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天下一统(1)

作者: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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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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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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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228字

来之不易的胜利


历史的进程有时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公元前221年,当大将王贲率领秦国的虎狼之师扑向东海之滨的时候,有谁想到,拥有七十座城池上千里土地,曾“发兵守其西界”的齐王田建,竟会开门揖盗,不战而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邦国灭亡了,漫长的帝国前史宣告终结。摩拳擦掌已久的秦王国终于兼并了天下,从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正式揭开帷幕。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且来得有些突然。


不错,秦王国君臣上下为此做了长期的准备,也期盼了很久,但胜利之快还是令人瞠目。请看时间表——


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十七年)秦灭韩;


公元前228年(秦始皇十九年)秦灭赵;


公元前225年(秦始皇二十二年)秦灭魏;


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灭楚;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秦灭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灭齐。


不过九年工夫,所谓六国,完全为秦所灭,几乎是隔一两年就灭掉一个,正所谓势如破竹。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实在堪称奇迹;而这奇迹的背后,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能?


在为兼并天下而征战不休的所谓“战国七雄”中,秦原本是最没有资格一统天下的。最有资格的是齐。齐,还有燕,还有赵、魏、韩的“母邦”晋,都是最早的封国。尤其是齐,为武王亲封,位列功臣封国之首,号称“首封”。以后,齐又吞并了许多小国,在东海之滨称王称霸,俨然超级大国,是老牌的“霸权主义者”,还曾经一度称帝。秦最后才灭齐,除地理上的原因外,也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


楚也有资格,至少自认为有资格。楚的资格原本较差,西周封建时只封了个子爵,正统的史书都管楚王叫楚子。于是楚人“不服周”(不臣服于周王室)。上下君臣,都自称蛮夷,专一和华夏诸侯作对。五年不出兵,就算是奇耻大辱,死后不得见祖先,至今湖北方言仍把“不服气”叫做“不服周”,可见这口气憋了多久。春秋前后,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四十五个,终于异军突起,成为南方之强。战国时,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北至中原,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天下的半壁江山。所以,秦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秦的资格又差。据《史记·秦本纪》,秦人本是以牧马为生的游牧民族,其先祖因为会赶车(善御)和养马(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曾得到周穆王和周孝王的重用和赏赐,但直到周宣王时才当上大夫,到周平王东迁时才被封为诸侯。这时已是东周,距离西周分封已二百七十五年。而且被封的原因,还是因为西戎。西戎是周国以西的少数民族,崛起于草莽,后与北狄合为匈奴,历来就是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平王封给秦人的岐山、丰镐,就是西戎从周人那里夺走,又被秦人夺回来的。平王给秦人封号,原本不过顺水人情,同时也是为了让他们在这块有争议的土地上“屯垦戍边”,既做挡箭牌,又做屯粮库,算是最早的“生产建设兵团”。这种半开化的蛮族,政治上的暴发户,又有什么资格同六国争霸争雄?


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也很强,不但人才济济,而且雄心勃勃。对此,贾谊的《过秦论》有极为生动和精彩的描述,至今读来仍觉惊心动魄。贾谊说,当时的六国,不乏卓越的领导人,正所谓“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这四个人,都“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他们不吝金钱爵位土地(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四面八方招揽人才(以致天下之士),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合从缔交,相与为一)。于是有宁越、徐尚、苏秦这样的政治家为之谋划,有齐明、周最、陈轸这样的外交家与之勾通,有吴起、孙膑、廉颇这样的军事家统帅部队,曾经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雄赳赳气昂昂地“叩关而攻秦”,执意与秦人决一雌雄。其来势之汹汹,套用骆宾王替徐敬业所写讨伐武则天檄文里的话说,那可真是“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正所谓“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然而结果怎么样呢?秦国大开关门,坦然地迎接战斗(秦人开关而延敌),齐、楚、燕、赵、魏、韩,再加上宋、卫、中山,九国之师,居然一哄而散,根本就不敢进攻(逡巡而不敢进)。秦国不费一枪一弹(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条约也撕毁了,联军也解散了,各路诸侯争先恐后地割地赔款,以讨好贿赂秦国。秦人坐收渔利,以逸待劳,从从容容地收拾这些家伙,追击逃亡者,驱逐败退者(追亡逐北),血流得连盾牌都浮了起来(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胜利了的秦人“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失败了的六国则心惊胆战,摇尾乞怜,不是低头认输(强国请服),便是俯首称臣(弱国入朝)。秦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六国变成了自己的俎上肉、盘中餐。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


对此前人多有讨论。比较有名的,有贾谊的《过秦论》、杜牧的《阿房宫赋》、柳宗元的《封建论》和苏辙的《六国论》。贾谊认为,当年六国不能战胜秦国,其实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即秦地乃是“被山带河以为固”的“四塞之国”,正所谓金城汤池,易守难攻。贾谊说,从穆公任好,到秦王嬴政,秦国国君前后二十余人,难道个个都是圣贤(岂世世贤哉)?当然不可能。他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常为诸侯雄),实在是因为地理条件太好(其势居然)。六国之军“同心并力而攻秦”,各自派出最好的将领统率部队(良将行其师),最好的文臣运筹帷幄(贤相通其谋),难道居然都是草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当然也不会。他们之所以来势汹汹而一败涂地(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实在是因为“形不利,势不便”。至于后来秦的灭亡,则有两个原因,一是“仁义不施”,二是“攻守之势异也”。也就是说,觊觎天下时,是攻势,不妨依仗地险,使用诈力(兼并者,高诈力);一统天下后,是守势,就应该改变政策,与人为善(安定者,贵顺权)。你都夺取天下了,还不广施仁义,岂能不亡?


杜牧的观点则不尽相同,他认为六国与秦都亡于“仁义不施”。杜牧说,如果六国之君懂得仁爱自己的人民,就足以抵抗秦国(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同样,如果秦国之君懂得仁爱六国的人民,就能万世为君,哪里会二世而亡(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所以,灭亡六国的,是他们自己,不是秦(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灭亡秦朝的,也是他们自己,不是别的什么人(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后人如果不懂这个道理,那就只怕还会灭亡。


苏辙的说法又不同,他认为六国之亡在于贪婪(见利之浅)与短视(虑患之疏)。因为贪婪(贪疆场尺寸之利),所以不能团结(背盟败约),甚至自相残杀(自相屠灭),结果“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这话有一定道理。比如楚怀王曾与齐闵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相约抗秦互救。然而仅仅只是张仪一番摇唇鼓舌,许诺秦国送还商於(今河南淅川内乡一带)领地六百里,怀王便背信弃义,与齐绝交。绝交以后,才发现上当受骗。张仪当面撒谎当场耍赖,声称秦王当初只答应六里地,何来六百里之多?怀王大怒,三次起兵伐秦,屡战屡败,最后自己成了俘虏。如此贪婪与短视,如不亡国,那才是怪事。


显然,苏辙的《六国论》主要着眼于政策与策略,虽然也算切中肯綮,却未能抓住事情的根本。贾谊的《过秦论》则其实并未回答六国灭亡的原因。六国灭秦,固然是“形不利,势不便”;秦灭六国,难道就“形利势便”了?既然大家都不方便,怎么就不能谁也不灭谁,相安无事呢?至于杜牧的《阿房宫赋》,虽然讲得有道理,却也同时有问题。秦王朝不得人心,是确实的。六国不爱其人,也可能有证据。但六国之亡,并非亡于国人,而是亡于秦人。难道秦王在夺取天下之前是仁爱人民的,当了皇帝以后就不爱了?事实上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秦,老早就是“暴秦”了,只不过变成帝国以后变本加厉而已。然而不爱人民的秦,却战胜了同样不爱人民的六国,这就一定另有原因。


最有见地的还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只有这篇文章才谈到了最根本的东西——制度。柳宗元认为,周之亡,错在制度(失在于制),不在施政(不在于政)。从西周到东周,诸侯们骄奢淫逸(骄盈),贪财腐化(黩货),穷兵黩武(事戎),政局动荡的国家多(乱国多),政治清明的国家少(理国寡),珍惜土地爱护人民的,百里不能挑一(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这是他们那个制度决定的。相反,秦之亡,则错在施政(失在于政),不在制度(不在于制)。明明有治国之策,却不实行;有治国之人,却不委任;只知道滥施酷刑强派苦役,弄得万人侧目,民怨沸腾,岂有不亡之理?


这倒是很在理。毕竟,政策和策略事在人为,制度却更为根本,难怪毛泽东要建议大家“熟读唐人封建论”(也就是柳宗元这篇文章)了。据此,则秦最终夺取了天下,便只能归结为秦国有着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是“最管用”,不等于“最好”)。而且,这个“最管用的制度”,还应该是在它王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唯其如此,它才成了帝国的缔造者。


秦能够成为新制度的创造者,倒也不足为奇。无论在“春秋五霸”中,还是在“战国七雄”中,秦都是历史最短也最没文化的一个。最有文化的可能是齐和楚,此外鲁、宋、吴、越也不差。齐有韶乐,楚有辞章,鲁有鲁缟,吴有吴刀,这些都令人叹为观止。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不是“三月不知肉味”吗?“虽楚有材”的说法,不是《左传》和《国语》里面就有了吗?事实上先秦文化名人的“国籍”,不是齐、鲁(管、晏、孔、孟),就是楚、宋(老、屈、墨、庄),要不就是赵(荀况)、魏(杨朱)、韩(韩非)。就连与秦关系最深、帮了秦人大忙的商鞅和吕不韦,也是卫国人。秦自己则乏善可陈,一个文化名人也没贡献过。不过,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倒未必一定要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累,没有也许更好,反倒更能创新和务实(如美国)。秦没有历史和文化的负担,它就后来居上了。


那么,秦人创立了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他们的制度中又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不妨来到胜利之后的秦,来到大秦王朝建国之初,看看在那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制度之争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公元前221年即新王朝建立那年,秦政权的最高领导层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定名号,二是定制度。这两个问题,一个关乎“名”,一个关乎“实”,但都关乎国体和政体。事实上,嬴政之所以要征求意见,就因为刚刚兼并了天下的秦国统治集团,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是延续周人建立的旧制度,还是坚持自己的新制度,甚至创建一个更新的制度?这对于新生的帝国来说,真可谓“生死抉择”。


第一个问题很顺利地就得到了解决。秦王嬴政以其成功为“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便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号曰皇帝。同时废除了谥号,自称“始皇帝”。谥号,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死了以后盖棺论定的称号,带有总体评价和历史结论的意思。这是古礼,嬴政却宣布废除,理由是不能“子议父,臣议君”。不过这一变革后来又被改了回来,自汉代起仍恢复谥号。始皇帝,则是“开始的皇帝”、“第一个皇帝”的意思。这个称号,倒是保留了,因为嬴政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所以也叫“秦始皇”。秦始皇还规定,皇帝颁布任命叫做“制”(命曰制),发号施令叫做“诏”(令曰诏),自称则为“朕”。朕,原本是“自身”的意思,以前谁都可以这么自称的。现在不行了。皇帝要“唯我独尊”,天下人便只好“身不由己”。


这些都是秦王嬴政的标新立异。比如命令,三代(夏商周)“同称为命”,七国(秦齐楚燕赵魏韩)“并称为令”,秦始皇却偏要把命和令分开来。后来汉帝国弄得更复杂,分为策、制、诏、敕四种,即“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这也毫不奇怪。新王朝开国时,总是要搞些“新桃换旧符”之类的事情。否则,“名号不更”,何以“称成功,传后世”?何况这种更改,也自有它的意义(详见本书第二章)。因此并无争议。


更名不难改制难。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郡县,还是封建?


什么叫“郡县”?什么叫“封建”?所谓“封建”,即“封国土,建诸侯”,又叫“封土建国”,简称“封建”,也叫“分封”。这是西周初年所做的一种政治妥协和政治安排。我们知道,武王伐纣,是联合了当时所谓“各路诸侯”(实为各部落和部落国家)的。伐纣成功以后,为了犒劳联军、酬谢功臣和巩固政权,便“裂土田而瓜分之”,按大小等级分给诸侯。这就叫“西周封建”。封,就是瓜分土地,并划定疆域(封国土)。具体的做法,是在国境线上挖沟,再在沟上种树,叫做“封”。建,就是指派国君,并厘定等级(建诸侯)。具体地说,则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封有实惠(土地),建定名分(爵位),于是各得其所,天下太平。当年,周人在夺取了天下后就是这么做的。殷商在夺取了天下后,据说也是这么做的。现在,秦人也夺取了天下,丞相王绾等人认为,当然也应该这么做。


王绾等人说,各国初灭,齐、楚、燕、赵又地方遥远,鞭长莫及。如不封土建国,只怕弹压不住(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秦始皇交由群臣讨论,上下一片赞同(群臣皆以为便)。这倒也正常。习惯的力量总是大于创新。封建制(即分封制)毕竟有着几百上千年的历史,帝国却刚刚创立。再说,又有多少人能意识到他们是在肩负着历史的重任,要开创一种前所未有的事业呢?总之,在大秦王朝建立之初,最高决策层的意见,几乎一边倒地主张延续有着悠久历史的封建制。


持不同意见的,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李斯和雄才大略的始皇帝嬴政。李斯时任“廷尉”(司法官),属于“九卿”(部长级)。他是楚国上蔡人,曾师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敏锐地意识到六国皆不足恃,便弃楚投秦,因投靠吕不韦而成为秦王的座上客,算是客卿。而且,正因为是客卿,还差一点被驱逐。李斯以如此身份,若非深谋远虑,决不会坚持不同政见,与秦国的同僚们唱对台戏。李斯说,当年周王所封子弟、同姓甚多,原以为可以和衷共济,同心同德,辅佐周室的。然而怎么样呢?他们自己倒先打起来了,而且打得不可开交,结下深仇大恨(相攻击如仇雠),周天子并不能制止。现在天下归于一统,海内皆为郡县,岂能重蹈覆辙?不如以重赏代分封,来犒劳诸子功臣。


对此,秦始皇表示同意。秦始皇说,天下之所以苦于战争,就因为有诸侯(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如果现在又恢复诸侯制度,岂非重新制造战争(是树兵也)!于是采纳李斯建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以后又增至四十二郡。郡下又设了县,并按照全国统一的制度和标准进行司法和征收赋税。这就是“郡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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