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赴西安救夫君(2)

作者:何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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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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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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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220字

蒋介石到达西安后,立即着手实施新的“剿共”计划。他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师长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请到华清池谈话、吃饭、照相,要他们服从命令,进攻红军。


被召见的两军将领都异口同声向蒋表示:不愿意参加“围剿”红军,愿意去前线抗日。12月7日,他决定了让蒋鼎文、卫立煌代替张、杨的方案。于是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最后摊牌,提出他在洛阳拟好的两种办法:


张、杨服从中央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前线,在中央军监视下“进剿”红军;张、杨如不愿“剿共”,就把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把陕甘让给中央军。显然,这两种办法都是逼东北军和十七路年走向绝路,令张、杨都不能接受。怎么办呢?张学良决定再次向蒋哭谏。


12月7日,张学良请杨虎城到金家巷张公馆,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张学良表示为了对蒋做到仁至义尽,主张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就先礼后兵,那时我们也对得起他。杨虎城不好过于阻拦,便答应再试一次。


当天晚上,张学良去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从东北军的军心谈到全国的民心,从委员长的个人威信谈到政府的根基,民族的利益,蒋介石充耳不闻,毫无所动。


张学良三个多小时的慷慨陈词,三个多小时的痛哭相劝,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换来的是蒋介石的勃然大怒: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


8日上午,张学良对杨虎城说:“我的劝说失败了,蒋还拍桌子同我吵了一阵,你可再去走一趟,看看情况。”


杨虎城早就看出,蒋介石顽固不化,劝说是无效的,但他还是同意去试试。上午11时,杨虎城去华清池向蒋进谏:“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


蒋介石又谈了一通剿共为先的论调,杨虎城看蒋态度顽固,再谈下去,恐成僵局,就告退回西安了。


杨虎城回到西安后,立即赶到张公馆,与张学良商量对策,两个商量结果是:劝谏、哭谏均已失败应立即采取行动,不能再失去时机,不能失去人心。他们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东北军和和十七路军)也值得。最后张学良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介石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兵谏,势在必行,箭在弦上了。


12月9日,西安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请愿活动。张学良劝学生不要逼迫军警开枪,作无谓的牺牲,表示一周内将用行动答复他们的抗日请愿。


当天晚上,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反映学生的要求。蒋介石申斥张学良“失掉国府大员的身份,站在学生立场说话”。责怪他对学生没有用武力镇压。


12月10日,蒋介石召开了一个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参加的重要军事会议,最后确定了“剿共”的计划,解除张、杨的职务,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充当“剿共”主力,定于12日颁布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令。


蒋介石的军事活动使张杨发生疑惧,他们感到蒋介石对他们已不信任,不重视他们了。尤其是张学良与蒋介石的政治矛盾已公开化,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各自对对方都失去了信心,看来最后摊牌的时间已迫在眉睫。


12月11日,张学良仍不动声色,一切如常,白天他来到华清池见蒋。蒋介石照常召见、安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申斥办事不力的人,按他的原计划,12月12日他将离开西安回南京。


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举行一个告别宴会,张学良参加宴会,并始终陪伴在蒋身旁,晚宴上蒋介石宣布了新的“剿共”军事计划和对蒋鼎文、卫立煌等人的新任命。张学良、杨虎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马上商定按原定计划行动: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捉蒋,必须保护蒋的人身安全,必须尊重他的名誉,西北军负责扣押随蒋来西安的全部中央军政大员。


蒋介石此次西安之行,宋美龄因病没有陪同,在上海休养。当蒋介石同张学良、杨虎城心照不宣谋划对方时,她正为建设一支有效率的空军而忙着。


3蒋介石抱定一死


12月11日的夜晚万籁俱静,显得那样冗长,墙上哒哒的钟声,就像千钧铁锤撞击张学良的心。一场惊天动地的壮举就要爆发了。


12日凌晨2时许,大地一片黑暗,此时的西安正在沉睡之中。担负扣蒋任务的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王玉瓒等分乘汽车、摩托车,风驰电掣地向临潼驶去。


当王玉瓒率王世民、马体玉等多人冲进二道门时,蒋的侍卫长跑出房门,连喊带问:“什么事?什么事?”他们哪里理他,几枪把他击倒在地。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的侍卫惊醒后,凭借门窗拼命抵抗,二营士兵奋勇进攻。这时,孙铭九带领卫队第二营官兵50余人也已到来,加入了战斗。


这时各种枪声和手榴弹响彻骊山,王玉瓒和王世民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五间厅前平台上。一见蒋住的三号厅门半开着,他们就飞步闯进卧室,发现床上无人,被子掀着,伏看床底下也没人,但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而人去室空,便进行搜索。


最后,孙铭九在骊山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蒋介石,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孙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孙铭九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介石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东北军行动的同时,杨虎城指挥的十七路军将士也没有闲着,西安城内的中央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10多人也全部被拘禁。


12日上午8时半左右,唐君尧、孙铭九、谭海等人把蒋介石押送到新城黄楼。蒋因惊吓过度,不能步行,宋文梅和孙铭九只好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


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他们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后,孙即辞去,向张、杨两将军报告经过。


上午9时半左右,张学良来到新城黄楼,看望蒋介石,向他说明兵谏原因。蒋见张来,神色突变,仍呆坐椅上,继续出声长吁。张学良对他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介石不答。


张学良继续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变。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取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当张学良说完,蒋才呐呐地说:“你既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张学良继续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


蒋介石一听由群众公裁,立即对张学良说:“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你还是把我先送回洛阳再谈。”说完后,蒋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谈话没有什么结果,张学良辞出。


当天中午,蒋介石向宋文梅提出,他要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事变后,邵力子被软禁在西安绥署卫士队队长室内。张学良看过蒋介石后,于上午10时看望邵力子,表示慰问,说明对蒋兵谏的目的是抗日救国,并介绍蒋被扣后态度顽固,请邵力子去劝说蒋改变态度,接受抗日要求。恰巧蒋介石也要见邵,邵力子立即去到新城黄楼见蒋介石。


邵缓缓地对蒋说:“今天已经发生了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由于日寇的不断入侵,已经激起了国民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去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


邵力子离开后,蒋介石向宋文梅要纸笔。他默想了一会,便提笔给宋美龄写了一份像遗嘱式的电文。全文如下:


美龄吾妻:


余决心殉国。余死后,余之全部财产由汝继承。望善视经国、纬国两儿,有如己出,以慰余灵。愿上帝赐福予汝。


蒋中正


另一份遗嘱是写给蒋经国、蒋纬国的,内容为:


经国、纬国吾儿:


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惟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下亦瞑目矣!


蒋中正


蒋介石写好电文后交给宋文梅,让宋转交张学良拍发出去。他依然没准备让步,让他担心的已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宋美龄和两个儿子。当时蒋纬国在德国学习,蒋经国在苏联已断音讯。


下午,南京派来的36架飞机在西安上空低飞示威。飞机掠过新城黄楼时,机声震耳欲聋,蒋介石卧床静听,当宋文梅告诉他是洛阳来的飞机时,蒋介石露出得意之色说:“我估计政府飞机一定会来西安的。”


12日这天,张学良去看蒋介石三次,蒋介石根本不容他说话。有一次还厉声斥责张学良说:“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别的话讲。”蒋甚至用手捂着耳朵,说:“我不同你讲话,我不同你讲话。”


蒋介石的顽固态度令张学良十分尴尬。在蒋介石决心以死抗争并向妻子交代后事的同时,张学良也想到了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同杨虎城等19人联名致电南京中枢后,张学良还以个人的名义给宋美龄发了一份电报:


蒋夫人赐鉴:


学良对国事主张,当在洞悉之中。不意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学良以待罪之身,海外归来,屡尽谏诤,率东北流亡子弟含泪剿共者,愿翼以血诚促其觉悟。此次绥东战机,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窃思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计,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此间一切主张,文电奉闻。挥泪陈词,伫候明教。张学良叩。


张学良在信中不仅说明了发动兵谏的苦衷和公心,希望得到宋美龄的谅解,而且传递了希望宋美龄斡旋的信息。不论宋美龄是否能接受张学良进谏的非常之举,这封信都足以让她坚定沟通宁陕对话的决心,尽力阻止可能的军事讨伐。宋美龄在婚前就与张学良熟识,嫁给蒋介石后预闻国家大政决策,对这位东北少帅有了更多的了解。张学良数次在关键时刻支持蒋介石代表的中央政府,并在九一八事变后替蒋介石承担了“不抵抗”的罪名。蒋氏夫妇同张氏夫妇私交很好,宋美龄必定能相信张学良保证蒋介石人身安全的诚意,这也是张学良所期待的结果。


14日下午,杨虎城与张学良商量之后,身穿军装单独去见蒋介石,蒋对杨的态度很客气,一定要杨坐下来谈话。蒋问杨说:“这次事变,你预先知道不知道?”杨回答说:“知道。”蒋说:“你们干这样违反纪律的事,究竟为什么?”


杨回答说:“主要是为停止内战和抗日的问题。在1933年初,日本进攻热河和冀东的时候,我就曾向委员长请求过,愿亲率部队参加抗日,可惜那时候没有得到委员长的允许。现在全中国人民谁都不愿意再打内战,一致要求抗日,可是委员长总是不允许,所以发生了这次事情。”


蒋听了杨的话,就转变口气说:“那么你们这样做就对吗?你们今后打算怎样收拾这个变局?”杨说:“我们这次做得太鲁莽,秩序很不好,以致有了伤亡,并且惊动了委员长。我们没有想到会这样,这一点我们要负责任。至于今后的问题如何解决,还请委员长祥察舆情,有所决定。”‘蒋接着又问:“你们最初决定干这样的事,究竟是听了什么人的话?”杨说:“很简单,没有听任何人的话,只是张副司令和我两人决定的。”


蒋最后说:“这件事我自己也有责任,我太相信你们了,太疏于防范了,所以发生这样的事。现在你若还能以国家为重,就应马上设法把我送回南京去,这样变乱就不会扩大,我对你也会原谅的。”


杨立起来说:“委员长的意见,我可以同张副司令和各将领去商量。”讲话至此,杨即退出。蒋介石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谈到这次会见时写道:“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


二、在南京的谋划


蒋介石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帅,被扣之后,举国哗然。为争取主动,张学良、杨虎城先通电全国,以示非为犯上作乱,实为抗日所致,南京国民政府获悉西安兵变,秩序大乱,一派主和,一派主战,慌乱之中,何应钦提出出兵援救,攻打西安。宋氏兄妹,情急之中,忙赴西安。国民党内部错综复杂,共产党派人前来斡旋。


1心急火燎赴南京


把蒋介石和随行中央大员软禁起来之后,张学良、杨虎城领衔向全国发出通电,解释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彻底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当天下午,张、杨的八项主张通电传到南京。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中外,只有西安群情欢腾。南京统治集团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在如何对待张、杨和营救蒋介石的问题上,南京政府意见不一,出现了主战、主和两派的分化。


12月12口午夜,南京政府要员召开紧急临时会议。当时除通电外,南京对西安方面情况茫然不知,可是舆情已乱,传言四起,绘声绘色,大街小巷,议论纷纷。这在相当程度影响着南京要员的情绪和主张。冯玉祥、孔祥熙、张治中等主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应以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不要匆忙做出惩罚张、杨的决定。而以何应钦、戴季陶、吴稚晖等为代表的讨伐派,在“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的旗号下,极力主张惩办张、杨,立即派兵讨伐西安。


两种主张互相争辩不休,至13日凌晨2时仍未作出决定。这时,蒋介石的密友,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站起来,他的神态简直像疯狂一样,大声疾呼地主张讨伐,激昂地说:


现在委员长吉凶未卜,若是不幸而为凶,则我们还去和叛逆妥洽,岂不是白白地上了他的当,乃至将来无法中大义而讨国贼;若是委员长还是安全的话,则我们用向绑票赎票的方式救出来,则委员长又将何以统帅三军,领导全国?现在我们只有剑及履及的讨逆,才能挽救主帅的生命。我要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们中央不能决定讨逆的大计,明天全国立刻大乱!政府也垮了!大局无法收拾!我们何面目以对总理!何面目以对蒋先生!


在戴季陶的鼓噪和煽动下,讨逆主张一时占了上风,于是会议作出了二项决议:


以背叛党国罪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行政院由孔副院长祥熙负责;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