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曾国藩的谨行慎思绝学(3)

作者: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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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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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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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810字

曾国藩的敬畏之心更是一种清醒的态度,时刻提醒自己戒骄戒躁。这就如同居安思危一样,只有危机意识很强的人才能做到时刻存敬畏之心。曾国藩的敬畏之心让他一生小心谨慎做人,也让他因此步步高升,官运亨通,最后得意全身而退。这一点在今天的官场也是很适用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带来荣耀,也能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大起大落。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一日一心得


那些能够保持长期进步的人都是存有敬畏之心的人,因为他们怕自己的懈怠会葬送掉自己辛苦得来的一点点成绩。他们不会急着去享受成功,即使拥有更大的成功,也只会让他们更加清醒,而不是更加迷失自己、放纵自己,这样的人才会是长盛不衰的。


贪心重,身心累


曾国藩语录:知足则乐,务贪必忧。


《论语·宪问》中说:“素位而行,不尤不怨。”意思就是说,根据平日所处的地位而行事,不责备怪(他人或自己),也不埋怨(他人或自己)。一个人之所以变得贪婪,就是因为他没有素位而行,总是看着那些自己还没有得到的。如果自己的能力和地位还不能办到,那就只好采取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占有了。结果,往往身败名裂,惨淡收场。人要学会知足,我们常说“知足者常乐”,一个不知足的人活得比别人都累。


《老子·俭欲第四十六》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意思是说,罪恶没有大过放纵欲望的了,祸患没有大过不知满足的了;过失没有大过贪得无厌的了。所以知道满足的人,永远是觉得快乐满足的。一些人的贪心就来自于叔本华的那句话:“我们很少想到自己拥有什么,却总是想着自己缺什么。”


曾国藩生活在晚清乱世,而且位高权重,如果想以权谋私是有很多机会的,但是恰恰是在人们眼中最有机会贪的人却很知道知足,一生清廉俭朴。曾国藩曾写了一首《知足歌》: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


岂过无人资,多欲为患害。


在约每思丰,困君带求泰。


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


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


芳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


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


时来多善依,运去生灾怪。


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抬尤,举足便有碍。


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


矫首生八荒,乾坤一何大,


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


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


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


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


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


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伎。


在曾国藩看来,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他知道贪对自己的身心是十分不利的,自己一辈子潜心修养得来的一切都会因为贪而付之东流。这样一个知足的人必然是一个清廉的官。


道光二十年(1840),30岁的曾国藩入京为官。这一年,曾国藩立定了“学做圣人”的大志。而“好利之心”是程朱理学特别着力克制乃至消灭的“人欲”之一,自然也是曾国藩的重要反思内容。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二十一日,时任礼部尚书的曾国藩在写给其弟的家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虽然是做京官,但是待遇是很差的。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因为人品好,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这一时期,他在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


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被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四品升到了二品,两年后又补礼部右侍郎。按清制,侍郎级高官,年收入可达620两,再加上津贴,共1420两。但是交往开支增加,曾国藩仍是一介穷京官。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到四川任乡试正考官。正主考的差旅费定为2000两银子,实际花费不足1000两。乡试结束时,地方官场还要送给主考官员一笔“辛苦费”,也在千两左右。这笔收入,在当时是公开合法的。从四川回来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不但京中所欠的数百两债务全部还清,还寄回家1000两银子,分别用于还债和赠送族戚,他说:“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创建湘军,开始了11年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手中掌握了兵权,过手的军饷数目巨大,但是曾国藩从来没有动过贪的念头,相反还对军队里的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说:“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用李鸿章来作对比,就更可以凸显曾国藩的清廉知足。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800万两。


但曾国藩表示:“不要钱,不怕死。”统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但他为“风示僚属”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给了战区灾民,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国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钱,不仅因为要保持清廉之节,还因为他认定从小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说:“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曾国藩后来官至极品,但晚年生活仍然保持俭朴习惯。同治十一年(1872),他去世了,生前曾留下遗嘱,丧事概不收礼。虽然身为一品大员,但是葬礼办得很是简朴。


可以说曾国藩一辈子安享清贫,和他同级别的官员中可怕找不出像他这样俭朴生活的。更为可贵的是,曾国藩这样做不是做个别人看,而是既修养自己的身心,又用来教育子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内心对这些是知足的。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任其膨胀下去,必将后患无穷。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张廷玉是清代康、雍、乾三朝重臣。他所得荣宠旷古罕有,一是雍正在遗诏中命其“配享太庙”,“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仅廷玉一人。”二是乾隆初年因监修《明史》,赐三等伯,谕旨中说:“本朝文臣无爵至侯伯者,廷玉为例外。”然而,张廷玉的晚年却是在抑郁恐惧中度过的,先是因为“子弟宾客、渐且竞权势、角门户”,乾隆帝恐其酿成“朋党之祸”,“烛几摧萌”;再是为保身后“配享”与乾隆帝较劲,非得乾隆再给他一纸承诺,惹得龙颜大怒,“罢廷玉配享,仍免治罪”,虽然在张廷玉死后乾隆“仍遵世宗遗诏,配享太庙”,但乾隆也从张廷玉身上总结了深刻的教训:“古所谓老而戒得,朕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张廷玉屹立三朝,奉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箴规,可惜自毁晚节,并累及子弟宾客,张廷玉的过失是不能“知足”。


张廷玉做不到的,曾国藩做到了。张廷玉“配享太庙”已在雍正的册命之中,为何还非要再给其儿子“一言为券”呢?真是贪心不足反而失去了已经得到的。相较之下,曾国藩无疑是做得聪明的,值得敬佩的。


一日一心得


《中庸》中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能做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才是真正的知足和满足。


拿鸡蛋碰石头不是勇气,而是傻气


曾国藩语录: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鹰要高飞,独自觅食,需要毛羽丰盈之后才会出动。人做事情也是一样,没有选准时机,没有准备好就仓促莽撞行事是很危险的。所以,《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要待时而动,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小心谨慎的曾国藩知道,如果没有抓好时机就仓促出兵,那他辛辛苦苦训练的湘勇不但不能给自己带来胜利,还会让那些本就等着看笑话的地方官员更加讥讽自己,这对自己的仕途是很不利的。


曾国藩初建湘军只有一万来人,拿这一万多还没有训练成型的湘勇去抵抗太平军的百万之师,显然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找灭亡。明知道自己无力抵抗,还打肿脸充胖子,这种拿着鸡蛋去碰石头显示的不是勇气,而是傻气。以曾国藩的聪明,自然是不会去干这种傻事的。于是有了四次违抗皇帝圣旨,而且见死不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这些绝情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