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托尔斯泰传(7)

作者:罗曼·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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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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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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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014字

他们只得分开一段时间。因给对方带来痛苦,他们相互道歉。他俩一直都是相爱的!可是,只要两人重新相聚,又变得水火不容。伯爵夫人难以认同托尔斯泰的那种宗教癖好,由于这种癖好,他开始向一个犹太教教士学习希伯来语。她无法掩饰自己的不开心。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她给他写信说:


“你亲自劈柴、烧水、缝靴,你在这些事情上花费了那么多精力,这真让我伤心。”


不过,她又加以补充,就像一个母亲面对有点疯癫的孩子那样,带着温柔而嘲弄的微笑说道:


“‘孩子想怎么玩就让他怎么玩吧,只要他不哭就好。’这句俄罗斯谚语使我平静下来。”


不过,信没有这样寄出去,因为她可以想象,当丈夫读到这一段话时,这嘲讽的语气会使他那善良而天真的眼睛更加忧伤;于是,她又拆开信,充满爱意地写道:


“突然间,你那么清楚地站在我面前,我心中对你有着无限柔情!


你身上属于乖巧、善良、天真和执着的东西,被你对别人充满同情的心灵之光照耀着,被你那直透人心的目光照耀着……这些东西只有你才具备。”


这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就这样相互折磨,以后的日子也是这样继续着。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情形延续了将近三十年,直到垂死的老李尔王带着迷惑逃往大草原,这一切才告终。


《我们该怎么做?》最后那段对妇女们的热烈呼喊,大家都没有怎么留意。对当代的女权主义,托尔斯泰没有一点好感。但是,对他认为是“贤妻良母”式的女人,对了解人生真谛的女人,他却虔诚地充满了崇敬;对她们的痛苦与欢乐,对她们生儿育女那可怕的苦难,对她们不求回报的、费尽心力的艰辛的劳作,对她们痛苦过去后获得的幸福,他都大为赞扬。


他描绘了一个勇敢的妻子的肖像,她是她丈夫的助手,不是丈夫的累赘。她懂得,“作出隐形的牺牲,为了他人的生命而没有回报,人的天职唯在于此”。


“这样的女人,非但不会唆使丈夫去干欺瞒、占有别人劳动果实的事,对于这种可能带坏自己孩子的勾当,她还感到深恶痛绝。她要求自己的伴侣去做正当的、需要精力、不惧危险的工作……她知道,他们的孩子们是注定要被人当作圣洁的典范的,而她活着的意义就在于为这神圣的事业作贡献。她要在孩子和丈夫心里培养这种牺牲精神……统治着、引导着男人的,就是这种女人……哦,贤妻良母!人类的命运就由你们所掌握!”


这个呼唤的声音,带着企求和希冀……难道竟会不被人听到……过了几年,最后的希望也熄灭了,一八九五年的《致友人书》里,他说:


“你们可能不会相信,但是你们无法想象,我是多么孤独,对于我这个真实的人,周围的人怀着何种程度的轻蔑。”


对于他的思想变化的伟大之处,倘若连最爱他的那些人都那么不了解,我们又怎能企盼别人会对他了解得更加深入,对他更加尊敬呢?


那些与他重归于好的人,有些是因为出于一种谦卑的基督教精神,并不是因为改变了对他的感情,他总是自嘲说:“我常为托尔斯泰感到不公平,不过,就像法国人所说的,各人自有消灭跳蚤的方法。”


几年后,快要去世的屠格涅夫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在那封着名的信中,他恳求他的“朋友,俄罗斯的伟大作家”,“重新返回文学的道路上”。欧洲的所有艺术家都有着同样的焦虑与祈求。欧仁·迈希奥尔·德·沃居埃在一八八六年自己的《托尔斯泰研究》的结尾,借由一幅托尔斯泰身穿农民服装,手拿缝靴锥子的肖像画,雄辩地呼唤道:


“这不是您的工具,你这位创造杰作的巨匠!……我们的工具是笔,我们该耕耘的是人类的灵魂,那是同样应该得到呵护和灌溉的。请允许我向您说起一个人,他是莫斯科的第一个印刷工,曾有人要求他像普通的俄罗斯农民一样耕田种地时,他极力呼喊道:‘我要做的是向全世界撒播智慧的种子,而不是在地里撒播麦种!”


就好像托尔斯泰不愿充当思想粮食的播撒者似的……在《我们信仰的寄托》的最后,他写道:


“我认为,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辉,就是为照耀着大众而生的。我认识真理的才华同样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这种才华就是一把火,而且是在燃烧中才能有意义的一把火。我认为我生命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在内心的光明之中生活,并高举起这种光明,让更多的人都看得到。”


但是,这种光明,这种“在燃烧中才能有意义”的火,使大多数艺术家都感到不安。他们以为他们的艺术很可能会被烧毁;托尔斯泰会像普洛斯帕罗一样,把他那根创造性幻想的魔棒永久地折断了。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要证明,托尔斯泰并没有毁灭艺术,反而激发了艺术中的一些静止的力量,他的宗教信仰不但没有扼杀他的艺术才华,反而升华了他的这种才华。


十三


难以理解的一点是,人们在谈论托尔斯泰对科学和艺术的思想时,总是忽略了他的那部《我们该怎么做?》,这部写于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六间的书,是他的这些思想的着作中最重要一部。这部书中,托尔斯泰第一次向科学和艺术发起猛烈攻击,往后所有的攻击都不及这么猛。这是一篇最激烈的檄文,是针对“科学的伪道士”和“艺术的骗子”所写的。那些知识阶层,将之前的统治阶级,包括教会、国家和军队摧毁或控制后,又霸占了其位,他们不愿意或者没能力为人类做好事,却声称人们崇拜和效忠他们,教条似的宣扬一种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无耻信仰,他们其实是顶着这套骗人的面具,将其个人自私自利和空虚的面具掩盖起来。


托尔斯泰又说:“千万不要认为我否定艺术和科学,我不仅不否定,反而要以艺术和科学的名义赶跑那些出卖它们神圣的殿堂的人。”


“就像面包和水一样,科学和艺术也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更加重要……认识人类使命,认识人类的福祉所在,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关于人类使命的表白,关于人类福祉的表白,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托尔斯泰极力地赞美那些“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以竖琴或扬琴,形象或语言,来进行反对欺骗的斗争,表达斗争中的痛苦,表达对真善美获胜的希望,表达对假恶丑获胜的绝望,表达他们对未来的热情企盼”的人。


《我们该怎么做?》一书中,他勾画出了真正的艺术家的形象,这是一些充满了痛苦而神秘的激情的文字:


“只有在不索取任何权利,只是履行义务时,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才能取得成就。因为只有当这种活动的实质是奉献时,才值得人类称颂。以精神上的劳动服务于他人的那些人,注定要为完成这一使命而痛苦,因为只有在痛苦与折磨之中,才能产生精神的世界。奉献与痛苦,这就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命运,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众人谋利。


人是不幸的,他们受苦、死亡,无暇享乐、游荡。思想家或艺术家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坐在奥林匹斯山顶上,烦躁、激动、不得安宁。他们一定要确定并说出什么能给人们带来福祉,什么可以使众人的痛苦得到解救,如果他们没有确定或没有说出来,明天可能就来不及了,因为他们有可能即将死去……真正的艺术家和学者,并不是那些培养艺术家和学者的学校所能培养出来的,那些学校倒是经常培养出一些破坏科学和艺术的人;也不是凭着学历享受俸禄的人将会成为思想家或艺术家,而是那种想要不去思索、不表达内心却又做不到的人,因为他们受到两种无形的力量的驱使,那就是他内在的需求和对普罗大众的爱。世界上不存在追求享乐、志得意满的艺术家。”


这段光彩夺目的话,给托尔斯泰的天才投下了一丝悲剧性的光芒。


这是在亲眼目睹了莫斯科惨状后,内心极其痛苦的情况之下写的。科学和艺术充当了当今社会所有不平等和伪善体系的同谋,他对此深信不疑,并且永远都不会动摇这种观念。不过,当他初次接触悲惨世界的印象渐渐淡化,伤口渐渐复原,这本书里颤动的痛苦和复仇的怒火,在他后来的任何一本书里都找不到了。在他以后重新批评艺术的着作中,他将以文学的角度而不是神秘主义的角度来批判。在书中,艺术问题被从人类悲惨的背景里剥离出来,而一直以来,这人类的悲惨恰恰是让托尔斯泰一念及就要发狂的,就像那天晚上,他参观了夜间收容所后,回到家里就满怀绝望地大声哭叫。


那么,他的这些说教式的着作就变成冷酷无情的了吗?不是的,对他而言,是不可能冷酷的。直至他的生命结束之前,他还是以前那个写信给费特的人:


“对于一个人物,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人物,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大可对他冷嘲热讽,甚至破口大骂,让他活活气死。”


他就是这么对文艺作品进行批判的。他对作品中的否定部分进行激烈的谩骂与嘲讽,这是他给艺术家们唯一最深刻的印象。他对他们的迷信与怀疑采取了过于猛烈的攻击,以致于他们把他当作艺术上的敌人,甚至是任何艺术的敌人。但是,托尔斯泰的批评是有建设意义。


他从来不会为了破坏而破坏,他是有破有立的。生性谦逊的他从来不说自己创立了什么。他曾经并将永远地扞卫艺术,反对艺术被假艺术家利用和玷污。


一八八七年,他那部着名的《艺术论》问世前十多年,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说:“过去和未来都始终存在着真正的科学和艺术……那些自以为是文明人的人以及他们身边的学者和艺术家,构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就像掌握着神权的神甫一样,他们有着所有特权阶层共有的毛病,当今的一切罪恶都来源于此。……所谓的科学和艺术,只不过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大骗局,一种狂热的迷信,我们如果摆脱了过去的宗教迷信,就必不可免地会落入这种迷信当中……不要迷信,保持住自己的赤子之心……”


对于这个特权阶层所津津乐道的当代艺术,对于这种迷信,这个大骗局,托尔斯泰在他的《什么是艺术》中无情地予以揭露。他风卷残云般地将它的可笑、无聊、虚伪、堕落一一展现出来。这种破坏给他带来的快感,犹如一个孩子从毁掉自己的玩具里得到的快感一样。


在整个批评部分里,往往通篇都是幽默,不过也稍欠平允。这其实是战斗,托尔斯泰操起任意一件武器,恣意地挥舞,他根本不去考虑被打者是什么样的。所以,就像打仗一样,他往往会误伤到一些应该保护的人,例如易卜生和贝多芬。错就错在他太激动了,批判之前无暇细想,以致完全丧失了理智,或者可以这样说,因为他的艺术修养还欠缺。


对于现代艺术,他能有多少了解呢?他不过是了一些文学作品。这个乡绅一八六〇年起就再也没到过欧洲,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乡村里度过他一生中的四分之三的时光,能见识过什么欧洲的绘画和音乐?他唯一感兴趣的只是开办学校。


绘画方面,他都是道听途说的,胡乱地引证一些颓废的画家,像皮维斯、马奈、莫奈、勃克林、施图克、克林格等,他钦佩儒勒·布雷东和莱尔米特,只是因为在他看来他们具有善良的情感,但他瞧不起米开朗琪罗,而那些描绘心灵的画家,他连伦勃朗都没提到过一次。


音乐方面,他感觉不错,却不怎么在行。仅凭着幼年的印象,知道几位在一八四〇年左右就已成为古典音乐家的人,此后的音乐家就没什么了解了。不过柴可夫斯基是个例外,因为他的音乐让他感动得流泪。他对伯拉姆斯和理查德·施特劳斯都不屑一顾,就连贝多芬他都敢教训,他自以为很了解瓦格纳而评价他,其实他只听过一次瓦格纳的《西格弗里格》,并且是在幕启后才入场,而第二幕的中间他就退场了。


文学方面,不用说他了解会比较多点。但是,不知道他吃错了什么药,他放着很了解的俄罗斯作家不去评论,却对外国的诗人们指手画脚,这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再说,他们的作品集,他不过是随手翻了几页罢了!


随着年岁渐长,他的顽固和自负居然有增无减。他还写了一本书来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


“他成为任何人都行,但他不是艺术家。”


说得这么绝对,简直是值得敬佩!托尔斯泰坚信自己真理在握,不容置疑。他会告诉你:


“《第九交响曲》这个作品会使人们相互隔阂。”


或者:


“只有巴赫的着名的小提琴曲、肖邦的大调小夜曲,以及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肖邦等人的作品当中择取的十来件作品,除此之外,其他的统统都该像一种让人们相互隔阂的艺术一样被抛弃,烧成灰烬。”


或者说:


“我将证明莎士比亚连四流作家都不如。他对性格的描写,简直糟糕透顶。”


哪怕世界上其他的所有人都反对他的意见,他一定还毫不退让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骄傲地写道:“我对莎士比亚的看法,截然不同于整个欧洲对他的固有的看法。”


他总是对诺言感到困扰,他觉得诺言无处不在;越是普遍传播的观念他越是奋力反击;他挑战它,怀疑它,如同他在谈到莎士比亚的名气时那样说:“那种影响,是人们遭受到传染病式的一种影响。就像中世纪时期的十字军远征,信奉巫师,找寻点金石,对郁金香满心狂热等等。只有摆脱它后,人们才会发现这种影响的疯狂。新闻业越来越发达,这些传染病就变得越来越猖獗。”为了更好地表达这类传染病症,他还举出了“德雷福斯事件”这个例证。他是一切不公正的敌对者,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扞卫者,他鄙夷地、冷漠地谈起这一事件。


这个例子非常明显,可以证明,由于他的极端态度,导致他对谎言的怀疑,对“精神传染病”的出自本能的排斥会达到什么程度!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却没办法克服。人类道德的沦丧,不可想象的盲目,让这个心灵的透视者、热情力量的召唤者将《李尔王》看作是“劣作”,把高傲的考狄莉亚看成“没有个性的人物”。


必须承认,莎士比亚某些真正的缺陷,那些我们所没有真心承认的缺陷,确实被他很清楚地看到了,例如千篇一律地套用诗句,英雄主义,修辞单一。我理解托尔斯泰,在所有作家中,他是最缺文气的一个,对于天才最突出的文人的作品,他自然是最反感的了。


可是,对于大家都不明白的那些事情,你又何必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去谈论?对于一个向你完全封闭的世界,你的评判能有何价值?


倘若我们要从中找到一把钥匙去打开这个奇特的世界,这些评判当然无法给我们提供任何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要探求托尔斯泰艺术之门的钥匙,它的价值却是巨大的。对于一个创造性的天才,我们不能要求他的批判完全公正无私。当瓦格纳或托尔斯泰在谈论贝多芬或莎士比亚时,他们谈的并非贝多芬或莎士比亚其人,他们说的其实是他们自己,他们是在表达自己的理想,并不是有意要欺骗我们。托尔斯泰在批评莎士比亚时,无意让自己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进行,他对莎士比亚的客观艺术都是持反对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