。我不知道西方有没有“讲传”这个传统。但我知道,像《基督山伯爵》、《斯马达克斯》、《十字军骑士》这一类,与中国的话本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曾把这三部当作“传”讲给乡亲们听过。他们听得屏神静气,啧啧称奇。不止一次,乡亲们对我竖起大拇指赞道:“洋传也好听。”农民的表述总是很精确,外国被他们称之为“洋传”,雅而贴切。


至今,我写还保持了一个习惯,就是先把构思的情节讲给人听,如果听者被吸引,一再追问“下回如何分解”,则这情节是可行的,否则则要推倒重来。


电影与电视产生之后,给的传播增加了新的途径。这些年来,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名著,大部份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再次成为了“话本”,不过说书人的角色有了改变——导演和演员复活了“话本”的内容。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有的被影视公司一改再改,似乎永远保有兴趣。而另外一些则无法改变纸质的命运,影视投资商碰都不肯碰它们一下,这是因为它们的叙事性太差,不具备“话本”的性质。


当然,我并不认为被影视公司老板看中的就一定是好,反之,不适宜改编影视剧的就是差的。对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位家都有权利根据自身的美学追求来写自己的。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有的作家读者群很大,有的则很小。有人认为,通俗作家的读者群大而精典作家的读者群小孩子。我不大同意这个说法。精典与通俗,不在于受众的多寡,而在于自己中的叙事方式。把当作一本哲学书来读,则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但是通过的人物与情节让人悟到一点什么东西,则又另当别论了。


记得曾有人把金庸与鲁迅拿来作比较,并痛言如果金庸是文学大师,那鲁迅怎以办?此前,也有学者把大仲马与雨果拿来作比较,认为只要一读作品,两人的优劣便不言自明。这样的争论听多了,我便暗自庆幸,我年轻时幸亏不认识任何学问大师,否则,我恐怕终生都不会读到大仲马了。


我不排斥大仲马,同时,我也承认,雨果对我的影响更大。



读完一部,然后咀嚼它并理解它,是我二十八岁以后的事。


二十八岁那年,我从县文化馆调到省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就在这一年,我认识了徐迟。


自1979年发表《歌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老又为李四光、周培源、蔡希陶等著名科学家立传,从而在中国文坛掀起了“徐迟旋风”。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徐老对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好感,我想,这大约是他并不欣赏我的成名作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的缘故,徐迟是一个抒情而浪漫的人,同时是一个惟美主义者,在他看来,诗、音乐与绘画天生丽质,最具美文的表现形式。而我的那首诗剑拔弩张,是愤怒的产物。他不大喜欢愤怒出诗人的说法。后来,他为我的诗集《瘠地上的樱桃》写序言,干脆挑明了说“我历来不同意把诗变化成匕首和大炮。”


徐迟与我产生谈话的兴趣,是从《楚辞》开始。第二次见他时,他在住院,床边放了一套线装的《楚辞》。他问我一个很怪的问题:“魂一夕而九逝”这句诗,这个九逝究竟是不是实指?也就是说,人有没有可能一个晚上灵魂九次出窍,我回答说,此处的九,是多的意思。同时,九亦是阳极,与之对称的六,是阴极,灵魂出窍应该是至阴的事,怎么反而用了一个阳极的数字呢?这个九,肯定不是实指。老实说,这个回答有狡辩的味道,因为我虽然很早就背诵过《楚辞》中的许多篇章,但对每句诗的细微之处,并没有像徐老这样探微索隐。但是,正是这次谈话,却确定了我与徐迟的师生关系,他开始主动约我谈话了,并对我说:“我要花五年的时间,把你改造一下。你现在虽然也在写作,写出的东西也能发表,但你不知道为何而写作,以及如何写作。”徐老的话很严厉,但年轻气盛的我,还是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一来是因为他的盛名,二来通过两次谈话,他的深厚的西方文学修养已深深地把我折服。他给我订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主要是外国文学。他开了一个书单,大约有近百部西方名著。打头的第一部,就是《荷马史诗》。我告诉他,这书单中的许多书,我都已读过。他听了很不高兴,责问“你都读懂了吗?”他说着从书架上抽出已经发黄的旧版《荷马史诗》,翻出一段来要我看,是描写盾牌的,占了几个页码。徐老说:“人家荷马可以把一个简单的盾牌写出两百多行诗来,而且一点也不枯燥,这种想象力你有吗?没有你就要学习,研究人家的想象力是怎样产生的,而且能够在作品中恰当地表现出来”,这种责备对于我无啻于一记棒喝,并开始汗颜。原来,我读过那么多作品,只是“看”,而并没有“读”,也就是说,我只是作为一个读者来消遣,而没有以作家的眼光来研究。


从此,在徐老面前再也不敢随便说话,而是严格按他的要求读书。从1982年至1986年,只要在武汉,我每星期必得两个半天到徐老家里,向他汇报读书心得,然后听取他的指教。比之第一次躲在英山文化馆的书库里读书的那两年,这第二次的五年,我倒真读懂了许多作家的作品。像雨果,徐迟让我非常认真地将他的《悲惨世界》、《笑面人》与《巴黎圣母院》各读两遍,从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情节的设置、人物命运的纠葛、场景的合理运用、对话与叙述、隐性的主题与显性的故事等等都作了细致的分析与探讨。


1988年,在经过数年的学习后,我产生了强烈地创作的冲动,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徐老,他说“你可以试试”。花了半年的时间,我写出了第一部十六万字的长篇《酒色财气》,这本书尽管也出版了,但亳无影响,甚至我在给出版社看三校时,已自气馁,觉得没有出版的必要了。书还是印了出来,徐老看过后说:“你这书没有写好,已不是文学的修养问题,而是你的生活不够丰富,你仿效雨果,但你没有经历雨果的坎坷与磨难,因此,你也不具备雨果式的忧患。”


怎样才能获得雨果式的忧患呢?徐老从要我读书发展到要我读人。这一点倒真是难为了我,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但是,在那以后的岁月中,上苍眷顾,让我得以有机会尝到过雨果式的曲折人生,并得以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读各式各样的人,分析研究这些人,并进而研究由这些人组成的社会。不知不觉地,雨果式的忧患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的《张居正》,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


最后这一番话,表面上看与读书无关,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没有从漫长的中,便我的思想具有历史的沧桑感,分析和判断现实中的人和事,我就有可能发生谬误。至少,现在面对生活中众多的人与事,我知道哪些可以变成文学,哪些则不能。


20041218匆草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