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我们的骄傲

作者:叶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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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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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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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6036字

我们四个四十五以上的人一路走着,谈着幼年同学时候的情形:某先生上理科,开头讲油菜,那十字形的小黄花的观察引起了大家对自然界的惊奇;某先生教体操,说明开步走必须用力在脚尖上,大家听了他的话,连平时走路也是一步一踢的了;为了让厨夫受窘,大家相约多吃一碗饭,结果饭桶空了,添饭的人围着饭桶大声叫唤,个个露出胜利的笑容;为了偷看《红楼梦》一类的,大家把学校发给的蜡烛省下来,到摇了息灯铃,就点起蜡烛来,几个人头凑头地围在一起看,偶尔听到老鼠的响动,以为黄先生查寝室来了,急忙吹灭了蜡烛,伏在暗中连气也不敢透……


重庆市上横冲直撞的人力车以及突然窜过的汽车,对于我们只像淡淡的影子。后来我们拐了弯,走着下坡路,那难走的坡子也好像没有什么了。我们的心都沉没在回忆里,我们回到三十多年以前去了。


邹君拍着戈君的肩膀说:“还记得吗?那一回开恳亲会,你当众作文。来宾出了个题目,你匆忙之中看错了,写的文章牛头不对马嘴。散会之后,先生和同学都责备你,你直哭了半夜。”


戈君的两颊已经生满浓黑的短须,额上也有了好几条皱纹,这时候他脸上显出童稚的羞惭神情,回答邹君说:“你也哭了的,你当级长,带领我们往操场上运动,你要踢球,我们要赛跑。你因为大家不听你的号令,就哭到黄先生那儿去了。”


“黄先生并不顶严厉,可是大家怕他;怕他又不像老鼠见了猫似的,是真心地信服他。”孙君这么自言自语,似乎有意把话题引到别的方面去。


我就接着说:“他的一句话不只是一句话,还带着一股深入人心的力量,所以能叫人信服。我小时候常常陪父亲喝酒,有半斤的酒量,自从听了黄先生的修身课,说喝酒有种种害处,就立志不喝,一直继续了三年。在那三年里,真是一点一滴也没有沾唇。”


“教室里的讲话能在学生生活上发生影响,那是顶了不起的事。”当了十多年中学校长的孙君感叹地说。


我们这样谈着走着,不觉已到了黄先生借住的那所学校。由校工引导,走上坡子,绕过了两棵黄桷树,校工指着靠左的一间屋子,含胡地说了一句什么,就转身走了。我们敲那屋子的门。


门开了,“啊,你们四位,准时刻来了,”那声音沉着有力,跟我们小时候听惯的一模一样,“咱们多年不见。你们四位,往常也难得见面吧?今天在这儿聚会,真是料想不到的事。”


我在上海跟黄先生遇见,还在十二三年以前,那十二三年的时间加在黄先生身上的痕迹,仅仅是一头白发,一脸纤细的皱纹。他的眼光依然那么敏锐有神,他的躯干依然那么挺拔,岂但跟十二三年前没有两样,简直可以说三十多年来没有丝毫改变。我这么想着,就问他一路跋涉该受了很多辛苦吧。


黄先生让我们坐了,就叙述这回辗转入川的经历。他说在广州遇到了八次空袭,有一次最危险了,落弹的地点就在两丈以外,他在浑忘生死的心境中体验到彻底的宁定。他说桂林的山好像盆景,一座一座地拔地而起,形状尽有奇怪的,可惜没有千岩万壑茫茫苍苍的气概,就只能引人赏玩,不足以移人神情了。他说在海棠溪小茶馆里躲避空袭,一班工人不知道利害,还在呼幺喝六地赌钱,他就给他们讲,叫他们非守秩序不可。


他说得很多,滔滔汩汩,有条理又有情趣,也跟三十多年前授课时候一个样儿。


等他的叙述告个段落,邹君就问他从家乡沦陷直到离开家乡的经过。


“我不能不离开了,”他的声音有些激昂。“我是将近六十的人了,不能像他们一样,糊糊涂涂的,没有一点儿操守。我宁肯挤在公路车里跑长途,几乎把肠子都震断;我宁肯伏在树林里避空袭,差不多把性命跟日本飞机打赌;我宁肯两手空空,跑到这儿来,做一个无业难民;我再不愿留在家乡了。”


听到这儿,我才注意那个房间。以前大概是阅报室或者学生自治会的会议室吧,一张长方桌子七八个凳子以外,就只有黄先生的一张床铺,床底下横放着一只破了两个角的柳条提箱;要是没有窗外繁密的竹枝,那个房间真太萧条了。


黄先生略微停顿了一下,就从家乡沦陷的时候说起。他说那时候他在乡间,办理收容难民的事,一百多家人家,男女老少一共四百多人,总算完全安顿停当了,他才回到城里。于是这个也来找他了,那个也来找他了,要他出来参加维持会。话都说得挺好听,家乡糜烂,不能不设法挽救啊,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无非那一套。他的回答非常干脆,他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你们要这么做,我没有那种感化力量叫你们不这么做,可是我决不跟着你们这么做。”接着他愤慨地说:“这些人都是你们熟悉的,都是诗礼之家的人物,在临到考验的时候,他们的骨头却软了,酥了。我现在想,越是诗礼之家的人物,仿佛应着重庆人的一句话,越是‘要不得’!”


一霎间我好像看见了家乡那些熟悉的人的状貌,卑躬屈节,头都抬不起来,尴尬的笑脸对着敌人的枪刺。“在他们从小到大的教养之中,从来没有机会知道什么叫做民族吧,”我这么想着,觉得黄先生对于诗礼之家的人物的感慨是切当的。


黄先生又说拒绝了那些人的邀请以后,他们好像并不觉得没趣,还是时常跟他纠缠不清。县政府成立了,要请他当学务委员,薪水多少;省政府成立了,要请他当教育厅科长,薪水多少;原因是他以前当过省督学多年,全省六十多县的教育界人物,没有谁比他更熟悉的了。他为避免麻烦起见,就在上海一个教会女学校里担任两班国文;人家有职务在这儿,你们总不好意思再来拖三拉四的了。于是他到上海去,咬紧了牙对城门口的日本兵鞠躬,侧转了头让车站上的日本兵检验良民证。说到这儿,他掏出一个旧皮夹子,从里边取出一张纸来授给我们看,他说:“你们一定想看看这东西。这东西上贴得有照片,我算是米店的掌柜,到上海办米去的。你们看,还像吗?”


我们四个传观之后,良民证回到黄先生手里,黄先生又授给孙君说:“送给你吧。你拿到学校里去,也可以叫你的学生知道,现在正有不知多少同胞在忍辱受屈,让敌人在身上打着耻辱的戳记!”


孙君接了,珍重地放进衣袋里。黄先生又说他到了上海以后,半年中间,教书很愉快,那些女学生不但用心听课,还知道现在是个非常严重的时代,一个人必须在书本子以外懂些什么,做些什么。但是,在两个月之前,纠缠又来了,上海的什么政府送来了一份聘书,请他当教育方面的委员,没有特定的事务,只要在开会的时候出几回席,尽不妨兼任,月薪两百元。事前不经过商谈,突然送来了聘书,显而易见的,那意思是你识抬举便罢,要是说半个不字,哼,那可不行!


“我不能不走了。我回想光绪末年的时候,一壁办学校,一壁捧着教育学心理学的书本子死啃,穷,辛苦,都不当一回事,原来认定教育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它的前程展开着一个美善的境界。后来我总是不肯脱离教育界,缘故也就在此。我怎么能借了教育的名义,去叫人家当顺民当奴隶呢!我筹措了两百块钱,也不通知家里人,就跨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我们有黄先生这样一位老师,是我们的骄傲!”戈君激动地说着,讷讷然的,说得不很清楚。


我心里想,戈君的话正是我要说的。再看黄先生,他那敏锐的眼光普遍注射到我们四个,脸上现出一种感慰的神情。他大概在想我们四个都知道自好,能够做点儿正当事情,还不愧为他的学生吧。


1940年3月5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