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言(2)

作者: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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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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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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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958字

于是我想起了大秦王朝,想起了帝国制度的这个缔造者。的确,两个王朝的覆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起始于偶发事件,都是首先由下级军官和士兵发难。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结果“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影)从”,最后各种政治力量一哄而起将那王朝颠覆。也就是说,贾谊《过秦论》的描述,是可以借用于大清之亡的,只不过不是“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而是“党人与军阀遂并起而亡大清矣”。秦是帝国时代的第一个王朝,清则是最后一个。两个王朝的灭亡都是一触即溃,都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毁)”,此天意耶?民意耶?


表面上看,既是天意,又是民意。


秦王朝无疑是被自己灭掉的,因为它实在太暴戾。只要重读一下《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就不难体会到什么叫官逼民反,什么叫走投无路,什么叫铤而走险。那真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用陈胜的话说,反正无论如何都是死(等死),何不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云云,倒在其次。一个王朝,如果把自己的人民逼到死路一条的地步,或者只有造反起义才有活路的地步,那它离自己的死期也就不太远了。所以杜牧的《阿房宫赋》说,秦和六国一样,都是自掘坟墓,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爱护人民。结论很简单——“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那么,我们能照着说一句“灭清者,大清也,非武昌首义也”吗?


也许能,也许不能。


有证据证明,大清并非中国历史上最差的王朝。最差的恐怕是晋,清至少过得去。实际上有清一代,无宦官擅权(如明),无外戚乱政(如汉),无山河破碎(如晋),无藩镇割据(如唐),无王纲解钮(如隋),无民不聊生(如秦),也没有大面积的国土沦丧(如宋)。清代也有祸乱,但多为边衅,且未动摇国本。民族关系和民生状态也还对付,至少不像元代那样种族歧视,民族仇杀,或像汉代那样连年饥荒,人相竞食。清,当然也有弊端,也有问题,也有不得人心之处,却未必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那样罪该万死。关于这一点,本书第六章还要细说。


然而,当武昌首义,湘省独立,举国上下风云激荡,满清皇室一筹莫展时,却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拉朝廷一把。不但最有可能“光复武昌,中兴王朝”的袁世凯“挟寇自重”,趁机要价,其他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也都见死不救,作壁上观,谁也不管北京城里那孤儿寡母的死活。武昌首义后不到两个月,就有十四个省份宣布独立。可见这些省的军民官绅,已将大清王朝视若沉船,只有人弃船逃生,甚至“趁火打劫”,却无一人救难。于是星星之火,至于燎原,一夫之难,竟成灭顶之灾。


有一个细节也许很能说明问题。武昌首义的那天傍晚,工程营的队官罗子清和熊秉坤曾经有过一次谈话。罗子清说今天外边的风声很是不好,问熊是否知道。熊回答“听说三十标今晚要起事”。罗子清问起事者是否“孙党”(革命党),熊秉坤答:“现在各会党都信服孙文,信服他就是孙党。”而且,熊秉坤还告诉罗子清,如今民智日开,大家都痛恨专制,拥护共和。这次八镇一起,各省就会响应,所以一定能成。罗子清听罢竟说:“秉坤,今晚我有事,不在营内,你们好好维持吧。”说完便溜之大吉,实际上是自动交出了军权。


这就印证了湖广总督瑞澂的说法。此人在起义发生之后没多久,就携带家眷逃到了楚豫兵轮上,并在当天深夜向内阁王大臣发出密电说:“军队已怀二心,即未尽变,亦似全信邪说,不肯相抗。”本来,作为临阵脱逃的疆臣,瑞澂自然要极力推脱罪责,但这话倒未必尽是不实之词,顶多略有夸大而已。


因此有史家断言:大清已“民心尽失”。


抽象地说,这也可以成立。问题是,大清为什么竟会“民心尽失”?它为何而失,又失在何处,失在何时?


不能说大清王朝早就失去了人心,也不能说它的“国难”从来就没有人救,更不能说这种见死不救,仅仅是出于满汉之间的民族仇隙和幸灾乐祸。1851年1月,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起义,两个月后即攻克永安,建立“太平天国”,册立诸王。次年又突围北上,于1853年初攻克武昌,同年3月占领南京。江南一带,亦次第失守,正所谓“一夫作难”而“星火燎原”,大清王朝遭到沉重打击。从1851年到1864年,十三年间鼙鼓动地,烽烟四起,神州板荡。太平军转战南北,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将战火蔓延到十六个省份、六百座城池,而且迫近天津,问鼎京畿,差一点就把大清变成了大明。


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地军民官绅却并没有坐视不管,袖手旁观,更没有趁乱而起,瓜分天下。身为汉人的曾国藩,以卑微之职,起而“勤王”,靠的不过是些民兵乡勇的“团练”,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湘军),屡败屡战,九死一生,终于为大清帝国扳回败局。事实上,在这次战争中崛起的“中兴名将”,无一不是恪守孔孟之道的汉族士大夫,如李鸿章,如左宗棠,如胡林翼。汉人并没有不把大清看作自己的王朝。


那么,这一次,怎么就没人做曾国藩呢?


袁世凯不做曾国藩,自有他个人的原因——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然比做“大清帝国”的什么名臣更有吸引力。其他人不做曾国藩,则另有缘故,同情革命即是其中之一。武昌首义之后,朝廷曾有意调新军第二十镇南下征剿,该镇的统制(师长)张绍曾却召集会议说:“湖北之变,为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以此倡议号召天下,凡属同胞,都会支持。”如果贸然前往镇压,必定是“胜则自残同类,败则死无指名”。结果是,这位清军将领不但不去打革命党,反倒于10月29日在滦州发动兵谏,提出十二条政纲,逼清廷让步。当时的民心,由此可见一斑。


这可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尽管武昌首义的1911年和金田起义的1851年都是辛亥年,但两个“辛亥”并不可同日而语。此辛亥不是彼辛亥,孙中山也不是洪秀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代表的,是能够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共和理想,洪秀全则不然。因此,如果让那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进行选择,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在大清帝国与太平天国之间,他们宁愿选择前者;在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之间,他们却可能选择后者。


实际上大清的民心之失正在于此,即不失在政治而失在制度。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制度,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这就是共和,就是宪政,就是民主。正是民主、宪政与共和,使英国和日本那样的“蕞尔岛夷”战胜了我“天朝大国”。因此,要想“富国强种”,就非得“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不可。大清王朝既然与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那么,其亡也不足惜。如果大清有自知之明,能反躬自省,迅速改制,实施变革,倒也罢了,偏偏它又反应迟钝,一味拖延,出尔反尔,毫无诚意,屡屡失信于民。那么,请问还有谁愿意来救助这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呢?


毫无疑问,对于共和的上述理解,现在看来已嫌肤浅。但在当时,却足以颠覆国人头脑中固有的皇权思想与帝制观念。在20世纪初的那些年份里,不少人都有幡然省悟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一切——既看透了大清,也看透了专制。结论是:作为一个专制政权,大清决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绝对权力。唯一的选择是革命。


显然,无共和思想,则无武昌首义;无武昌首义,则无大清之亡。如此说来,大清之亡,岂非亡在制度?


事实上清之亡也不同于秦之亡。秦之亡是王朝之亡,清却不是。作为一个王朝,它并没有到气数已尽的程度。民生状态既不至于“官逼民反”,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也非“亡国之君”。秦之亡因于暴政,清也不是。当然,作为专制王朝,大清自然不乏暴戾之处(如文字狱),但未必暴于诸朝(如腰斩之刑即为清人所废,光绪三十一年又废凌迟)。在帝国制度的框架内,清人已经算是做得不错了。然而秦亡以后,它开创的制度并没有随之消亡,反倒延续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百代都行秦政治”,清却把这个制度一并带入坟墓。所以,清与秦,也不可同日而语。秦,虽死犹存,它亡得悲壮;清,回天无力,它亡得窝囊。


也许,只有殷之亡和周之亡可以与它相提并论。殷之亡是文化之亡,即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周之亡是制度之亡,即帝国制度替代了邦国制度;清之亡,则兼二者而有之,既是文化之亡,也是制度之亡。


问题是,帝国制度为什么会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是自己把自己杀死的。实际上帝国制度自其创立之日起,就为自己留下了隐患,种下了胎毒,埋下了祸根。只不过因为有王朝更替这样一种自我修复功能,也因为一直缺乏彻底变革的外部环境,才延绵了两千多年。但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大清王朝已内外交困,诸多弊端已积重难返。面对新的文化与制度,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还没有自救之路。于是武昌首义第一枪,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帝国制度果真就一无是处吗?如果当真一无是处,它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会被我们民族认可,会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如无西学东渐,还不会寿终正寝?制度当然是重要的,但制度并不决定一切,因为它还要为其他因素所决定。一种制度得以诞生并表现出效能,必有诸多方面的原因;而一种新的制度要代替旧的制度并获得成功,也需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许多方面的前提和条件。帝国制度被废除后,我们民族并没有立即走向共和,而是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理性的反省从来就是必须的。只不过在这里,我们要反省的还不仅是大秦王朝或大清王朝,而是整个帝国制度,是帝国的逻辑与命运。


当然,事情还得从大秦帝国的建立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