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生死无常——中国历史上武将之死(3)

作者:水中鱼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13:03

|

本章字节:11638字

平陈之后的贺若弼是“贵盛”一时,不但自己权势显赫,而且因他之故,他的兄弟亲戚也一并加官进爵,形成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势。可以说隋文帝在物质上与地位上给予了贺若弼极大的享受与荣誉,隋文帝的确做到了与其共富贵。但是作为大臣的贺若弼却是越来越不能清守如故,先是自恃功高,毫不掩饰地与另一大将韩擒虎争战功;此后又常以宰相自许;然后是妒忌心加剧,与杨素不和,形于颜色;由此种种,怨望不止。文帝一再责罚都不管用,最后将他免了官。事情进展到这一地步,按理说贺若弼应该有些反省才对,但是他却是怨气愈盛。隋文帝实在是没有办法来约束他了,于是干脆让他入狱,希望这样的惩处能够平息贺若弼的怨言以及他那颗居功自大的心。


文帝念及旧情,常常宽恕他的言行,入狱不久就又让他恢复了官位和爵位,还经常赏赐和宴请他,希望能以恩威并施的方法来限制和尽量满足他无限膨胀的欲望。但贺若弼依旧是我行我素,毫不悔改,依旧是大放怨言,甚至在一次文帝的宴会上大作怨声载道的酸诗来讥讽朝政。可以看出此时的他已经被自己昔日的功劳冲昏了头脑,认为自己现有的身份、地位、财富跟自己的功劳相比太不值一提了。他要求的远远没有得到满足。俗话说言为心声,此时的贺若弼早已经将其父亲的遗言和朋友的悲剧忘到九霄云外了,剩下的只有那颗居功自傲的心和永不满足的欲望。


文帝死后,太子杨广即位。贺若弼忘记了一点:对于文帝来说,他是文帝的老部下、大功臣,所以文帝迁就与容忍他。但是对于隋炀帝杨广来说,贺若弼只是其父一朝遗留下来的一个大臣而已,他对炀帝没有任何的功劳可恃。当还位居太子位,杨广曾经询问贺若弼:“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优劣如何?”弼曰:“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太子接着问:“然则大将谁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择。”虽然贺若弼想借此毛遂自荐一下,希望得到太子杨广的赏识,甚至还有拍马之嫌。但是他的回答却反而引起了杨广的猜忌,杨广认为“弼亦自许为大将”,显然杨广很不喜欢他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回答。于是,杨广怀记在心,但贺若弼对此却没有一丝察觉。在炀帝即位后,他仍然是我行我素,不知约束地大放怨言。于是隋炀帝是旧怨与新怨一起涌起,便找了个因贺若弼议论其过奢的借口诛杀了他。此外,贺若弼的妻子被罚为官家奴婢,他的儿子们也被罚为奴,后来他们全被诛杀。对于贺若弼来说,这样的结局和下场是完全不应该的。他的父亲因口舌之祸获杀,他的朋友也因口舌获诛,贺若弼在目睹了其父的惨状与遭受了肌体之痛后,非但没有能吸取其父的前车之鉴,反而累及家人,使全家都死于非命。他的过失连魏徵等人也为之扼腕叹息:“虽贺若弼倜傥英略,然其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颠殒于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临终之言,必不及于斯祸矣。”


这位名将,不是战死于疆场,而是死于自己的三寸之舌。其父死于是,其子也死于是。他所遇到的君主隋文帝绝对不是一个残暴的屠戮功臣之人,在他的怨言面前,文帝一再宽容、忍让,一再地警告。但他仍然是矜伐不已,最终不顾隋文帝的屡屡警告而走向了由自己怨言所铺设的万丈深渊。


抗金英雄岳飞死亡之谜


绍兴十年(1140年),宋军与金兵激战于顺昌、郾城等地,连获大捷。两河义军纷起响应,金兵闻风丧胆。值此良机,岳飞上书急奏高宗赵构:“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时,乃金贼灭亡之日。”正当他拟挥师北进,恢复河朔,一雪靖康之耻之际,却在一天内接到宋廷十二道金牌,严令大军班师。随之,他本人也被召回临安,解除了兵权。岳飞的十年抗金之功,顿时毁于一旦。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岳飞被秦桧等诬以谋反罪身入囹圄。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宋金“绍兴和议”订立不过一月,岳飞便被赵构赐死在大理寺狱内。死讯传出,“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秦桧是害死岳飞的元凶,是时人众口一词的结论。后来,通过、戏剧和长跪在西湖岳庙前秦桧夫妻铁像的宣传影响,使这个说法成了不容更改的铁案。


然而,即使在当时,也有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岳飞死后一年,有人作悼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矛头已经暗指赵构。宋亡之后,关于这桩公案的争论纷起。明人高启写诗认为:“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文征明的《满江红》中有这样的词句:“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明确地指出高宗赵构才是杀害岳飞的元凶,秦桧只是帮凶而已。此说一出,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秦桧是金人的奸细,自然与抗金事业势不两立。岳飞在抗金的民族斗争中作战最力,是金人的心腹之患。秦桧秉承主子的旨意,要害死岳飞是可以理解的。令人费解的是赵构为什么要害死自己倚为军事支柱的岳飞呢?而且宋太祖赵匡胤曾传下秘密誓约,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这条誓约在北宋历朝都执行得非常严格,赵构何以敢违约破例?这在主张赵构是杀害岳飞元凶的学者中存在着分歧。


一说认为“帝之忌兄,而不欲其归”。高宗看到岳飞一心要“迎二圣”,而徽、钦两帝回来,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他害怕中原光复,因而杀了岳飞。另一说则认为“迎二圣”并不是高宗要杀岳飞的原因。赵构杀岳飞,主要原因是怕他久握重兵,跋扈难制。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只要武将功大、官高而权重,就意味着对皇权构成威胁。


岳飞个性强,“忠愤激烈,议论不挫于人”,不容易和人合作。绍兴七年(1137年),他上书奏请高宗建储:“乞皇子出阁,以定民心。”同年,他又因守母丧,未经高宗批准便自行解职,把兵权交给张宪。这两件事犯了高宗的大忌。加之高宗有过在金营做人质,从扬州南渡等惊险经历,对金兵始终心存恐惧。他对战争前景有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胜则怕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败则怕欲为临安布衣而不能。因此一心求和,想当个安安稳稳的太平皇帝。所以,秦桧利用岳飞部下的告讦来证明岳飞的跋扈,正好迎合了赵构害怕岳飞立盖世之功,挟震主之威的心理,加上岳飞又是反对和议最力的主战派,故而下令杀了岳飞。值得注意的是,有位台湾学者经过对《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大金国志》等史籍的考证研究,提出了一种新说法,认为岳飞的死是由于高宗思母所致。原来高宗的生母韦氏太后,是徽宗的贤妃,在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初一,与徽、钦二帝同被金人俘执北去。赵构南渡初安,特别思念生母。尤其是其子赵专死后,更感到自己虽有天下,但无父(徽宗死于绍兴五年,即1135年)无子,处境悲凉。因此曾说:金人若将韦太后送回,“余皆非所问也”。绍兴八年(1138年),他又伤心地表示:“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见,故不惮屈已,以冀和议之成者,此也。”


秦桧知道金人的和谈决策后,便利用赵构思母的心理,请求金人以放回韦太后为条件,于绍兴十年(1141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达成和议。此时,高宗又对秦桧表示:“然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既无及矣,太后年逾六十,日夜痛心!今虽与之立誓,当奏告天地宗庙社稷明言若归我太后,朕不惮屈己与之和,如其不然,则此要盟,神固不听,朕亦不惮用兵也。”但是金人怎会轻易释回韦太后?他们利用高宗思母心切,又以“释母”必先杀掉岳飞来要挟。因此,赵构为一己私利,竟然下毒手害死了岳飞。(李安《宋高宗“赐岳飞死于大理寺”考注——岳武穆真正死因》)


如果真像李安说的,为一老媪竟使岳飞这智勇冠世的一代名将遭之横死,岂不惜哉!


袁崇焕:明朝第一名将含冤而死


袁崇焕(1584—1630年),字元素,号自如,广东东莞桑园客家人,广西梧州府藤县籍。袁崇焕于明万历年间中进士,初授福建邵武知县,后任兵部尚书、右副督御史、蓟辽督师。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朝政治日益腐朽,统治逐步瓦解的时候。而此时也是东北的女真奴隶主政权正蓬勃崛起、全力向外扩张的时候。他们当中最反动、凶残的势力执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广大辽东汉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并且他们在统一东北后迅速南下,准备入侵中原,明朝上下一片混乱,满朝文武手足无措,袁崇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袁崇焕从福建邵武任上赴京朝觐。时值努尔哈赤后金军的势力日益强大,不断对明朝发动进攻,关外大片国土失守,朝野上下震惊,无人敢议战守。袁崇焕挺身而出,单人匹马星夜出关巡察关外形势。回京后,即向朝廷提出一系列战略主张,遂被破格提拔为兵部佥事,督理山海关军务。袁崇焕受任后勤于职守,抚慰军民,爱护将士,整军经武,加快整筑宁远(今兴城)城垣,明军士气大振,不久即收复了大凌河以西的大片失地。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二十三,努尔哈赤亲率13万后金军围攻宁远。袁崇焕召集将士,集宁远城外民众于城内,刺血为书,激励军民将士,誓与宁远共存亡。当后金军攻至城下时,袁崇焕发出军令,顿时城上矢石如雨,大炮轰鸣,杀声四起。后金军无法前进,伤亡惨重,士气大落,难以再战,不久便败退而返。明军取得“宁远大捷”,袁崇焕被提升为右副都御使,巡抚辽东。努尔哈赤在回师途中叹道:“汗自25岁领兵打仗以来,从未吃过败仗,惟宁远一战,惨败而归。”不久,努尔哈赤又伤又病,气怒而死。


他的儿子皇太极一心雪耻,于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亲自率领大军,攻打明军。后金军分兵三路南下,先把锦州城包围起来。袁崇焕料定皇太极的目标是宁远,决定自己留在宁远,派部将带领4000骑兵援救锦州。果然,援兵还没出发,皇太极已经分兵攻打宁远。袁崇焕亲自到城头上督率将士守城,用大炮猛轰后金军;城外的明军援军也和城里内外夹击,把后金军赶跑了。


皇太极又把人马撤到锦州,但是锦州的明军守得严严实实,加上天气转暖,后金军士气低落。皇太极只好退兵。袁崇焕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是,魏忠贤阉党却把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反而责怪袁崇焕没有亲自救锦州是失职。袁崇焕知道魏忠贤有心跟他为难,只好辞职。


1627年,昏庸的明亮宗死去,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就是明思宗,也叫崇祯帝(崇祯是年号)。崇祯帝早就了解魏忠贤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所以,他一即位,就宣布了魏忠贤的罪状,把魏忠贤充军到风阳。魏忠贤自己知道活不成,走到半路上自杀了。


崇祯帝惩办了阉党,又给杨涟、左光斗等人平反了冤狱,很想振作一番。许多大臣请求把袁崇焕召回朝廷。崇祯帝接受了这个意见,提拔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负责指挥整个河北、辽东的军事。崇祯帝还亲自召见袁崇焕,问他有什么计划。袁崇焕说:“只要给我指挥权,朝廷各部一致配合,不出5年,可以恢复辽东。”崇祯帝听了十分兴奋,给袁崇焕一口尚方宝剑,准许他全权行事。


袁崇焕重新回到宁远,选拔将才,整顿队伍,军纪严明,士气振奋。东江总兵毛文龙作战不力,虚报军功,不服从袁祟焕的指挥。袁崇焕使用尚方剑,把毛文龙杀了。


皇太极打了败仗,当然不肯罢休,他知道宁远、锦州防守严密,决定改变进兵路线。他做好了一切准备,1629年十月,率领几十万后金军,从龙井关、大安口(今河北遵化北)绕到河北,直扑明朝京城北京。


这一着可出乎袁崇焕的意料。袁崇焕赶快出兵,想在半路上把后金军拦住,已经来不及了。后金军乘虚而入,到了北京郊外。袁崇焕得到情报,心急火燎带着明军赶了两天两夜,到了北京,没顾上休息,就和后金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别路明军,也陆续赶到,投入战斗。后金军突然进攻北京,引起了全城震动。崇祯帝更是急得心慌意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听说袁崇焕带兵赶到,心才定了一些。他亲自召见袁崇焕,慰劳了一番。但是一些魏忠贤的余党却散布谣言,说这次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阴谋呢。崇祯帝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这些谣言,也有些怀疑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被金兵俘虏去的太监从金营逃了回来,向崇祯帝密告,说袁崇焕和皇太极已经订下密约,要出卖北京。这个消息简直像晴天霹雳,把崇祯帝惊呆了。


原来,明朝有两个太监被后金军俘虏去以后,被关在金营里。有天晚上,一个姓杨的太监半夜醒来,听见两个看守他们的金兵在外面轻声地谈话。一个金兵说:“今天咱们临阵退兵,完全是皇上(指皇太极)的意思,你可知道?”另一个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个又说:“刚才我就看到皇上一个人骑着马朝着明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骑马过来,跟皇上谈了好半天话才回去。听说那两人就是袁将军派来的,他已经跟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姓杨的太监偷听了这番对话,趁看守他的金兵不注意,偷偷地逃了出来,赶快跑回皇宫,向崇祯帝报告。崇祯帝听了也信以为真。他哪里知道,这个情报完全是假的。两个金兵的谈话是皇太极预先布置的。


崇祯帝命令袁崇焕马上进宫。袁崇焕接到命令,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匆忙进了宫。崇祯帝拉长了脸,责问说:“袁崇焕,你为什么要擅自杀死大将毛文龙?为什么金兵到了北京,你的援兵还迟迟不来?”袁崇焕不禁怔了一下,这些话都是从哪儿说起?他正想答辩,崇祯帝已经喝令锦衣卫把他捆绑了起来,押进大牢。有个大臣知道袁崇焕平日忠心为国,觉得事情蹊跷,劝崇祯帝说:“请陛下慎重考虑啊!”崇祯帝说:“什么慎重不慎重?慎重只会误事。”魏忠贤余党王承仁等借机报复,告袁崇焕“擅主议和”“专戳大帅”等罪状。多疑的崇祯皇帝就以谋叛之罪把袁崇焕打入监牢。


这一冤案轰动了整个朝廷,很多正直的大臣挺身而出为袁崇焕伸张正义,兵部佥事钱家修曾多次上书,为袁崇焕鸣不平。有个叫何之璧的率全家40余口人,宁愿替袁崇焕坐牢。关外将士百姓每天都有人到督府那里嚎哭。但这一切对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来说都无济于事,他决心处死袁崇焕。含冤入狱的袁崇焕心情悲愤,他在《在狱中》一诗中写道:“执法人难恕,招尤我自知。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一代名将袁崇焕在北京被凌迟处死,时年46岁。


,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