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难忘的一声喝彩——我与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陈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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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文艺·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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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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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6054字

在我的创作历程中,有几个打着颇为浓重的情感色彩的感叹号的年份,其中之一是1982年。这年开春,我试写了第一部中篇《初夏》,投寄给《当代》的已可称朋友的编辑老何,他肯定了的优长,也直言其中的亏缺,希望再修改。我一时竟感觉修改难以下手,便放下了,待冷却之后再重新上手。第一次写中篇,写的又是我熟悉不过的与生活同步的农村改革题材,却出手不顺,便有一种挫伤的失败情绪。从新时期文艺复兴到这年开春,我已写了三年多短篇,刚刚编成第一本短篇集《乡村》后,便跃跃欲试较大篇幅的中篇的创作了,不料却如此窝心,尚不属窝气,这个夏天便感觉格外闷热难挨。


待到立秋过后,关中地域的午间虽然依旧酷热,早晨和晚间却清爽可人,我在此间构思完成了又一个中篇《康家小院》,写了草稿,接着又写了正式稿,写得很顺畅,自我感觉挺好。在我有点担心的是,这部中篇的生活背景是刚刚解放的关中乡村,离当代生活较远。我截至《康》文之前的几乎所有,都是与当下生活发展同步的有感而作,第一次从社会热议着的乡村改革生活转过头去,把眼睛投注到业已冷寂的上世纪50年代初的乡村小院,便担心读者尤其是编辑会不会有兴趣。这个时段,恰好接到《界》编辑魏心宏的约稿信,便把《康》稿给他寄去。寄走了稿件,心却一直悬着,不敢设想再来一次需得修改的回信,更不要说“不宜刊用”的结果了。如果再一再二发生这种情况,无疑对我试图较大篇幅的中篇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大约过了半月,接到魏心宏的来信,拆信时竟然心跳加速。及至很快阅完信,心跳愈加加速,却是令我振奋的抑制不住的痛快淋漓的感受,往日的担心就在这一瞬间全部化释了。他在信中说了许多好话,很喜欢《康》文,同时已确定次年前期即见诸《界》。


《康》文的顺利出手,无疑给我难以表述的鼓舞,以中篇创作为主的打算便确定下来,而且付诸实施,当即回过头来再重写《初夏》,从原先的六万字写到八万字,再得老何的审视和指点,又写到了十二万多字,才得他的首肯。我稍有安慰的是,不仅在于我可以把握十二万字篇幅的结构了,更在于对中国乡村的历史性变革,留下了我直接而又颇为动情的文字。这里不能忽视的一点,就自己的创作实践而言,确是得了魏心宏对《康》的欣赏的鼓舞,终于把写得不甚顺利的《初夏》写成了,而且对中篇的写作更为专注了。到1993年末或1994年初,《界》搞了第一届评奖,《康》文有幸获奖,魏心宏来信告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无疑对于正专注于中篇创作的我,又注入一剂无形的却又强烈的精神补养。1984年春天,我趁颁奖的机缘,第一次看到了上海;第一次品尝了鳝鱼的美味,真可惜我们村子稻田里的黄鳝白白生长了;第一次买了皮鞋,是明光锃亮的皮子,自己看着都有点耀眼了;且不说和文学朋友交流获益匪浅的话。


在《界》的那次颁奖聚会时,我结识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老大姐编辑张贺琴。她来和我约稿,为我出中篇集。我几乎没有任何思考便脱口而出答应了,而且真诚地感动亦感谢她的美意,在我另有一种潜在的意识,便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我心中的分量,能在这家出版社出书,是可以引为自信且骄傲的事,可惜我发表的中篇仅有《康》一部,我便和她约定,待我写作的中篇可以编一本集子的时候便送她。之后未过两年,这本定名《初夏》的中篇集的书稿送到她手上了。这是我的第一部中篇集,能在我潜意识里颇有敬重感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无疑是深以为幸运的事。


说来还有一件缺憾的事,张贺琴在编辑我的《初夏》集之后,曾约过我的长篇。我后来写成《白鹿原》,之所以没有给她,确实是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别有一番渊源。“文革”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恢复出版工作,老何到陕西来组织一位知识青年写作的长篇稿,看到了我在《陕西文艺》(即原来的《延河》)发表的短篇《接班以后》,便找到我,让我把这篇短篇放开来写,完全可以写成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我几乎被吓住了,这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连想也从来没敢想过写长篇的事,自然不敢应诺。到新时期文艺复兴伊始,老何仍记着约我写长篇的事,我和他便私下形成一个君子协议,如果我日后能写成长篇,便送他。从第一次见面约稿到写成《白》,几近二十年,算是我对何兄没有食言。然而,张贺琴后来一直和我约稿,我却再无长篇写作,直到她从编辑岗位上退休,我便留下了一种无以言说的缺憾。


直到2009年初夏,我写完了《白鹿原》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十四五万字,可以出一个单行本,首先想到的便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似乎约略可以弥补积存心中十余年的缺憾。可惜张贺琴已退休多年,我便决定送给修晓林。修晓林是我结识多年的一位资深编辑,乐于为作家做嫁衣,我已记不清是哪年哪月和他结识,却留下一种可资信赖的踏实印象;许多年来虽然算不得频繁的接触,仍留下敬业更乐其编辑之业的印象。我把此稿通报给他,满口热情的话,随之在很短的时间便看到样书了。在我有一句没说出口的话,便是对张贺琴的约稿的缺憾,在修晓林这里得以少小的弥补。《寻》书出版时,正赶上上海图书节开幕,约我到图书节开幕式后为读者签名售书,也作为《寻》的首发仪式。我不敢怠慢,应召前往,心里却有点不踏实,想到这种谈创作的小册子,范围太狭窄,文学圈外的读者难得发生兴趣,我自然就有遭遇冷场的尴尬的担心。令我欣慰也大出意料的是,在我走进签名的场子时,看到排着那样长的一列读者,担心顿然消失了,限定的一个小时的签名时间,能为这么多的读者签完怀中所抱的书——《寻》和别的,散文集——就很好了。我只顾签名,几乎没有抬头的余暇,偶尔遇到提问,或是自报家门为在上海工作的陕西乡党,我才和他们说两句话。不觉间一个小时的签名时间已经到点了,签名台上要换另一位签名了,可是我的面前仍然排着一行长长的读者队伍,主办方和我一样不忍看读者失望的脸色,当即作出举措,在签字台的左角临时摆置一张小桌子,由我继续为读者签名。签完最后一个读者的最后一本书,我看了手表,又是整整一个小时。随后有记者追问,其中有一个问题说有人说上海完全是一个商业化的城市,少有人读书,甚至比喻为文化沙漠,问我怎么看。我当即回应,我不大了解上海,不敢附和“沙漠说”;就我今天签名的真实而又直接的感受,上海是文化的绿地,不单是我签名的读者比较多,整个书市里人头攒动,各类书柜书架前都围满了男女读者,中青年男女居多,不乏满头银装的老先生,更有少年读者,都在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文化沙漠说”和这里的气氛不搭调。


偶有机缘到上海,便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几位朋友相聚叙旧,无疑是一件愉快的事。魏心宏仍记得他编发的《康》文,而且问到有没有人把《康》改编电影,我只能遗憾地说没有。他在刊发《康》之后就说过可以改编电影的话,后来每有见面的机缘,都说到这个话题,我便开玩笑说可惜你不搞电影。修晓林永远是平和的乐观,编了什么好书感受到好的风景,便发来一条信息,我还忍不住要询问他的乒乓球又拿了什么比赛的奖牌。还有郏宗培的一篓螃蟹,至今令我感念。那年到上海,正当鲜蟹上市时节,晚餐后,郏宗培开车接我到上海郊外一条批发也零售螃蟹的大路边,为我买下一篓乱爬乱翻的螃蟹。看着执意的他挑拣螃蟹的举动,我的感动和感沛是难以表述的,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总编,未必有此耐心为自家来干这种劳神的事。


2012年3月6日二府庄