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曾国藩的谨行慎思绝学(1)

作者: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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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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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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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966字

古往今来,宦海沉浮难有宁日,曾国藩在一生中却“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这与他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的护身功夫不无关系。他一生谨记“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的箴言,以不要钱为本,处处给人留面子,时时抱有敬畏之心,才成就了位极人臣的官场不倒传奇。


小心驶得万年船


曾国藩语录: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


中国有句俗话叫“小心驶得万年船”,意思是指小心谨慎不容易出错,能长久平稳发展下去。曾国藩说:“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意思是说,做官的人,一生都在危险里边跋涉,就像在薄薄的冰面上行走一样,因此不能不时刻进行自我反思与观察别人的反应。从这句话中,我们能够看出曾国藩身处官场的要诀小心谨慎。


小心谨慎是时刻警惕,是一种不怕事也不惹事处世态度,更是一种深谋远虑的处世哲学。曾国藩生性谨慎,又注重自身的修养,在官场沉浮多年,更加养成了小心谨慎的行事方式。他深知小心驶得万年船,这是保证自己利益的最佳办法。他为官多年,始终以小心谨慎掌舵人生,才得以步步高升,在官场的尔虞我诈中保全自己。


很多人将“小心谨慎”看作是没出息,胆小怕事,但是曾国藩并不以为意,同治二年(1863)九月,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国藩败挫多年,慎极生葸,常恐一处失利,全局瓦解,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也。”曾国藩之所以如此谨慎,是经历过痛苦后的经验教训。


同治九年五月,曾国藩做了这样一副“小心谨慎”的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从对联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处世哲学。平日为人做事需要小心谨慎,就可以避免很多事端。在官场,就更要慎之又慎了。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政府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和挤压,使得他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惟恐不周。他说:“宦海是很险恶的,在官一日,即一日是在风波之中。能够平平安安地上岸的,实在不容易。”


很多身在高位、功名显赫的人颐指气使似乎成了一种习惯和性格,而且往往把持不住导致得意忘形,最终落得不好的下场。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详细总结了历代为官为宦者成败的关键,认为为官有四大忌,也就是“四败”。他是这样说的:“居官有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所谓昏惰任下者败,是指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昏庸懒惰,是非不明,放纵自己身边的人胡作非为,这样的为官者是肯定会失败的;所谓傲狠妄为者败,曾国藩常说“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人因骄傲而妄为,而奢,而淫,而佚,而无恶不作,这样的人自然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所谓贪鄙无忌者败,是说为官不可任情放纵,随心所欲,不能贪得无厌,无所忌讳;所谓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曾经指出,用人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推诚相见,不玩弄权术。反复多诈者是指为人反复无常,好用诈术的人。


曾国藩把为官者的人性分析得很透,也看得很深刻,他把这“四败”放置在案头,时刻提醒自己,避免重蹈为官失败者的前辙。他曾经说过:“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因此,他总结经验教训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


曾国藩的“四败”以及“二端”都告诉我们一个浅显却深刻的道理:为人做事要小心谨慎。这些位高权重者之所以最后落得惨败的下场,不在于他们没有能力、没有功劳,而完全在于他们在位高权重时失去了努力爬升时的谨小慎微,得意忘形了,最后不知道顾忌,没有了小心谨慎,搞得最后身败名裂。


小心谨慎是为官者必须学会掌握的技巧。曾国藩一生位极人臣,被后人尊为圣人、完人,和他的小心谨慎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每一天都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的,而且官做得越大越是谨慎。


曾国藩一生可以说在官场上没有遭遇很大的困局,这并不是说曾国藩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他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奕,都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的浮沉似乎在他身上总是一帆风顺的。尤为让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而曾国藩与他们之间的关系都不一般。究其原因,正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的谨慎之策,才得以在激烈的斗争中保全自己的。


比如,他在和肃顺的交往中从不使用文字信的东西沟通,免得沦落为口实。咸丰末年,由于肃顺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但曾国藩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明确表示,以致慈禧、奕发动辛酉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在湘军攻破天京后,曾氏兄弟的威望可谓如日中天,盛极一时。曾国藩不但头衔很多,他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的湘军,并节制着李鸿章和左宗棠的部下,直接统治着两江的辖地,东南、西南、华南等省也在湘军控制之下,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掌握在他的手中。此时的曾国藩可谓是位及三公、权压朝野,但他处处谨小慎微。册封之日,他颇有微词。思前想后,夜不能寐,内心充满隐忧。于是他急流勇退,告老还乡。他的结局非常完美。


曾国藩一生小心谨慎,时刻不忘修身养德,以孔孟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力量,克勤克俭,特别是在位高权重之时,亦能谨慎行事,终于避过很多权臣盛极而衰的悲惨结局,善始善终,这是与他谨慎的个性有直接关系的。


道理人人都懂,但是古往今来,能做到的人又有几个?


一日一心得


谨慎也许并非是一种美德,但却是成就大事者必备的素质之一,朱熹说:“真正大英雄人,都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血气粗豪,却一点使不着也。”人不能按揭和重复的就是生命,要想积累出生命的精彩来,就必须每一步都走得小心谨慎,才能走出一个灿烂的结局。


大智若愚,“度”中取胜


曾国藩语录: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贵中道也。


“官场如战场”,这让身在其中的曾国藩深有体会。在官场,他采取了谨行慎思的策略,保持低调。但是他的低调是一种小心谨慎,并不是一味地甘居人后。更贴切地说,应该是中庸之道所倡导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合“时中”的精神。不管是进还是退,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都能做得恰到好处,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势不使尽、进退有度。也就是说,凡事掌握分寸,把握好“度”,才能圆润自在,游刃有余。


在《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小故事:


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您认为子张和子夏这两个弟子哪个更好一些呢?


孔子回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这里的师是子张的名字,商是子夏的名字。这句话的意思是,师这个人做事老是过头,商这个人做事总是欠点火候。


子贡接着问:那就是子张更好一些了?


孔子摇摇头说,过犹不及。这两个人差不多,谁也不比谁更强。


从孔子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过和不及都是不好的,都是没有拿捏好度的表现。很多人都知道做事欠火候是不可取的,却不知道做得太过了同样会失去最佳的效果。


凡事皆是这个道理,再好的东西也要控制在恰当的比例之内,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事情就会向相反的方面发展。这个合适的比例,就是“度”,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


能明白这一道理,往往就能把许多事情做好;能用这个道理去为人处世,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高人了。


孔子的弟子子夏曾问老师:“老师,您认为颜回这人怎么样啊?”孔子说:“颜回比我诚信。”


子夏又问:“子贡这人怎么样啊?”孔子说:“子贡比我敏捷。”


子夏再问:“子路这人怎么样啊?”孔子说:“子路比我勇敢。”


子夏问:“子张这人怎么样啊?”孔子说:“子张比我庄重。”


子夏很是疑惑,问老师说:“那么他们四个为什么都拜您做老师呢?”


孔子笑笑说:“这其中的道理我慢慢给你讲,颜回虽然诚信,却不知道还有不能讲真话的时候;子贡虽然敏捷,却不知道还有说话不能太伶牙俐齿的时候;子路虽然勇敢,却不知道还有应该胆怯退让的时候;子张虽然庄重,却不知道还有应该诙谐亲密的时候。所以他们才认我做老师啊!”


孔子的话道出了中庸之道的精髓:凡事都要恰到好处,过犹不及。就像孔子的这四个学生:诚信过了头,就容易变成迂腐;敏捷过了头,就容易变成圆滑;勇敢过了头,就容易鲁莽行事;庄重过了头,就不免会有些呆板。


所以,老子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很多时候,人不能表现得太过聪明了,这样会显得别人像个傻子,所以,即使你知道事情的真相,为了不扫别人的兴,也可以装着自己不知道,还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去探寻,这就是大智若愚。大智若愚不是无边的忍让,里面有个“度”,内心聪明但是表面愚拙。


对身在官场的人来说,不可不露,但也不能太露。不露,总有满腹的才华也得不到出头的机会,太露了难免树大招风,招人嫉妒,给自己埋下祸根。曾国藩在这方面是深谙此道的。他一直在强调“势不使尽”“弓不拉满”,他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度,做得恰到好处。


1864年,以曾国藩为首的湘淮军攻陷金陵,将历时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血腥镇压下去。至此,湘军总数达到30万人,曾幕人才济济,当时中国军政、科技、文化、教育之“精英”大多汇集于此。曾国藩成了威震天下、权倾一时的“中兴名臣”之首。这样的曾国藩显然给清政府带来很大的威胁和压力,朝廷必然想早日消除这种不安。对曾国藩来说,太平天国已除,如果不裁撤湘军,必然增加朝廷的戒备,招来他人的猜忌,对自己很不利,甚至危及性命;如果裁撤了湘军,自己就失去了底牌,则任人宰割,因此他让李鸿章按兵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事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曾国藩的意思很明白,朝廷早就对手握兵权的湘淮将领心存顾忌,早有除之而后快的想法,为了解除朝廷的疑虑,只有留淮裁湘。而对李鸿章来说,留淮裁湘对他有益无害,还可以继续手握兵权,为自己以后的宦海沉浮加重砝码。李鸿章看出了朝廷的意图,也了解曾国藩的心思,因此也就顺水推舟,坐收渔利了。他给曾国藩写信,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同时强调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同时意味深长地暗示:“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倚恃。”这是在给曾国藩吃定心丸。由于曾李达成默契,裁军工作极为顺利。


更妙的是,尽管曾国藩大声疾呼请求裁撤湘军,但是对自己的去留则只字不提。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他知道:如果自己请求留下,给人贪恋权贵的嫌疑;如果请求解职还乡,好像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还会让人猜疑他回地方招集旧部。他之所以来这么一手,就是因为他深知一点:官场上最避讳的就是功高盖主。因而在事业达到巅峰之际,他懂得收敛自己的锋芒,非常妥善地裁减了他的政治资本湘军,成为他官场生涯的代表作之一。


曾国藩懂得官场行事的“度”,因而得以善终。而韩信则不懂得,所以他战功赫赫最好还是惨遭杀害。


刘邦曾经有一次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


韩信说:“陛下带兵最多也不能超过10万。”


刘邦又问:“那么你呢?”


韩信说:“我是多多益善。”


想想看,这样的回答,刘邦怎么能不耿耿于怀?韩信最后的被杀和他的这种处世态度是有很大关系的。


大智若愚体现的就是一种“度”,既不显得自己很聪明,也不是木讷难教之人,而是一种揣着明白装糊涂。就像曾国藩一样,深谙官场,博学修身,但是总给人一种愚拙的印象。这才真的是真人不露相。


一日一心得


这里所说的“度”是指“限度”,就是要注意事物变化中的数量关系及其可能达到的程度。另外,“度”还指事物外部条件对事物对立双方量变的促成度。这两方面“度”的把握,就是我们常说的火候,“不到火候不揭锅”。


不要有“怀才不遇”的想法


曾国藩语录: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


有的人一遇到不顺或是事业发展达不到自己的期望时,就感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他们会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结到别人头上,好像所有的人都和自己作对,都阻止自己去取得成就一样,借此来掩盖自己的不足,甚至是无能。而事实上,这样做恰恰会将自己的懦弱彻底暴露在别人眼前。


当然,在感叹怀才不遇的人中,有的人可能确实从事的工作并不是自己所喜欢的,不能发挥自己的所长,但是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屈就,因此感到憋闷。而那些庸才发出的“怀才不遇”的感叹,纯属无病呻吟,他们没有真才实学,还总期望得到高的职位和薪水,他们之所以不受重用是因为他们的无能,而不是别人的嫉妒和排挤。


但是,无论是哪种人,都不应该有怀才不遇的想法。因为一旦抱有怀才不遇的想法,那么首先心态就已经失衡了,这样在工作中是很难求得进步的。还会滋生很多的抱怨,进而导致人际关系出现问题。这样一步步被“怀才不遇”的想法禁锢起来,直到让自己动弹不得,等于是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当人人敬而远之的时候,他的出头之日就很渺茫了。


所以,即使是真的是怀才不遇,也不要抱有这样的想法,而应该积极加强和提高自身的修养,从自身找原因去改变这种现状。抱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会把别人的同情都抱怨掉。《中庸》里说:“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君子既不抱怨说上天不给我机会,也不抱怨这个世界没有人了解我,君子能够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不仅不会抱怨、呼天抢地,甚至还会“反求诸己”,更加修养自己的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